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发展体系”的重要论述是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
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发展理念，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一）绿色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面阐释。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同时也将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作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这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总体要求，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态文明观，明确揭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客观规律，提出了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行动纲领，确立了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目标(21)，可以说形成了系统的绿色发展理论。
（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理论创新
绿色发展思想的提出，尤其是“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2)观点的提出，是人类对如何提高生产力的认识的深化。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这里，环境因素更多的是作为被改造的对象，而绿色发展则是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自然力对人类社会反作用的思想融入了认识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学，更好地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如何保护和改善环境，从而发展生产力，这提出了如何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命题。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经济活动外部性的认识都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实践也都是从无到有。其中，将环境效应作为社会成本的一部分考虑，产生了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生态保护的正外部性等如何内部化以反映真实的经济活动的问题；也就是将环境因素的反作用纳入生产力考虑后，如何使生产关系反映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问题，这成为各国日益重视的重大命题。对于西方私有制国家而言，让外部性内部化，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将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收益或社会成本，转为私人收益或私人成本，从而真实反映经济活动的社会收益或社会成本；对于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则需要将环境质量的变化纳入生产资料的范畴，同时将环境效益作为产品分配的重要内容，在公有制下统一考虑；而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下，改善环境从而发展生产力，更多地体现在要深化对生产关系的认识，将环境因素纳入生产关系范畴，通过调整完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善生产关系，从而适应和发展生产力。
（三）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把绿色发展体系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是对全球具有重大影响的实践创新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自然和物质资源形成快速消耗，污染物跨界转移、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海洋环境恶化、毁林和荒漠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都需要探索的战略性问题。
西方发达经济体早于我国开展了绿色发展实践，但其实践都开始于经济稳定增长阶段之后，给当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提供的借鉴意义有限。自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发源以来，经历了约200年的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重建完成后，英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相继提出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等理论，并开展了实践。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陆续爆发了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使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后，积累了充分的资金和技术，人民的思想状态得到提高，对于美好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提升，从而使得绿色发展成为民意，进而成为一些政党执政的自觉行为。从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看，西方国家提出并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有两个优势条件：一是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阶段，除了利用自身资源外，大量借助殖民地资源满足了发展所需，减轻了对自身自然环境的破坏；二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面临的环境问题以本地空气污染、水污染、局部毁林等区域性环境问题居多，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出现在发达国家经济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之后，降低了其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难度。客观上讲，西方国家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政策起到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然而发达国家的这些好的实践并未上升为西方价值观中的“普世价值”，对政策、执政者的全局性、系统性、道德性影响不强，因此出现了美国特朗普总统当选后声明退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重大绿色政策反复。
我国把绿色发展融入最高发展理念，有利于实现其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发挥其对国家“五位一体”建设具体行动的先导作用。我国提出绿色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已经深入人心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逐步积累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财富的自身有利条件下，在西方国家开展绿色发展探索提供有益借鉴的便利下，面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我国提出绿色发展并不仅仅是要解决环境污染治理的问题，而是要从系统上、根本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因此必须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根源出发，通过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使得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
我国在确定实现小康发展目标之前就将绿色发展融入最高发展理念，有助于为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我国当前仍在朝向实现小康发展目标的过程之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的科技实力、产业竞争力、文化影响力等方面与美欧日西方发达国家（地区）还有较大差距。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我国还处于爬坡期，在经济结构、居民收入水平、资金、技术、文化等方面还面临许多挑战。与此同时，我国当前面临国内的区域环境问题、全球环境问题的叠加，这也是全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状。正因如此，我国在现阶段提出绿色发展是着眼于尽快改变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旧发展思路，要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打通绿色发展的隧道，走经济增长与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新路。我国探索这一道路的实践虽然艰难，但是在国际上将具有重大战略和现实意义。
(1)《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
(2)《荀子·王制》。
(3)《论语·学而》。
(4)《论语·八佾》。
(5)《论语·子罕》。
(6)《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7)《墨子·节用（上）》：“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8)《墨子·辞过》。
(9)《老子》第四十六章。
(10)《周易·节卦》：“不节若，则嗟若，无咎；安节，亨。”
(11)《史记·五帝本纪》。
(12)《史记·周本纪》：“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於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
(13)《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5)马克思．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8-05-04［2018-07-17］．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04/c_1122784792.htm.
(17)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EB/OL］．新华社，2018-05-20［2018-07-17］．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0941295287079568&wfr=spider&for=pc.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9)习近平．保护生态环境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A］//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92.
(20)王金南，曹东，陈潇君．国家绿色发展战略规划的初步构想［J］．环境保护，2006（3b）：39-43；刘思华．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绿色发展［J］．当代经济研究，2011（5）：65-70；李晓西.“绿色化”突出了绿色发展的三个新特征［EB/OL］．2015-05-20［2018-07-17］．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0/c_127820349.htm；朱坦，高帅．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几点认识［J］．环境保护，2017，45（8）：10-13.
(21)杨伟民．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第一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71-377.
(22)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EB/OL］．人民网，2013-05-24；习近平．建设美丽中国，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EB/OL］．2016-12-01［2018-07-17］．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6/1201/c385476-289161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