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市场经济自由度的问题

根据世界经济自由度比较结果，中国经济在强化保护私有产权尤其是保护知识产权，保持高效廉洁的行政服务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破除部分行业的行政垄断，促进金融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方面还相对滞后。中国致力于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学习、包容和创新的大国，坚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进一步在深化全面改革开放进程中重视经济发展的弱势和短板，更好地提高经济市场化发展水平。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解释，经济自由是人们获得更好的机会和生活质量的关键要素⁽⁸⁾。它意味着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生产、销售和使用自己的资源，同时要尊重他人做同样事情的权利。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不受政府干预的程度，其基础是个人选择、自愿交易、取得报酬和产权保障。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立论基础是经济自由能够带来经济繁荣。换言之，经济自由是驱动世界财富增长的重要引擎，既是通往繁荣之路，也是衡量社会繁荣兴衰的重要尺度，影响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率。照此逻辑，生活在经济自由度高的社会，意味着高收入、低贫困、少失业、长寿命以及洁净的环境等，即经济自由度越高，人类发展水平越高，人民生活质量就越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深化改革开放进程全面加速推进，首要以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从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本届政府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加大对腐败问题的审查惩戒力度，经济开放程度将会有所提升。如何衡量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成效，如何评价中国市场经济的自由开放程度，需要借助国际上有关经济自由程度的评价系统，以反映中国市场经济在世界上的开放程度，并以此为参照标杆寻找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经济自由度略显偏低但在逐步改善

当前，关于经济自由度评价的研究相当多，主要有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发布的卡托指数——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以及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有关市场效率评价的内容。其中，关于经济自由度的评价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影响最为广泛，该指数已经连续发布了24年，是全球最权威的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标之一。

（一）中国经济自由度在全球略显偏低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经济自由度较为落后，但近年来呈现出逐步走高的态势。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发布的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2018年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110位，比2015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仍落后于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如G7，它们多数是经济比较自由的经济体。除中国香港、新加坡、瑞士等经济自由度高的小型经济体外，在金砖国家中，除南非属于有限自由经济体之外，其余4个国家均属于基本不自由经济体，中国经济自由度仅略低于俄罗斯，但已经高于巴西和印度（见图2-5）。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自由度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而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差距较小。

（二）中国经济自由度总体上是不断改善的

从经济自由度的变化轨迹看，中国经济自由度不断得到改善，这与中国经济实施改革开放的现实是相符合的。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在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中总体排名是呈上升趋势的，2015年度综合得分与1995年度增加了0.7分（2016年度下降并与1995年度持平），2017年年度增加了2项指标（其中将原来的腐败指标拆分为司法效力和政府公信力2个指标，增加税收负担的新指标）后，中国的经济自由度综合得分和总体排名大幅提升，其中综合得分提升至57.4，而在180个经济体中经济自由度排名提升至第111位，调整后中国经济自由度改善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贸易和商业自由度提升、政府税收负担减轻、政府公信力和司法效力以及物价水平控制方面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短期走势来看，与2017年度相比，中国在政府公信力、司法效力、商业和投资自由方面有所进步，在贸易自由、财政健康、产权保护、劳动力自由和政府开支控制方面有所下滑。即便在参与评比的世界经济体个数达到186位（实际参与排名的有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下，2018年中国在世界自由度排行榜中的名次较上年也只提升了1位。排位偏低的实际情况也反映出中国政府的市场干预仍然存在（见表2-5）。

（三）中国经济自由度局部领域尚受压制

中国经济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加大。2014—2016年，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过度依赖的投资增速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生产效率仍受到一定的压制。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近年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投资自由和政府支出有所下降，但在劳动力自由、商业自由和减少腐败等方面的大幅改善，抵消了政府支出控制和货币自由度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值得注意的是，2014—2016年的分项排名中，中国经济环境中产权和腐败两方面的得分仍然偏低，这说明法制框架和契约精神方面的制度设计仍存在较大的欠缺。以2015年为例，2015年度中国的经济自由度较2014年度增加了0.2分，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0.4分，即便在亚太地区42个经济体中排名也不靠前，仅列在第30位（见表2-6）。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尽管在财产权、腐败、商业、投资和金融等5个领域有较大差距，表现为私人财产权保护还不够理想，投资和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不够，政府腐败严重侵蚀商业自由活动，行政审批繁多增加商业交易成本。但与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在财政稳健控制上较为领先，在其他领域的自由度相差并不大，如中国只在惩治腐败和控制物价稳定等方面比俄罗斯更自由一些，其他领域与俄罗斯基本相似。值得指出的是，若按照与已获欧美国家市场经济地位承认的俄罗斯相比，中国已经基本达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标准，理应得到世界的承认⁽⁹⁾。实际上，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自由度已经有所提升，但是在商业、产权保护、廉政程度、投资便利化和金融市场化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经济自由度评价体系有其固有的缺陷

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仍未得到多数发达国家的认可，但是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完全融入世界市场，自由开放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由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共同编制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有失偏颇，且不说美国传统基金会本身具有的政治倾向，单是经济自由度指数编制方法本身就存在较大的缺陷，使其反映不出中国经济自由开放程度的变化。对此，笔者进行认真分析和评论，以正视听。

（一）经济自由度测量指标体系并不完善

2007年之前，传统基金会编制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按照1～5的评分与评价呈反向关系的办法，采用10个子项50个指标；其中包含“工资和物价”“行业监管”及“黑市交易”等较难测量的维度，但不包含“劳工自由度”这个子项。2007年对该指标体系做了较大调整，改为1～100的评分与评价正向关系办法，同时合并了“货币政策”与“工资和价格”两项指标，新增了“劳工自由度”子项。2017年，传统基金会对该指标重新做了调整，取消了“腐败”这一指标，增加了“司法效力”和“政府公信力”两项指标，同时增加了“税收负担”的指标，但这也只是小修小补，而且主观性更强，与很多直接感受很不相符。即便指标体系更加明确、详细，指标体系也仍会有疏漏，如对经济发展规划、技术成果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没有考虑，特别是政府经济政策或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有时会产生决定性影响，但在目前的体系中均未得到反映。这就削弱了指标评价的科学性与说服力。针对这一指标体系，国内的经济学者做了修正，并由此得出2001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指数已经高达69%，已经成为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世界应该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¹⁰⁾。作为对比，倘若考察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名情况，2014年度中国则排在148个经济体中的第29位，即便不考虑综合竞争力排名，只考虑分项指标，中国在商品市场效率、劳工市场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方面在148个经济体中的排名也不是很落后，分列第61位、第34位和第54位；而在商业成熟度（自由度）和组织机制灵活性方面则排在第45位和第47位，并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经济自由度的立论基础不牢靠

传统基金会编制经济自由度评价体系的立论基础如上所述，与经济自由度较低的国家相比，经济自由度较高的国家会拥有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且更加繁荣。简言之，经济自由是通往繁荣之路。这就意味着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正向因果关系。

从长期角度看，国外研究认为经济自由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但在经济自由对经济增长内在作用机理的理解上并不一致。从短期角度看，并不是经济越自由就越有效率，只有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自由度才能最优地推动经济发展。即便是发达经济体，人均GDP高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自由度高，如日本经济高度发达，但其经济自由度在全球位列第25位。类似地，对多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体，其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缺少显著的正相关性⁽¹¹⁾。

尽管传统基金会的研究者研究认为经济自由度指数与实际GDP和人均GDP（购买力平价）在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但这也只是停留在总体的统计意义上，并没有针对各个分项情况作因果关系判断。按照经济自由度越高，经济发展越好的立论，中国经济发展应该较差，而事实是中国经济发展却保持着较高增速，这就出现了一个中国式的悖论。即从中国的得分来看，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见图2-6和图2-7），只有2017—2018年调整指标后的经济自由度数值才开始与GDP和人均GDP有一定的拟合效应，这要么意味着指标体系存在严重偏差，要么意味着立论基础并不牢靠。

（三）综合得分平均数掩盖样本差异

不考虑样本人口规模、经济总量、政权更迭稳定等因素的差异，而只对选定的指数采用简单加权平均，容易陷入“平均数陷阱”，掩盖量变带来的质变差异，缺乏平衡差异的权重系统，难免会使评价结果失之偏颇。例如，2015年度经济自由度排名中，位列中国前后的经济体是非洲的多哥和利比里亚两个国家，无论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还是贸易投资、经济健康程度，中国都具有领先优势，而由该指标体系得出三国经济自由度相似的结果，则意味着指标体系本身存在较大的缺陷。

（四）多项指标数据测评灵敏度不够

且不说数据的可获得性，单从历年中国自由度指数分项得分来看，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测评便不具备普遍的可操作性。例如，财产权自由度一项，1995—2006年中国的得分都是30分，而2007—2015年中国的得分反而均下调至20分，同样也有金融自由和投资自由两个方面，2017年中国的分项得分分别由2016年的30分下调至20分，似乎有人为调低的嫌疑。由此推知该项指标得分欠精确，缺乏灵敏性，从而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可信度。类似的分项指标还包括金融自由度、投资自由度和腐败对经济自由度的影响3项指标，倘若接近一半的指标失去灵敏度，那么评价结果就很难具有说服力。

三、评价分析帮助发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缺乏科学性和精确性，但是该指数已经实施了24年，在世界上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毕竟通过横向比较，有助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差距，通过纵向分析，也能帮助寻找到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倘若加快提高经济自由度，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市场经济在国际中的地位。

（一）发现弱势经济因素，促进经济健康、平稳发展

在2015年度的世界经济自由度各项排名中，中国在腐败自由度、财政自由度、货币自由度和贸易自由度方面的得分均低于世界178个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同样在2018年度世界经济自由度各项排名中，中国不仅在总得分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0.1分），而且在财产权、税收负担以及商业、货币、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度等方面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投资和金融自由度方面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30分。为此，中国政府要加快提升经济自由度，就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反腐败力度和廉政建设，维持财政稳定和收支预算透明，设计有竞争力的税制，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加速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健全稳健的宏观调控机制，进一步打破能源资源等关键要素领域的行政垄断，放松部分商品或要素的价格管制，加强与国外经济的联系，推进区域贸易一体化和自由化，增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贸紧密程度。通过横向对比，有助于中国发现经济发展中的不足，尽可能逐步降低弱势因素对经济自由的拖累，并把弱势因素改造成优势因素。例如，中国在司法效力、政府公信力、财政健康程度、政府支出和劳动自由度等方面表现相对良好，各项评分均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今后，随着政府预算约束增强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可能会削弱，为此还要把这些既有优势巩固下去，进一步强化政府支出管理、增强财政健全性、维护好司法效力和政府公信力，继续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快推进社会保障、户籍、住房和劳动合同等方面的改革，在发展社会事业方面特别是教育和公民健康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提升优势因素对经济自由度的贡献。

（二）重视经济制约因素，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

除了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弱势因素，一些制约因素如财产权自由度、商业自由度、投资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按照2016年度之前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计算的产权自由度，中国得分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0多分。中国该项得分虽欠精确，但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差距，这提示中国政府要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推进私人产权法规制度领域的改革，进一步完善私人产权保护和法治环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尊重和保障人权，尽可能减少司法系统的腐败，减少政府对司法系统的行政干扰。

2018年度的经济自由度排名中，在商业自由度方面，中国的得分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0分左右，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还要进一步提高商业行政效率，减少对商业活动的人为限制，继续简政放权，给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加快降低商业活动的交易成本。

在投资自由度方面，中国的得分较世界平均水平低了25～30分，这固然有评价机构对中国外资管制带有偏见的因素，但是也不排除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可能正在恶化，还需要打破国内行政垄断经营，进一步消除对垄断行业的非公有资本进入壁垒；目前在市场准入、资本项目、融资便利等领域尚存在严重的管制行为，为此需要政府进一步放松外商投资审批体制，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引入国外竞争者，激发民族企业的活力。

此外，在金融自由度方面，中国的得分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0～30分，尽管我们也质疑该得分的精确性，但中国金融系统仍然相对封闭，较高的存贷比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释放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

（三）促进经济自由化让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加充分发挥

经济自由化与经济市场化虽非同一概念，但二者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衡量自由度的相关指标与国内主要市场化指标可以相互对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本身形成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从而推进资源的有效利用，持续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往温和的、修修补补的、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已很难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¹²⁾，因而需要一次全面的深化改革。促进经济自由更能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市场中的作用，鼓励企业家们寻找和利用市场中的盈利机会，实现创新、创造和创业，为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平台，促进创新精神传承。促进经济自由带来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促进私人投资和商业活动更趋活跃，让社会资本更多地流向能创造更大价值的领域。

（四）促进经济自由化有助于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确认

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经贸取得了长足发展，现在对外贸易额已经排在世界第一位，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¹³⁾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的承认，部分中国企业也完全得到了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同等待遇。早在2011年末，全球就已经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经济体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而当前仍然未获得美国、欧盟、日本以及全球40个左右高收入国家中的30多个经济体的承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议定书》（2001年11月10日，多哈），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在“入世”15年后终止，即到2016年12月11日，其他缔约国不能再借口中国不具备“市场经济地位”而以替代国产品为参照来对中国进行“反倾销”，尽管WTO没有在这份缔约文件中明确指出15年之后中国将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实际上这应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自动获得承认。应当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将会赢得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从而进一步改善中国产品面临的贸易环境，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

（五）促进经济自由化有助于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见贤思齐，择其善者而从之。加快中国经济自由化进程，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更健康、稳定地发展。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的全面深化改革，将会加快推进经济自由化进程，重点包括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通过修订《劳工合同法》，加快劳资双方自由议价的空间；加快放松证券、股票、银行等敏感行业对外资进入的限制；通过发展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减少对资源分配、价格形成、产出规模等行政干预；通过法规制度的整顿修订，进一步扫清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法规政策障碍；促使在会计审计、公司破产、财产保护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加快实施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减少对信贷、利率、资本市场等领域的管制。很明显，这些政策措施将会有利于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提升，也自然有利于让更多的高收入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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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　民营经济是除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独资及其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国有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所有民营经济、民营科技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类型。

(4)　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56-71.

(5)　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是由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他物权。

(6)　1998年2月国务院第241号令《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核定发布中国重要矿产品目录，随后在2011年11月国办发〔2001〕85号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意见的通知》中再次列出34种重要矿产品目录：1煤；2石油；3油页岩；4烃类天然气；5二氧化碳气；6煤成（层）气；7地热；8放射性矿产；9金；10银；11铂；12锰；13铬；14钴；15铁；16铜；17铅；18锌；19铝；20镍；21钨；22锡；23锑；24钼；25稀土；26磷；27钾；28硫；29锶；30金刚石；31铌；32钽；33石棉；34矿泉水。

(7)　在中国，矿业权市场分为一级出让市场和二级转让市场。一级市场是国家向使用者有偿、有期限地出让矿业权，二级市场则是矿业权在不同矿业权人之间的横向转让，包括合作勘查或开采、作价出资、上市、出租、抵押等。

(8)　http://www.economicfreedom.org.

(9)　范爱军，罗璇．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认与改革进程评价——基于经济自由度的视角［J］．经济学动态，2009（5）：34-38.

(10)　李晓西．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

(11)　李丽，徐明峰．转轨国家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6（7）：84-89.

(12)　［美］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M］．熊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3)　市场经济地位（Market Economy Status）反映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状况或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在反倾销调查中，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