三 以人学为中心，与多学科综合、交叉发展的中国学术思想史
（一）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探讨
某一学科得以成立的标志是它必须具备确定的研究对象，以及为探讨本对象所必须坚持的特有的研究方法，最终形成持之有故、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在第一次召开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研讨会上，我国思想史界的领军人物张岂之对《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说：“匡老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一项宏大的工程，除去本身的意义外，还给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新的启发。”(36)蒋广学在《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规律的学科》的标题下，对匡亚明所倡导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作了初步的探讨。后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一文中，蒋把“规律”改为“过程”，并且论述道：
这一过程，就其思想观念的演变而言，它表现为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政治观念和人生观念形成、发展、衰落，最后被融合于当代科学与民主观念之中的历史；而就其存在结构的演变而言，则表现为以《易经》为体，以其他经史为用，和以儒为本，以其他子学为末的结构形式的形成、发展、衰落，最后解体而被各学科的平等发展所代替的历史。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与《易经》为体、儒学为本的存在结构共生、共荣、共衰，共被新思想、新学科所融解，合二者，就是中国思想史。(37)
蒋广学的这段话，实际是对匡亚明以人学为中心，贯穿各领域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抽象化、学术化的表述。这里的“天人合一”就是匡亚明所强调的“人学”。从本体论来说，人学虽然强调摆脱天命的奴役和束缚而获得“人”的自觉，但自觉的尺度仍在合乎天道；从伦理学来说，人学的内容在泛爱众，将他人当作“人”来对待，但在传统的思想家看来，这种仁爱之心仍来自天，所谓“天命之谓性”；从政治学来说，人学的目标是经小康而至大同，实现人人平等，这正是实现天志的要求，由代行“天工”的君王们代代相续而加以完成。所以，匡亚明的“人学”与古代“天人合一”两者可以相互转换。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情况下，蒋仍然用“以人学为中心”的提法。以人学为中心、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中心，并非只研究人学观念或天人合一观念，这样不就成了中国人学思想史了吗？人学、天人合一只是中国学术思想之“体”，它在各学科发挥作用时，都有特殊的内容。研究此“体”贯穿于经史子集中所形成的思想体系的演变过程，就是匡亚明所倡导的思想史，我们今天将之称为中国学术思想史。
那么，以人学、天人合一为体、为中心根据何在？须知，中国思想文化是一个不断创制的过程。而到两汉之际，刘歆在整理和总结历代学术的基础上所创制的目录学体系，成为影响其后近两千年的学术结构。斑固的《汉书·艺文志》是在刘歆《七略》基础上写成的。其文曰：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38)
《乐》，仁；《诗》，义；《礼》，礼；《书》，智；《春秋》，信。而仁义礼智信，是人的常德，《乐》《诗》《礼》《书》《春秋》，就是为教育王公贵族的子弟养成五德而设的。而五种学术的“原”就是讲究以天道推人事的《易》。这就是说，就人学或天人合一之学内部而言，《易经》为体，其他五经为用。而从外部关系说，在两汉之际，又是高居于子学之上的。子学就其来源而言，它们是由不同的职官在“助人君”的过程中形成的：儒出自于主教化的司徒之官，道出自于教君人南面术的史官，阴阳出自于管天象的羲和之官，法出自于主赏罚的理官，名出自于礼官，墨出自于清庙之守，等等。这些学术，三代时均为官学；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后，连“经”都流为“平民之学”，何况“子”？至汉武帝之后，“经”又成为官学，而儒学执行着解经的任务，随之也为官学，其他子学或被儒学内化，或散落民间，所以刘歆、班固将子学排在经后，而又以儒学独尊。上文说“以儒为本，以其他子学为末”，其提法存在缼陷，它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学识不足，当为“以儒为尊，其他子学随后”。后来，随着学术的发展，从经中分出史，从子中分出集，成为所谓“四部”。至清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时，六经顺序大体未变，其子部总序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按序排列，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有术数、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有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最后是释道两家。总之，“儒家本‘六艺’之支流”，释、道两家，虽然在南北朝、隋唐至宋元的某些阶段上，在某些阶层之中，曾风行一时，但至清，“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39)这就是从汉至清的学术结构。蒋广学于《在“〈易〉为经首，子随经末”结构中发展的古代思想史》一文中对其学术结构的形成、演变与其思想发展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40)，此处不再赘述。
（二）多学科综合与交叉发展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对思想史的综合研究或是单科性研究、专题性研究，采取综合的、学科交叉的研究，几乎成了一种趋势。侯外庐学派及其友军中南地区学者采取的就是社会学史与思想史的交叉研究；天文学史家江晓原的《天学真原》，揭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星占学性质，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政治学史与天文学史的交叉研究；还有众多学者将文学思潮与儒释道哲学相交叉研究等。那么，201种《中国思想家评传》作者所创造的综合与交叉的研究方法有什么重要特色呢？
其一，以传统的目录学体系观察中国学术思想的结构性特征，加深对古代思想特质与发展动力的认识。
打开一部部《中国思想家评传》，虽然有将传主生平与其思想浑然一体的写法，但更多的则主要是按其实际的情况，分析其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等。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童强首先将之归类为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分法，是“《易》为经之首，子随经末，儒为子尊，其他子学殿其后”学术结构在个人思想中的反映。从今天的学科分类看，“六经”首先是政治类和政史类的书籍，它们是通过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德的君王实施天人合一的人学法则，教育全民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德行。这不是政治是什么！因而，如果将中国思想文化视为一个大圆圈的话，政治观念就是个圆心。那么，君王何以具备和保持五常德，民众何以能够学得五常德，这是一个心性问题，即所谓的哲学问题。故在政治学、历史学和教育学之外，紧排研究性与天道的哲学。有了五德，就要建功立业，天文历算学、兵学、法学、农学、医学，所谓“格致”之学，又在哲学之外。以上都需要“文”，“文以载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所以文对于王道政治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只能排在围绕仁政王道政治圆心的同心圆的最外圈。这样的学科结构有两个要点：一是所有学术均有政治性，均是政治的工具；二是由于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特性，离圆心较远的学科最容易独立，最终发展为瓦解王道政治以及紧贴着它的心性学说的最活跃的力量。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还会作进一步的论证。
其二，在不同学科的综合与交叉研究中，既要重视不同学科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时代思潮形成发挥的作用，也要重视各具时代特色的人文主义思潮对各学科思想发展的影响，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点。
张岂之说：对于思想史的综合性研究，“应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这是完全正确的。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又可简约为“时代思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41)
梁启超的这段话，特别是说“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堪为不朽名言。但对于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来说，这里没有说及先秦华夏民族的时代思潮，而对于秦之后的时代思潮如何概括，亦似有商榷的余地。先秦的时代思潮可分两段：三代的天治主义（梁在《大势》中已经提到），《尚书》与《诗经》的部分内容均有反映。进入春秋战国之后，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以“人”的自觉向天治主义挑战：或曰人乃神之主；或曰天道远而人道迩；或像孙武“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祷祀而取），不可象于事（不可以卜筮），不可验于度（不可以星占），必取于人”；或像孔子虽然尊崇天命，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他同时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强调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修己以安人。总之，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和人们智力的增长，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那时，还谈不上所谓“国民”）主要是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寻找出现社会问题的根源，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儒家重礼义仁，道家法自然，墨家倡兼爱，法家重法术势。而文学家屈原竟直问天，其《天问》开篇就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这一百家争鸣时期，实是中国人文主义思潮之滥觞也。
秦王朝是中国人文主义初潮的产物，只是因为法家这一支过分鼓吹人的自私性，秦国自商鞅之后，一直用奖罚二柄调动群力，造就一个强大而又野蛮的国家。秦始皇羞与三皇五帝为侔，自以为可以凭一己之力主宰天下，遗福万代子孙，结果因暴二世而亡。汉代经学，实是将王权重新置于“天”的主宰之下，董仲舒认为人道是天道的副本，《白虎通义》将之化为法典；班固史学复从天的意志中寻找社会变迁的动力；三统历将天施、地化与人事糅为一体。汉代实是自然神化的人文主义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无定主，思想界演出“无主题”的变奏曲，但玄学、史学、历算学和南朝的文学以及北方的农学、地理学，无一不在蚕食自然神论。至唐，中国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新高潮：政治家宣称“皇天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于是将均田与租庸调纳进了律典；盛唐文学或以恣扬狂放著色，或以倾诉衷情为高；至中晚唐，古文运动的旗手竟发出“官为民役”的思想光芒。两宋兴起了道德至上主义：理学家受释道二教之启发为之进行心性学的论证，史学家以礼义为纲领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南宋文学以讴歌爱国主义精神为主调。元明两朝，以求实求理为中心的格致学和宣扬情本论的文学得到高度的发展，至明清之际终于在中国的土地上孕育出早期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思潮。晚明至清初西学的传入，使民生主义的思潮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汉宋之争的形式下显示自己的力量。1840年之后，近代中国又出现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体西用论、立宪维新论、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论，各派在政治学、史学、哲学、文学、新闻学各领域展示自己的实力，尔伏我起，一浪高过一浪，艰难地将古老的中国向世界一体化的方向推进。总之，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根本的推动力量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在解决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而促使社会机体的新陈代谢时，形成了一股不断演进的社会思潮：天治主义、礼治主义、人文主义的初潮，自然神论的人文主义，无主题变奏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全面高涨，道德至上主义，早期启蒙思潮和近代百家争鸣。一般说来，在较前的阶段上，处在中心地位的政治推动着各科的发展。文学与格致学最早出现独立的倾向，至元明之后，它们变成了吞食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的革命或破坏力量，促成新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以各学科综合与交叉的方式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时得出的一些结论。
（三）养成仁爱、博通、理性和具有时代使命感的新人格
任何一门学科，不仅有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特殊的学术体系，同时也有特定的目标。没有一种学科、学术是万能的、包治百病而独占天下的。以人学为中心，与多学科综合、交叉发展的中国学术思想史更是如此。既然它是着眼于以何者为人，何者为中国人，何者为具有近代科学、民族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的中国人为中心，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它的目的必然是继承数千年的优良传统，首先是研究者自身，同时要带动周边人和教育有所追求的人养成仁爱、博通、理性和具有时代使命感的新人格。
从孔子讲泛爱众，到孙中山大声提倡博爱，仁爱是中国人之首德。爱比你富有和高贵的人并不困难，爱穷困者、卑贱者，需要你的同情、付出乃至尊重，那就难一些。所以，孔子特别提倡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还将自然的天想象为和设定为仁爱的天，让残害他人的人，尤其是让侵害百姓利益的不仁之君、虎狼之臣遭受天罚。或曰爱有阶级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儒家在爱有等差中，一定要爱到最下层的人，所以提出为政要庶民、富民、教民。直到孙中山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就是为实现博爱创造条件。
博通，当是现代中国人应备的第二大品行。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强调见闻之知。他不仅精通历史及礼乐制度、各项典籍，而且对自然界的异物怪兽亦能分辨，世人无不感佩。所以《中庸》提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可惜，在中国的传统中，特别是在心学家、禅学家那里，轻视见闻之知，科学意识、博学意识常很淡薄，以为只要拍拍良心就可以立地成佛。无数历史证明，知识与人格相离者虽然也是有的，但在通常情况下，知识、眼界、心胸、人生境界是相通的，特别是在现代化社会中，知识还是个人谋生和享受幸福生活最为可靠、最为有力的手段，只有成为自立自强自尊的人，方可谈论伟大的理想。这也是匡亚明要从各科学术中寻找其思想价值之初衷。
理性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即指对任何人生境遇、社会矛盾要持有一种科学的、克制的态度，净静、深入分析此境遇、此矛盾产生的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以坚韧的毅力来解决它们，绝不能动不动就火性爆发。这对于各种矛盾比较突出、比较尖锐的当下非常重要，因为盲动、狂躁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复杂化。在近代革命历史上，在紧要关头极左思潮总是占上风，这说明在我们的民族性中，隐含着可怕的破坏性因素。革命、建设都需要人们的热情和勇敢精神，但热情和勇敢精神要在科学、理性的范围内发挥方能成功。同时，理性也是指合乎生理、合乎社会规范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权力、劳动与资本的结合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有些人像恶狼一样渔猎财色。然而人毕竟是人，有教养、有身份的人，万万不能将自己降格为野蛮人，甚至是禽兽，惟有如此，才可以形成文明、礼义的社会风气。
有时代的使命感，这是一个大课题。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有时代的使命感。勤勤恳恳地做一个平民百姓，好得很。但想做大事的人，必须有如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般的高度自觉。以学问论，不是你想呕心沥血写成大部头的著作就可以不朽的。凡名著必须与看不见的历史需求冥合，尔后在偶然中被历史选中。谁能想到当时的丧家狗孔子竟成了中华思想文化最伟大的奠基人？相比之下，有些风靡一时的人物很可能连同他们的作品一起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以政治家论，不是你使尽浑身解数创造出轰动一时的伟业就可以成为伟人的。许多伟人都要经过长期默默无闻但却是艰苦卓绝的锻炼才在十分紧要的关头被现实的需要推上台，而且在上台之后，还要经过无数的考验，再于其百年之后由历史来评选。时运、时机、时识、时才，长期的必然的磨练，一时的偶然的选择，诸多因缘际会方能成就一个杰出人物。所以，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感者，惟有默默地探寻历史的规律、苦苦地为实现历史的意志奋斗不息，不因一时的顺利而自喜自恣，更不要因一时被弃而自哀自卑，虔诚地将自己的命运交付到无尽事业之中，让心灵与长风共舞，与明月同移，方是杰出人物之相矣。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愿有心探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同仁们以此为箴，在孜孜不倦探寻真理的过程中，求其心灵的快悦吧。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页110。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25（下），页12。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6，页112。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7，页1。
(5) 梁启超著、夏晓虹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导读页13。
(6) 方克立《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1996年第5期；张荣明《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探索与反思》，《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安），2009年第3期。
(7) 依朱维铮说应为16年前。详见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页24。
(8) 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文页1～2。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7，页4。
(1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3～4。
(11) 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版，页3、5。
(12)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7年版，序页4。
(13) 见《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四宾师》，载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修订本），第三卷内容简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5) 张岂之《侯外庐先生思想史研究的卓越贡献》，《哲学研究》（北京），1987年第11期。李学勤《侯外庐先生对古代社会研究的贡献》。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 萧萐父、许苏民《“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我们要作补充说明的是，以萧萐父、李锦全为首的中南学派在改革开放后，重点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史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7) 张岂之《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张世林《学林春秋》二编下册，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
(18)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2～13。
(19)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自序》。
(20) 见匡亚明《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光明日报》1962年9月18日刊。
(21)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50。
(22) 在《孔子人学思想中积极因素的现代价值》一文中，匡亚明从六个方面概括了它的意义：“人作为人的自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义利观”、“苦乐观或幸福观”、“迁善”、“人类的理想王国”。我们的上述文字，是对这六方面意义的进一步概括。
(23) 匡亚明《求索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218。
(24) 匡亚明《求索集》，页64。
(25)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26) 《列宁选集》卷4，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页349。
(27) 匡亚明《求索集》，页183～184。
(28) 匡亚明《求索集》，页207。
(29) 《列宁选集》卷4，页347。
(30) 《论语·八佾》。
(31) 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一），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页184。
(32) ［唐］刘知几《史通·内篇·直书》。
(33) 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页47。
(34) 《论语·为政》。
(35) 匡亚明《求索集》，页187。
(36) 张岂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特色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回顾》，载徐雁执行主编《杰出人物与中国思想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6。
(37) 蒋广学《中国思想史对象讨论之评议》，载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页131。
(38) ［汉］班固《汉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590。
(3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页769。
(40) 蒋广学主编《古代百科学术与中国思想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421～469。
(41) 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正文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