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
经济学首先是由世界观、科学理论、政治思想、公共政策等构成的科学实践，其结构又是由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理论构成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说，本体论与方法论构成理解马克思主义范式与西方经济学范式的两大要素，都包括无论人们是否明确意识的世界观、某种预设的、超历史的方法、基本假设、推理原则、“元叙事”“元科学”概念等(7)，本体论是区别不同研究范式的基础。至于方法论，则与本体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方法会严重影响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它绝对不只是非正统经济学或对方法论上瘾的经济哲学家质疑主流的借口。不同的经济学在其演化发展中遵循不同的研究范式（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组合），让我们从范式的内在机制和动力出发，从讨论西方经济学范式及其代表性研究中的这些基本预设开始。
一、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
所谓研究典范（范式），按照库恩的界定，包括适用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特定假设、概念、理论、分析方法，意欲解决的问题、约定等。在西方经济学边际主义革命以来，其研究对象、分析方法等不断发生重大变化。比如，人的心理本性不再属于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只是部分凭借研究者对人的心理本性的局部感性认识，部分利用了心理学的资料来假定人的心理本性已知；社会环境即政治形式以及法律、政治思想等，同样也不属于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物质环境、技术关系更是理所当然地划归自然科学名下。这样，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既相当狭窄、封闭，以不断强调专业化和形式化为志趣，同时，吊诡的是，经济学又过于宽泛，虽然不时闯入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经济学演化的社会张力缺乏，虽然一度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由于不能兑现其所承诺的研究目标，所以只是流行一时的学术时尚。
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尽管主流学派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多元主义也不时成为一个主要特征。对于西方经济学不时出现许多流派或者学说、主义，有些学者根据“硬核”和“保护带”来划分(8)，这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将其归纳为理论本体与事实本体两种研究范式。
西方经济学范式中的主流子范式，如法国的桥梁道路学派、边际学派、马歇尔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等在微观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瑞典学派、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等成为宏观经济学中的重镇与骨干；貌似异端，实则与主流范式密不可分的特定类型，如奥地利学派在理论本体等领域的研究中具有根本性影响(9)。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摇摆于均衡观念和历史观念之间，尽管一度受到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等冲击，则在主流范式的宏观经济学中占据要津。西方经济学范式中的非主流子范式，如历史学派、（老、后）制度学派、现代制度主义、演进主义（如新熊彼特学派）等，则在经济理论的丛林中占据另一个极端。其中，有些流派（演进主义）以不可知论为哲学基础，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成果采取怀疑主义态度，在人的认识和客观世界之间人为地刻画鸿沟；有些流派如制度主义，深刻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人性概念的缺陷在于享乐主义哲学，批判个体主义方法以及主流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它们采用历史起源方法研究经济制度及其形态，也构成西方经济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面相。
（一）主流范式的世界观
主流经济学世界观的基本根源是希腊哲学宇宙和谐的自然秩序观，背后的经济哲学是构造论的。它们强调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律性，先验地类似于整个宇宙万物之间的和谐与秩序。如果说整个宇宙的和谐完美本质上是基于客观物质性的，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与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相似的，并受制于同一机制，虽然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同基于个体原子的经验实在性（经验与客观的统一）。主流经济学试图揭示人的动机与现象的真实联系，并把它所研究的对象确立为可以用达到目的的手段加以实现的诸多人类行为上。
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社会对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和谐秩序被古希腊哲学家诠释为一种组织构成要素的秩序，以及社会经济事务、政体治理等更高层面的和谐，家庭、团队、政府等诸如此类的社会单元的本体存在，这些经济主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分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构成了一幅和谐、统一、有序的图景。
在自然法与道德哲学的结合过程中，英国古典学派在对自然法进行重大批判的同时，将其引入了道德哲学，开创了自然法理学传统，并对市民德性和自然权利进行调和，进而作出对于经济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亚当•斯密对于经济秩序的系统性勾勒，不仅立足于社会经验事实概括出初步的概念化模型，而且基于永恒不变的人性及自然秩序的思想以经验历史的材料加以丰富和调适该模型。古典经济学在自然秩序思想和人性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经济事件。在牛顿力学自然观的引导下，用“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模拟经济秩序，抽象出大量偶然性、随机性与误差修正背后的必然性。亚当•斯密说，宇宙里有一架巨大的机器，“利用最好的技巧使手段适应于其打算要达到的目的”，类似地，“人类社会，当我们以某种抽象的或哲学的方式对其进行思考时，它也就像是一架巨大的机器”。李嘉图的抽象分析方法所利用的很多工具和假设，都可以看到机械力学中的严格因果、机械决定、自由和谐影子，他集中于被斯密相对忽视的分配理论是一种进步，但以纯粹理论化的不切实际的分析得出政策建议等，在改变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同时即产生诸多弊端，因而被熊彼特等后人斥为“李嘉图恶习”。
作为自然秩序思想的延伸，体现着终极理性世界的经济秩序思想则“肯定是神学信仰”，从而以宇宙是理性大厦，将真理与事实等同的唯心论哲学作为基础。正如凡勃仑的批评，亚当•斯密对经济学中的精神本体论世界观的孕育负有责任，按照这种见识，现实的最终基础是上帝设计的，是一种有目的的自然结果。同时，它假设人已然具有足够的判断力、倾向、本能乃至基因等天赋，人能够在“自然”倾向（如增加他人幸福的亲切和交往的本性）的带领下，在追求私欲的满足时为共同的福利有所贡献，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增进大众福利。新古典及后古典学派一直坚持这种路线，论证资源的有效配置状态就是利益和谐状态。马歇尔的经济利益和谐思想展现在其均衡价格论和收入分配论中。均衡不仅是经济的稳定形态，而且所有的“经济人”均可以实现自身的目标。如此枉顾历史事实的一个极端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他赤裸裸地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固有的阶级矛盾，把和谐看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并任意广泛加以推演。此后，受到波普尔等证伪主义的影响，加之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同属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则包容了利益冲突，淡化了宗教因素，但其当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自然秩序传统与和谐之关联的强调仍不改变。
主流范式的世界观将人类的经验或日常事务分为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两部分。现实世界看起来是无序的、杂乱的，而理性世界则是完美的、终极的，是某种永恒的精神的反映。由于强调超时空的理性宇宙观，人类经济生活就成为宇宙现象的一部分，但人类生活又体现了宇宙中存在的超时空的理性法则。由于静态世界观和理性秩序观，个人在宿命上就是被动的，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探索和革新，这种静态与宿命色彩的世界观意味着，人们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改变世界，基于这些哲学的经济学其目标就是刻画和反映、表达理性世界(10)，并以那个彼岸的理性世界评判人类实践。与此相呼应，作为其文化基础的基督教思维更是强调普遍的精神共通性，无意探讨世俗经济生活的物质需要(11)。正是由于立足于这些静态哲学的根基之上，正统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抹杀了现实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主要关注一个有序的、理性的经济秩序，尽管试图把现实与理论通过经验论相链接，但主体上仍然以理性万能的唯心主义哲学为指归。
（二）主流范式的理论本体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隐含的世界观坚持实在是由“实际的”以及“经验的”两个领域构成，前者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状态，个人被看作人类社会最终的、最小的实物粒子，孤立的个体是社会真实的最终构成部分。作为经济行为主体，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体验，通过主观经验、感觉的整理等，以规律、本质等方式加以客观表现。
原子个体与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虽有形态差异，但都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图画”。基于原子个体动机等因素推引的行为、事件，虽然基于人的认知天赋，但具有可以离开人的意识而保持“客观实在”的属性，并不是人的幻想或某种神秘精神的体现。因此，原子论提供了经济学理论本体的客观基础，并转化为一种突出个体和基本基层单元的思维方式。
主流经济学试图揭示人的动机与现象的真实联系，把它所研究的对象确立为表现为工具性的手段的人类行为，将经济机器的运动原理以数学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李嘉图假设经济参与者是理性和精于计算的，进而，他坚持理论是分析具体问题的先决条件，却不考虑是否适应于基本背景。根据西尼尔的论述，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理性原理，理论的任务是完善体系的逻辑，但李嘉图学派推崇理论本体的结果造成经验证据与理论前提矛盾被长期忽视。约翰•穆勒虽然补充说，演绎模型得出的结论要与事实比较，以发现所谓“扰动因素”，但又认为这会导致新的更多的假设，再通过演绎推理得出新的结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不能解释劳动和资本的交换，以及等量资本必然获得等量利润的事实，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是失败的。这论证了穆勒上述方法论的虚妄。马歇尔致力于锻造经济分析的强大、紧密、高度抽象的理论结构，认为经济学说“不是具体真理的主体，而是发现具体真理的发动机”，局部均衡、其他条件不变、边际量、时间周期、代表性厂商、生产要素等抽象的理论构件是其发动机的构件。在这一精神指引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本体的基本志趣，演化成为庞大复杂而又封闭的理性选择理论。
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学者马克•布劳格所言，“经济学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不用说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动，从而要用人的行为的原因和动机来解释事情的缘由”(12)。实际上，门格尔早已指出，要关注人类生活中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方面，永恒的理论根基必须是有自主经济意识的个人(13)，从而以个人为本体来诠释国家和制度现象具有优先意义。
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个体是社会真实的最终构成部分，“关注社会现象是如何通过个体行为而产生的”。个体主义分为实际上有利于封建绝对专制王权的原子论个体主义（如霍布斯、米塞斯）和强调社会因素而不是心理因素的反原子论个体主义（如哈耶克）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中，反原子论个体主义者认为个体的相互联系是解释社会现象所不可或缺的，也就与社会学、政治哲学等具有天然联系。而原子论个体主义把从自然界获得的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拓展到对经济学的分析中，否认个体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真正的解释。
奥地利学派侧重于心理角度，运用抽象的鲁滨逊-克鲁索模型，抽象掉历史过程与制度安排的影响，抽象推演所谓经济学公理或“人类行为经济学”。其方法论先验主义或主观主义认为，如果不考虑事实背后人们行为的目的，而只是考察事件或物体，不能解释任何事实，也不能增进人们对世界的理解(14)。人类行为是思想的产物，是一种根植于人类行为公理之上的演绎方法(15)，由此，米塞斯、柯茨纳、罗斯巴德等强调原子论式个人主义，试图由个体逐步逻辑地构造出整体分析，以构建统一的人类行为经济学理论。
（三）主流范式的方法论
如前所述，主流范式把经济现象视为一系列经验客体，是客观而独立存在的自然之意识性反映。实际的事件与人们的经验、感知、智识共存，从而实在被认为是可感知到的。实际上，因其理论本体论的取向，加之功能主义哲学观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和各种商品货币拜物教思想的影响下，把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把研究的重点定位于探究事件之间的规律性关联上，尤其关注事件之间所存在的稳定的联系模式。对此，约翰•穆勒进一步强调，经济学的基础是处于完善与修改过程中的经验事实，经济学的规律和公理使经济趋势分析成为对经济现象的最好理解。
因此，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对演绎主义等特定解释方式的推进。演绎法是经济学领域居于统领地位的解释方法，其解释现实现象立足于已有初始条件、假设及公理等，或者从各种事件的常态关联中派生，经过逻辑推理推断出某种观点结论。遵循演绎主义的方式，抽象演绎的研究路径是作为方法论实践，表现为概念的界定、命题的确立、形式理性、普遍性的超时空一般化理论等，作为思维之眼（Mind's Eye）的抽象演绎的任务在于揭示不证自明但通过思维得以确信的原理，进而解释更多的特定事实。
定量化、形式化要求把经济事务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内容的方式，同一形式可以容纳多种内容，经济学的形式化就是寻找适合最广泛经济内容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普遍形式。以此为指导，新古典经济学立足于稀缺性和资源配置这一理论基石，更是将经济学理论转变为数学的形式化表述，以数学与逻辑的运用及改造，以强调社会科学能够且应使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为特征。
量作为事物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度量、计算、测量等具体方法的发展与运用是极其重要的。作为“纯粹”形态研究量的科学，经济学中数学的启发功能使它成为一种有用的智力工具，使人们可以更严格一致地思考外在功能关系，以精准的模式定量化、符号化表达，甚至使之成为自在运转的模型，进而成为演绎主义解释方式的主体而洋洋大观。与奎因的改良自然主义相对应，在“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这一信念下，派生出了大量实证主义与计量应用。但是，尽管自然科学方法可以帮助但也可能限制思考。例如，演绎主义最终导致对严格的数学形式描述经济行为方法的滥用，当这种方法被误置施用于根本不适合的研究对象时，可能产生更多的不良影响。例如，把模型与理论混为一谈，结果在理论的发展中带来同义反复或套套逻辑等致命的缺陷(16)。不无讽刺的是，“现代人探究模型特征的偏好，要远甚于探究现实特征”(17)，以自己选择的假设为基础，展示数学的威力以炫耀，在严谨之中，经济学变得与现实无关！
为了满足形式化建模的需要，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其理论框架中采取两种封闭或研究志趣。内在条件是指一种原因总会导致同样的结果，意即现象的结构是恒定如一的；外在条件封闭是指一种结果总是源于同样的原因，意即在既定的约束和行动中，只有一种结果是可能的。进而主流经济学提出所谓分离法，综合以上两种条件，基于一种封闭系统的思维方式，演绎事件层面对经济现象的决定论解释(18)。因此，杰文斯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企图建立一套推理的规律，他主张“类似物的替代”，即逻辑中的代替完全可以像在代数中一样，以方程式的方式表达命题，把经济学变为逻辑与数学的等同物。瓦尔拉斯、帕内托等指出数理方法是经济学研究的独一方法，并尝试完整构建微观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的严格框架。
功能性、形式化分析的数理经济学逐步主导了经济学研究，其发展立足于大数定理等以消除复杂社会过程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坚持哲学上的实用主义倾向、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注重“以最有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的工具理性。其中，费里德曼倡导的芝加哥方法就是一个典型。在阐述经济科学时，“芝加哥”象征着一种方法，该方法试图将经济理论的运用作为分析相当广泛具体问题的一种工具，为摆脱前述抽象的数学结构的纯粹演绎，该方法又坚持对理论概括进行经验检验，以拒绝没有理论的事实和没有事实的理论。
在封闭体系理论本体中框架关系是恒定的，因此能够使用数学关系表达。客观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异质性，与特定经济事物相联系的、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要素复杂众多，决定了理论分析需要经验验证，以查明经济规律的条件。一种理论可被诸多生动具体的实践活动所证明，则该理论就能够被大家接纳并享有科学规律的地位，否则，如若不能被经验证据所支撑，就无科学价值且应被反驳。基于此，与观察的或实验的数据匹配是统领任何学科的最高规则。而且，历经实证检验，科学的知识体系必然具备日益提升的理论解释力。在这一信念下，经济计量学是检验西方经济学基本假说和原理的工具，尽管这种检验主要是相关性的，不是因果性的，但被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断推进。
尽管西方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认识论和知识论以逻辑实证论为指导，强调理论特质和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形式，以及经验验证程序上的证实、验证、否证；强调理论应该是一种经得起检验的且具有逻辑上一致性的知识整体。但是，这种检验是有局限的，因为依据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主流范式对经济现象的外在表现和现象相互之间的功能性关联加以解析。但主流经济学过度坚持形式主义的方法并忽视对象的本质，导致对于理论本体的屈从，从而失去了推导因果关系、动力机制及本质等存在的逻辑根基。比如，相关分析以经济系统是封闭的为前提，探索现象之间是否具有某种依存关系，并对存在依存关系的现象考察其相关方向和相关程度，它与因果分析有着巨大差别。类似地，由于不关注经济现象形成的制度基础、伦理环境、历史逻辑以及诸多事物的内在联系，计量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检验或预期其相关性，只有在极其个别情况下才能说明因果关系。
总体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虽然也表示，科学理论要合乎逻辑与具有检验内容，但其所隐含的内在矛盾（如主体认知结构与外部对象何以具有一致性等）使其经常必须迁就理性、思维与主观，而牺牲经验、存在与客体。尽管有时也似乎坚持因果观基础上的经济规律的假说，但更强调经济学的形式化、话语的命题性质、概念与概念的同义反复关系，扩展理论的内容。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以瓦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著作为典型代表，严密的逻辑体系一度令人震撼，但是，由于过于强调概念与理论的形式化、一般化，导致客观现实的因果关系分析难以进行。由于它所强调的其实只是相关关系或现象性而非本质性因果关系，强调在封闭系统中可重复度量、量化逻辑关系的检验等，因而其研究对象与范围仅仅局限于外在相关，或者经济生活中可观察的外表，不能分析内在的经济关联，不能揭示经济社会的本质！
二、西方经济学的非主流范式
（一）三种主要的非主流范式
尽管受自然科学中强调理论本体者的影响，经济学中强调理论本体者的产生与发展洋洋大观，但也吊诡地刺激强调事实层面者的产生和反弹。在19世纪下半叶的达尔文革命和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动态和演化的宇宙观，催生了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由于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很难认为个人偏好、技术等不是外生给定不变的，因而个人主义方法的基本前提是不存在的，加之形势变迁时主流思想观念虽欲罔顾非主流学派的攻击，但总是显得无能为力(19)，非主流经济学或异端经济学等也就乘虚而入而得以勃兴。回顾历史，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产生了异端经济学的许多重要先驱，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中非主流范式堪称洋洋大观，这包括重商主义、德国官房学派、历史学派、美国学派、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制度主义、准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等，在主流与非主流并存的多元主义中，非马克思主义异端学派以历史学派、制度主义和演化经济学最为典型。
历史学派，堪称异端经济学的先驱，偏好于历史史实分析、历史事件解读等资料分析，尽管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感因素，但通过历史方法的贯穿而在经济学中持续激荡、时有回响。德国历史学派和英国历史学派是其主要代表，它们形成的时代背景、国别特征和哲学思想有所不同，但使用的方法有相通之处。德国历史学派发源自对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驳斥(20)。但是，在回应20世纪初英法经济学（特别是门格尔）的挑战中，新新历史学派的马克斯•韦伯转而认同自利的“经济人”的假说，认为其应再继续改进，并提出了“理想型”理论。尤其是在对财产权利、资本主义发源以及货币、市场与交易等的分析中，韦伯指出人文科学要通过再现行为主体的内心世界得到理解，这要求将行为对人的主观意义与客观要求结合起来，使社会科学实现在意义水平上的恰当与因果关系上的恰当相结合，新新历史学派的这类观点对理解各类制度形态未来延续的方向和范式造成了巨大影响，也有助于纠正其前辈不承认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只强调经济活动的特殊性，结果陷入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陷阱的谬误。
英国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则发端于对爱尔兰1845—1849年饥荒讨论的理论回应，尤其是对古典经济学方法和内容的驳斥(21)，这一学派受达尔文主义、相对主义哲学影响，强调经济理论的相对性与整体主义，理论与政策同历史密不可分，强调道德问题的必要性，强调事实与统计分析的彻底性，经济学说的开放性等(22)。其鼎盛期是1875—1890年，但在历史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在政策观点上的一次集体交锋（1903）后，被边际革命和数理分析所覆没，此后，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应用经济学领域中得以薪火相传，以计量历史学的形态得以一定程度的恢复。
制度主义（根据Chicago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alism，Malcolm Rutherford，这一术语最早由凡勃仑的一位名叫Robert Hoxie的学生提出）在美国20世纪约兴盛30年左右，试图超越经济人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归结于约束条件的做法，强调人的能动性与结构问题的重要性，大力倡导基于事实的研究范式。近年来，与德国历史主义相呼应，并受奥地利学派影响，制度主义者认识到了历史特定性的重要性，一方面侧重于经济过程的动态性、复杂性和混沌特性(23)，但更加强调个体自由等。制度主义者尝试阐释社会生活中人—物关系（技术）和人—人关系（制度）间的彼此作用，并根植于其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价值理论作为判断标准。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制度主义者认为，经济社会的构成部分是相互矛盾的，社会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技术、制度的相互适应引致社会进步，关键在于技术不断打破制度的阻力。制度主义者尝试抛弃或遏抑对人类社会存在破坏性的、虚伪的礼仪价值，并把创造性能力以及实用的工具价值放于第一位，通过工具体系（技术体系）不断打破制度—仪式体系的妨碍，追求人类生命的持续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例如，在艾尔斯所辨别的价格经济和工业经济中，与虚伪的礼仪价值相应的社会价值是无助于社会福利的、仪式的虚构价值，与实用的工具价值对应的却是经由科技决定且有益于社会福利的持续性价值。可是，尽管制度主义者尝试揭露真正对人存在的有用性与追逐利益及权力等活动之间的冲突，关注资本主义过程本身，但却漠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规律，很少触及资本主义的产生以及资本积累的过程的内在矛盾等重大问题。
经过长期酝酿，在生物学思维的零星回归等因素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非主流经济学的新近代表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文化发展的过程理论”，围绕制度作为演化选择的基本单位，开始赢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早在20世纪前半叶，康芒斯认为，经济体系运作的关键是政府，强调资本主义结构改革以及搜集资料的调查研究方法；凯恩斯则批评微观经济分析，提倡总量经济分析；博尔丁把经济生活看作一个生态系统，认为知识与遗传基因类似，突变即新观念、新知识的产生，等等。此后，在熊彼特、凡勃仑、韦伯等的基础上，在演化博弈论的协助下，制度主义和演化思想大发光芒(24)。这一理论关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前提的变化，强调对社会交互过程和技术转变基本因素的分析，分析偏好的形成及其变迁，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本体论意义上的新事象或“新奇的创生”等重要思想。这一理论既强调惯例的基因遗传机制以反对机械论范式，又强调经济事实的演化过程所包含着的对新事象（创新）的批判实在论解释；这一理论既认为不同层次上展现的特性不同，对高层次特性的剖释不能全部复原到低层次或基本元素的层次上(25)，也反对整体主义的还原论解释。这一理论既对实际经济体制的趋势和联系进行渐进和批判性抽象分析，又反对把过度抽象、故事编造、虚构看作基本方法，回避对真实世界分析困难的取巧之法。这一理论指出经济现象没有结果，主要是过程以及奥地利学派沙克尔的所谓无因之因，经济事实是发展累积和演化的历史过程且面临着严重的信息问题和不确定性，关注焦点不能集中在均衡上；这一理论强调价值驱动和政策定向(26)，反对把手段与目的、事实与价值分裂开来，承认经济行为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和不平等。总之，由于使用时间因素和动态分析，演化过程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分析不同层次上经济系统的动态变迁过程及其耦合，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把变化与创新作为研究的主题中，开辟了非主流经济学的新境界。
（二）非主流学派的方法论
作为异端学派的共同哲学基础，早期由美国哲学家罗伊•伍德•塞拉斯提出，通过英国经济学家劳森等发展的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对主流与异端经济学的方法论差异作了精彩解说。比如，主流经济学认为自然是由事件的规则性构成的，并把经济现象区分为潜在的和实际的、倾向和结果等类型，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认为，这种实证主义自然观是谬误的，世界不仅仅是由事件和人的经验感知构成，而且是由不能直接观察的深层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构成经济世界的这些分层的、有结构的本体，制约着人们已经历或尚未经历的现实事件。有别于经验实在论，批判实在论指出实在自身是有差异的、繁杂的、多层级的(27)。虽然事件的规则性揭示需要一定的分离或封闭。但是，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数学形式化建模能够应用的条件并不具备，经济学数学形式化是它盲目地崇拜自然科学成就的非自主性产物。
因此，应提倡一种区别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论。第一，基于事实本体论，经济学的任务并非预测，而是对人类经济行动的类型进行识别、归类、理解和意义解释(28)。第二，强调对规制和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条件、预期转变进行研究，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为社会经济活动探索更大和更平等的发展机会。第三，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批驳性解析已有的谬误观念，在人们的开放性实践以及自身对世界所持有的观念和理解的转变中(29)，推进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作用之间的良性互动。第四，除了关注新奇惊异创新之外，探索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统一，以唤醒作为兼具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二重性的经济学之内在诉求。总之，演化经济学强调实质性、特殊性，层次性、运动性、历史性是其方法的主要特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从不同的视角否决主流经济学的对象制约，提出应该涵盖更加重要的资源创造（经济剩余）、经济规范等问题。进而言之，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性质存在与主流对立的认识，其非主流方法总是公开或隐含地赞成演化结构、方法论有机主义和社会历史事实本体的预设。可是，这一学派一般都突出个人“心智”的本质作用，并过分突出演化的无目的性、无方向性和多样性，否认预测必要性以及客观规律的存在，这与马克思主义原理并不一致！
历史主义思想起源自意大利启蒙思想家维科，并在18世纪到19世纪盛行于德国，作为德意志民族崛起时的哲学思潮，区别于英法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和普世主义，历史主义包括发展和个体性两大观念(30)。历史主义是对启蒙主义批判的产物，根源于19世纪英国、德国发展道路的分歧，强调个人行动的非理性因素。作为时间上和空间上不同的某种特殊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发展才得以显现，表达这种发展的历史成为理解人的有效指南。作为一个自然变迁的动态过程，人类历史体现出不可复制性特征，代表一种个别的精神，显示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进而历史学派驳斥通过普遍规律或模式进行推理研究，倡议实施历史归纳方法，突出将历史研究方法与生物进化观念的综合，特别是采用历史经验对经济学理论实施证实性或证伪性检验。总之，作为德国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历史学派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并促进了德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归纳了快速发展的经验，虽然也具有诸如滑向不可知论等的消极成分(31)，但重视面向现实的研究风格，在指引经济学转向经验分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制度学派以实用主义哲学和詹姆斯等的非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并根据美国的制度与经验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经济思想加以折中，在凡勃仑、康芒斯、M．克拉克、霍布森、米切尔等基础上加以阐发。受到历史学派观点思潮的影响，凡勃伦的理论体系根植于一系列特别的人性假定条件上。人是社会进化和进步的能动主体，人的行为受到先天人性本身和后天社会环境的两重约束(32)。与此相对应，根据杜威的哲学，凡勃仑将社会视为一个生命过程。社会的生命过程有两个主要的特征或者两个主要方面：制度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社会约束而不是个体本身的重构是重要的。因此，个体偏好不是固定的，其总是处于被型塑这一过程中。“道德理想塑造了制度，而社会制度则塑造了个体的习惯和行为”(33)，于是，人的社会性体现为个人具有多重身份与角色，未必总是以个体自己的利益为目标，理性计算的一般原则亦将因其历史时空背景与社会性而出现相对与多维面相。凡勃伦还提出习俗先于个体的观念、把习惯看作理论解释的重点。在把人的本性主要归结为三个方面（工艺本性、随意的好奇心和父母本性）之后，有别于正统经济学把理性看作人的唯一本性，凡勃伦突出人的社会性、重视制度对于既定物质环境的支撑。至于制度学派的其他主要人物，如康芒斯、米歇尔、艾尔斯等，则发展和丰富了凡勃伦的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按照这一框架，经济由社会政治及文化习惯一并构成，人的经济行为主要决定于文化，经济学中的价值应是社会价值而非单纯的价格；制度学派尤其认为，人类知识的有效性最终依据是否改善人的生存质量来评价，主流经济学无历史的、主观的理性个人主义是虚妄的；他们强调，经济过程而不只是市场、生产力而不只是效率是重要的，经济生活的目标是人类福利，而不是均衡，市场的结果必须受到经济规范的评判，而不是异化地由前者来评判后者(34)。
三、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与非主流范式方法论比较的结论(35)
（一）关于主流范式对非主流范式的吸收综合
美国经济思想史学者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在《经济思想史》（2011）一书中指出，经济理论的发展有两种方式，即相对主义方式与绝对主义方式。相对主义方式强调影响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社会、政治、历史因素与事件背景。正如无政府主义科学哲学家费易拉本德所言，即外部对科学界或科学界承受的社会压力影响理论的发展。经济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如何，就是经济理论的发展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在重商主义时期强调依靠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古典学派初期重视制造业、生产劳动与财富创造，古典学派末期转而关注分配问题，此后在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后，新古典经济学强调消费与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系列转变都不是偶然的(36)，都与经济学家承受的社会“压力”和社会期待密不可分。绝对主义方式考虑经济学自身内在的发展，特别是围绕理论硬核的知识积累与方法进步等。因为一种理论形成后，会沿着其特有的逻辑道路向前发展。一般而言，经济学的发展方式是复合的，如李嘉图工作方法的实质既是抓住时代向他提出来的问题，又运用他通过批评《国富论》所得到的工具去解决它们，他与斯密的区别是侧重点的不同，其成败得失与吸收和综合密不可分。事实上，这种吸收与综合的成效对一个学派的地位有重要影响。比如，历史上的异端可能成为主流，有时候曾经的主流又退化为异端，就与对其他学派是否吸收与综合的态度、行为难脱干系。
无论是主流范式还是异端理论都是因面临同一类问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活动规律进行解释）而产生的。因此，由于研究对象的交集，针对同一现象的不同理论解释，通过不同范式互换观点和相互进行比喻而磨砺，相互替代与相互补充的关系并存其中。前者如马歇尔对杰文斯的更新，主要以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工作为基础，把边际革命中处于胚胎状态的启示发展成为一个壮观的有机整体，从理论本体角度看，建造了经济学的“分析发动机”而影响深远，因而被誉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之父”；后者如在门格尔与施穆勒的方法论之争后，主流经济学受历史学派影响更多强调实证因素，期望历史主义的批评“最终将能够扫除旧有的虚假的权威”。由此可见，虽然异端学派集中在社会经济变化及其外在因素上，但同一时代的主流与异端有时候是相互补充的，因为正统经济学家视为既定的东西，非正统经济学家则试图去加以解释；非正统经济学家视为既定的东西，正统经济学家则试图去加以解释。互动沟通构成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
不同时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又具有不同的个性，综合与剥离都时有出现。例如，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定义在前古典时代、古典时代都与道德科学难以区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就强调其与其他社会科学或道德科学的独立性和分析性，以增强其专业化。这样，主流经济学集中在资源配置问题上，试图使其更像一门科学。不过，过度模仿自然科学进行一些缺乏方法论创新的“雅致”的数学尝试，但却忽视了根本性的社会或制度变革，结果对公共政策只有一些次要的影响！正因如此，现代制度主义者加尔布雷恩批评主流经济学在适应根本性变化方面极为勉强(37)。这又说明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异端经济学吸收的局限性。
但是，研究方法与本体论不同，在解释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同，因而在不同理论之间的竞争、沟通互动中，“取”与“予”的关系及其影响不同，范畴体系的发展轨迹也就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形式（Conception，形式），尽管是具体的客观存在，成为范畴体系的起始元素，但由于人们的感觉、经验、知识、信仰的不同，这种形式概念纷繁复杂、色彩斑斓，最终只有极少数升华构成硬核的核心概念，一些蜕变成为理论硬核之保护带，还有一些过时或被淘汰，从而在一个学派的演化发展中，硬核的夯实与保护带的修正形成经久不衰的回响。
与经济学方法论联系颇为紧密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认为，主流经济学对保护带的修正有退化的与渐进的之分。例如，边际主义产生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学内部发展的结果，是古典经济学发展的逻辑延伸与哲学观变革的结合，尽管与19世纪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数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不乏具有渐进性质的修正，为理论提供新的应用领域。例如，门格尔的理论是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背景下提出的，力图加进独创性成分，建立自己的体系并试图加以发展，表现为门格尔综合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马歇尔对成本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综合也试图融合英国历史学派与边际革命的对立，以创新和替代古典学派。他极不情愿地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分开，又认为经济学研究不应是抽象的“经济人”，而应是一个实在的人，且还应考虑包含道德等在内的制度因素。阿尔钦、费里德曼这类颇有影响的主流经济学者则试图将非主流经济学的演化理论用于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等的解释，美国的“历史—制度”范式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冲突也最终经过萨缪尔森之综合而型塑成所谓现代经济学。正是在不断的吸收综合中，边际革命的成果、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作为理论硬核得以不断检验和夯实。
（二）关于经验性检验与演绎分析的互动沟通
如前所述，主流经济学显示出浓厚形而上学色彩的演绎主义逻辑，立足于先验假设或者抽象定理，在逻辑推理中获得具体结论。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先验主义及唯理主义认为，人的知识是先于感觉经验、先于社会实践而存在的，这就否认了理论同客观世界的反映与被反映的联系。于是，与古典经济学时期的休谟—斯图尔特论式相类似，方法论学者博兰指出，效用最大化并不是同义反复，因而证据本身不具有决定性(38)。描述主义者则认为，理论是一种简要描述所观察现象的方法，表现为一个或一系列事实性陈述。进而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对理论的清晰检验、逻辑相干检验和一致检验。这些检验在执行规则之前可能并不使用，但在解决问题时，使它不模棱两可或含糊不清，就完成了清晰检验；如果规则是有效的，则逻辑相干检验就得到了通过，当结果与我们已经知道的相一致，则它满足了一致性检验。不过，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上述逻辑演绎主义又主张去除形而上学，对科学概念施行绝对的经验主义分析，并通过客观公正的描述个人的主观经验感觉，达到描述内心心理状态的语句与描写外部躯体状态的语句等值互换，基于心理研究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并不是唯一的，这又为边际效用理论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客观应用提供了哲学根据。
实用主义哲学的兴趣在于应用知识或概念来解决问题。因此，制度主义者如康芒斯把现实操作性和评价性问题放在首位，试图提供一种能够指导经济政策制定和立法的理论。与此相类似，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强调经济理论必须从长期和稳定的现象中加以总结，并把实用性看作判断经验命题的一个主要标准。于是，工具主义进而认为，理论是语言或观念上的工具，在启示人们从一系列事实转向另一些事实中发挥作用。后来，实用性检验成为对可接受的规则性知识是否可靠的主要检验，在证伪主义的基础上，费里德曼对结论而不是假设的检验，在与描述主义和工具主义一致的基础上，调和了归纳与演绎的冲突，以适应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要求(39)。除了假设前提的检验(40)、预测性检验之外，近期还有人补充了逻辑一致性、优雅性、延展性、通用性、理论支持或连通性、启发性或衍生性等多项标准(41)，以进行理论优劣之比较。正如制度主义者J.M．克拉克所说，“经济学应该和事实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并占有比正统经济学迄今为止已经占有的资料数据更大的范围。经济学必须建立和这些资料数据的联系，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更多的归纳，也可以通过更多的结果检验，还可以将其他学科领域中专家们可信的结论吸收进来，尤其是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学”(42)。尽管理论检验与比较的标准众多，但总体而言，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计量检验与演绎推理的互动沟通得以优先强调，诺贝尔奖得主哈维莫把经济学研究分为不同阶段，“第一，构建试验性的理论模型；第二，对理论进行验证；第三，估计问题；第四，预测问题”(43)，其中，强调理论本体者认为对理论进行验证的目的在于查明一种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基于事实本体的计量经济学则强调探索性数据分析对于理论分析的前提作用，检验与探索由此构成理论本体经济学与事实本体经济学的前后反复、互动沟通过程的主线。
正如哲学家奎因所言，科学理论是一张网，“一张仅仅在边缘上触及经验的力量场”，必须从整体上加以理解。因此，虽然观察和实验被看作知识获取和假设检验的充分手段。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检验观点一直存在异议，库恩的范式论认为，经验性检验从来不是决定性的。西尼尔、穆勒和凯尔恩斯也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证实不是检验各种经济理论正确和错误的手段，但由于各种扰乱因素的存在，只是确认显然是正确理论的应用范围。证实是人们为发现起干扰作用的原因是否能够解释事实与理论有效性的差异而进行的验证，证实在这里实际上是设置的一种保护带方法措施。反之，历史学派、计量经济学等坚信数据本身可以验证或催生理论，也导致制度主义朝着生涩、没有坚实基础的实证主义转变，并导致其在美国经济学的发展中最终出局。
（三）关于非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
主流与异端的争议，虽有学理上相互补充的一面，但主要是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矛盾冲突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异端学派，有些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如制度主义），有些具有封建主义的糟粕色彩（如历史主义）。从其自身立场出发，非主流经济学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研究如何改良，而不是像主流经济学那样一味地粉饰现实。尤其是近年来，针对“滞胀”问题，其批判的目标转向凯恩斯主义及其他主流经济学。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也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一些较为符合实际的分析。不过，虽然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中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以沟通，但也有不少片面理解，甚至严重歪曲。比如，准制度主义者加尔布雷思的二元体系学说把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说成是计划体系与市场体系的矛盾，这是极其荒谬的。
非主流经济学发展由于缺乏坚实的方法论内核或方法创新，总是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甚或自行消失，或者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而成为历史遗迹(44)。比如，由于实用主义哲学、达尔文进化论等对经济思想的深远影响，20世纪初期制度主义经济学出现而成为一股重要力量，制度主义者强调社会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并试图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解决问题上，通过案例研究与经验研究改变了主流经济学的许多方向。但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如缺乏有效的方法论创新、不能发展出体系化理论框架、过于排斥主流经济学的价格分析等，尤其是不难有效解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于是，罗宾斯说，“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衰退（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表露出制度主义的贫瘠和他们评价的无能：他们的方向错了”(45)。虽然有些制度经济学者唤起了人们对经济周期与垄断的持续关注，其论述则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这一学派从当时的主流退化为边缘(46)，其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非主流范式在其内部相互之间又存在“取”与“予”的关系。例如，凡勃伦批评了历史学派，因为其基本假设是不科学的。虽然历史学派如施穆勒试图找出范例并从因果关系上加以说明，但只集中于各表面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探讨，缺乏本质说明。再如，新历史学派松巴特关于工业资本早期积累来源于地租的理论，“全是从事实联想出来的一些解释性的假说”。非主流范式内部的综合也鲜有成功者。
总之，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强调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性和整体性、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生产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性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一些相通之处(47)。但由于采取变型的“经济人”个体主义分析方法，或者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根深蒂固，缺乏系统、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在生产方式内置的矛盾运动中把握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因而具有明显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