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科学中的比较综合研究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与一般社会科学一起，以帮助人们更为深入地理解社会经济现实为目标。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内部及相互之间，事实上的沟通和借鉴既是必要可能的，也难以避免。我们首先从一般社会科学中的比较—综合研究开始，理解这种研究路径的内容与意义。

一、社会科学中的比较研究

比较是人们认识周围世界最重要、最普遍的手段之一，作为参与认识一切阶段和一切形式的思维因素，在几乎所有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比较、类比、例证、隐喻等作为归纳法的环节，往往促使新思想的产生（如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就与经典作家的比较方法相关联），有助于人们克服偏见与扩展研究活动的视野和领域。但指导思想的不同又会导致比较研究的本质差异。

一般而言，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假设之上，将人性和人的心理看作前提，为的是证明以唯心史观为指导的某种理论服务（如用自然条件、位置等不变因素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由于西方社会科学在进行比较研究时缺乏科学的标准，往往会得出形式主义的错误结论或结果。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了形而上学比较在科学发展中所具有的严重缺陷(1)。另外，西方社会科学在比较研究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探索。例如，比较的重点有时是不同经济社会文化现象的某种相同点，从初步用举例证明某种观点，到力求从相同点出发来推论未知事物的类比方法，有助于认识从零散到结构化，在建立所谓超越不同发展阶段的规范化理论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本身，必然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一个比较研究的任务”。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的论述，在社会科学中，要确定和最有效地认识所研究对象的规律性，只能选择表现得最完整、最清楚的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比较起着其他靠科学实验才能达到的认识功能。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经济史学中的比较方法，其根本特点在于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社会生活，把社会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以探求规律性。早在19世纪，马克思在研究原始社会时，比较了斯拉夫人的公社和墨西哥、秘鲁、古柯尔特以及印度等公社，得出了公社的特征是生产的集体形式的结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运用历史比较研究对国家形式进行三种分析，考察和比较了希腊、罗马、日耳曼氏族瓦解的过程，不仅阐明了一般经济条件的影响，而且判明了不同情况下这一瓦解过程的特点(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历史比较中阐明了每一社会现象的客观实质，如马克思分析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时，通过历史比较方法得出了社会制度决定人们经济行为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比较方法与一般意义的抽象方法是不同的。一般意义的抽象方法如模型方法、理想化方法，尽管可能体现了人们思维的能动性，但侧重于分析与演绎。由于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对于比较的认识总是片面的。比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强调比较分析方法是社会科学中唯一有效的方法，并试图模仿科学方法的最初原则推进比较分析，但难以摆脱缺乏可控实验等因素的影响。与此相反的是，有些西方学者把类比（比较）方法看作“懒人的思维”，当代一些西方学者把比较方法看作计量统计分析的一个初级阶段，熊彼特甚至把比较（隐喻与类比）看作通向真理的假设—演绎之路上的障碍(3)。

比较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抽象方法的结合则更强调与综合归纳法具有内在联系，在理论思维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历史）比较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经验主义性质的现象上，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角度，把它看作推动思维运动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一种方式，因而研究的结果具有科学抽象的价值，是对经济生活的客观认识。

二、社会科学中的综合研究

与“折中”这一贬义翻版不同，按照《辞源》的解释，“综合”有综览、综理、综括、综达之意；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综合”（Synthesis）词条中，“综合”是真理的更高阶段。综合方法是在分析方法把整体分解为各个因素、属性、面相等基础上，再组合成一个整体的思维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这种综合不是机械的、线性的综合，而是辩证综合与系统综合。其中的核心在于科学的指导思想，特别是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指导的标准与方法。

纵观经济学说史，无论是西方经济学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既有滑向折中主义的拼凑式综合，但也看到过站在思想巨人的肩膀上、构成未来经济学发展不可缺少环节之创新式综合。

比如，西方经济学中的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由于继承历史上自然主义传统过多，过于强调自上而下的个人主义方法和形式化抽象分析，虽有具体研究方法的突破，但缺少比较综合综理式创新，不能在宏观意义上为不同流派不同方向提供范式指南，因此在宏观经济学体系的竞争中败给了重视整体分析的凯恩斯主义学派。“现代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家完成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并发现很多问题的结果。”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到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再到曼昆的《经济学》，基于凯恩斯主义的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吸收包括货币数量论和瑞典学派的分析，凭借貌似科学的形式，使其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经典教材(4)。以《通论》为源泉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对重商主义、马尔萨斯、维克赛尔、卡莱茨基的比较综合，从社会学、心理学等相邻学科吸收新的微观假设或构建其微观基础（或者反推“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存在同样多的需要”），除了在政策上表现出生命力外，凭借其理论上的自我进步，构成一个较有成效的、知识累积进步的研究纲领方法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英法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创新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框架。相反，以杜林为代表的折中主义哲学家与庸俗经济学家相类似，在劳动价值论上制造混乱，其综合研究根本上是错误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以及1954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化，其中包含丰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商品经济思想，尽管也存在一些关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局限性，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这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法哲学信念和思维为指导，收集、选择出大量具有促进马克思主义发展意义的经济学事实和问题，坚持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图景相一致的理论逻辑结构。这包括：从社会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目标、人的地位（如厉以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本质、运行、发展三个层次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如逄锦聚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以及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来阐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有的事实和问题进行组织、加工（以卫兴华、张宇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代表）的理论体系，对于夯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具有重要意义。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更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普遍与特殊、个性与共性、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研究与叙述等辩证逻辑角度加以探讨，在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中，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例如，程恩富、胡乐明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在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方法论探索中就颇具特色。但是，以往从方法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存在一定的局限，如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关系问题。有许多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归结为整体主义，虽然马克思主义对于个体主义方法论有深刻批判而更多主张整体论，但马克思主义以强调整体与个体分析的结合为特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绝对排斥理性人范式(5)。

具体到比较—综合方法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一直将其作为一种历久而弥新的方法武器不断运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6)。例如，吴易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三卷本）、魏埙的《现代经济学论纲》、张熏华的《经济规律的探索》等。但是，也应看到有不少比较研究存在一定不足。比如，这些研究一般是局部性的、分离性的，缺乏系统整合综理。有些比较存在庸俗化倾向，局限于名词术语比较而忽略实质内容；有些颇有价值的比较研究急于草率地综合和体系化，对于比较研究中发现的科学成分并无进一步提炼。有些比较研究的材料与观点过于陈旧，缺乏时代性。有些比较研究并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方法等。

按照卡尔纳普等科学哲学研究者的观点，“综合命题”是表述经验事实的命题，它带有客观的信息，因而同谬误有原则的界限；由此延伸的是所谓“综合真理”，就是被经验事实和观察证据证实的真理。通过比较—综合的研究路径，在局部上升到整体中才能使研究对象的意义、结构得以凸显，从而使经济现实的本质得以呈现。需要在思维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经由比较得出的研究对象的各个本质的方面，按其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综合与整合，最终构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除了对经济现实和客观经济关系的研究探索需要比较综合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中，也有一个理论自身生产发展过程中的比较综合问题。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稳步走上强国富民的改革开放道路，这一切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足现实，把人们探索的扎根中国的许多有价值经济思想抽象化成为理论形态。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与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以及人们认识的阶段性，一定历史背景下的比较综合，客观上往往意味着我们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只是一个片段、一个部分、一个视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自身生产发展过程中的比较综合也就成为一个不断深入的创新过程。因此，我们看到，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比较综合得出的命题是人类经济生活本质的正确反映，是被社会经济发展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需要作为思维具体而发展，在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比较参照中深化认识，批判其谬误，增强自身理论体系的活力和创新。

我们认为，当前比较综合方法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就是在问题导向中不断通过比较开拓视野，走综合创新道路。这种比较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要突破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传统体系的限制；这种比较要凸显和批判西方经济学范式或分析框架的弊病与局限，但并不排斥学习与吸收其科学成分；这种比较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知识成分，但要坚持和发展经济学本身的内核和工具；这种比较要客观面对现实与理论之间的不一致，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又要以夯实和升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构件为旨归；这种比较是在层层推进中得以升华的。通过在比较中出新知，在看似熟悉的理论比较中比较出新意、呈现出出彩的新表述；通过在新知与正确的旧知的综合中提炼出真知，进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与世界经济现实的检验，将若干科学思维成分或元素有机地、有序地构造成理论主线与理论体系，在得到更高层次科学认识中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