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宏观经济发展报告(2017):新常态、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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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陕西经济发展的投资效率分析

选择两种指标来分析新常态下陕西省经济发展投资效率:一是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指标,其计算公式为“ICOR=固定资产投资额/GDP增加值”,ICOR反映了一个单位的GDP增量需要多少个单位的投资拉动,增量资本产出比率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低,增量资本产出比率越小表明投资效率越高。因此,依据ICOR指标可以从边际水平上来分析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的变化。第二种指标是资本投入产出比指标,即R=GDP/I∗100%,它是根据平均每单位投资可带来GDP的多少来分析投资效率,因此可以从平均水平上来评价“十二五”期间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的高低。

4.2.1 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分析

(1)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十二五”期间,陕西省“三驾马车”对GDP增长量的贡献程度如表4-12所示。

表4-12 陕西省“三驾马车”对GDP增长量的贡献程度分析  (%)

续表

资料来源:《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15年》

由表4-12可知,“十二五”期间,投资对陕西省GDP的贡献率一直在50%以上,因此陕西省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仍然是投资。但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逐年降低,从2011年的68.2%降低到2015年的53.4%,平均每年降低3.7个百分点,说明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在“十二五”期间有所降低。

(2)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分析

陕西省自2000年以来的ICOR指标变化情况如图4-5所示。

图4-5 陕西省ICOR指标变化态势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2016)》

由图4-5可知,2000年以来,除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陕西省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效率较低以外,其2012年之前的ICOR指标值一直小于5,说明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在这十余年间一直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高效状态。从2012年开始,陕西省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长期以来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忽视技术进步、结构优化,以致出现了经济与社会、城乡、地区、收入分配等结构失衡问题,从而影响了投资效率,使得ICOR明显上升,在2014年超过了10,并于2015年达到了41.14,即2015年要新增加1单位GDP需要41.14单位投资来拉动。由此表明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在“十二五”期间逐年降低。

陕西省资本投入产出比率的变化趋势如图4-6所示。从资本投入产出比率的变化趋势来看,陕西省自2000年以来,平均每单位投资所带来的GDP逐年减少。“十二五”期间,资本投入产出比由1.29降低到0.92,说明2015年平均每单位投资可带来的GDP比2011年减少了0.37个单位,这从平均水平上反映了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明显降低。

图4-6 陕西省资本投入产出比的变化趋势

4.2.2 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的结构分析

(1)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的地区结构分析

先分析陕西省三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然后再进一步分析11个市、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第一,陕西省三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分析。陕南地区的投资效率指标ICOR在“十二五”期间基本一直处于0~5,相比于关中和陕北地区,投资效率较高、较稳定;关中地区ICOR指标值逐年显著增高,说明关中地区在“十二五”期间投资效率逐年降低,尤其从2013年开始,投资效率明显降低;陕北地区在2013年之前投资效率指标ICOR较小,从2013年开始ICOR显著增加,2015年甚至出现了负值。这说明2013年之前,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投资效率较高,而从2013年开始,投资效率显著降低,2015年由于延安和榆林的GDP出现了负增长,导致ICOR指标出现负值,投资效率更是大幅度降低。“十二五”期间陕西省三大地区资本投入产出比率变化趋势如图4-7所示。

图4-7 陕西省三大地区资本投入产出比率变化情况

由图4-7可知,“十二五”期间,陕西省三大地区平均每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可带来GDP逐年减少,关中、陕南、陕北地区2015年平均每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可带来GDP较2011年分别减少0.27个、0.42个和0.29个单位。三大地区之间相比,陕北地区平均每单位投资可带来的GDP最多,关中地区平均每单位投资可带来的GDP最少。

第二,陕西省11个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分析。陕西省11个市、区的ICOR指标值如表4-13所示。

表4-13 陕西省11个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效率指标ICOR值

续表

由表4-13可知,陕西省的11个市、区在“十二五”期间ICOR指标值普遍增加,尤其在2015年都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说明这11个市、区的投资效率普遍降低,并且在2015年显著降低。其中,西安、宝鸡、汉中、安康、商洛和杨凌的投资效率指标ICOR基本上都从个位数上升到了两位数:西安的投资效率指标由2011年的5.4增加到2015年的16.7,说明2011年要增加1单位GDP需要5.4单位投资拉动,而2015年要增加1单位GDP需要16.7单位投资拉动,投资效率降低了2倍;宝鸡的投资效率指标由2011年的5.1增加到2015年的17.8,投资效率降低了2.5倍;汉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降低了4.6倍;安康、商洛、杨凌在“十二五”期间的投资效率分别降低了1.4倍、3.1倍和3.9倍。咸阳、渭南两地投资效率降低尤为显著,咸阳和渭南2015年的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分别为43.29和46,表明要增加1单位GDP,咸阳和渭南需要分别增加43.3单位和46单位投资来拉动,相比于2011年的ICOR指标4.8和4,咸阳和渭南这十年间投资效率分别下降了8倍和10.5倍。铜川、延安和榆林的GDP在2015年出现了负增长,导致这三个市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出现了负值。其中,榆林、铜川和延安2015年的投资额均在2014年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在投资额增加的情况下,GDP反而降低,足以说明这三个地区的投资效率非常低。

(2)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的产业和行业结构分析

陕西省第一、第二产业的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指标值在2013年之前基本处于0~5,从2013年开始ICOR指标值明显增加,尤其是在2015年,第一产业ICOR指标值超过了30,第二产业ICOR指标值出现了负值,这说明陕西省第一、第二产业在2013年之前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基本处于稳定高效的状态。2013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的出现,陕西省第一、第二产业经济发展投资效率明显降低。第三产业增量资本—产出比指标在2014年及以前相比于第一、第二产业一直较高,其数值在2012年之前基本处于0~10,2012年以后稍有上升,基本稳定在15左右。这说明陕西省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一直较低,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的出现,第三产业投资效率基本保持稳定状态。

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因此,要分析陕西省三次产业投资效率的变化,也可以使用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与其产值比重来说明。“十二五”期间陕西省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GDP比重的变化趋势如表4-14所示。

表4-14 陕西省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GDP贡献率

第一产业投资比重逐年增加,5年内增加了1.7个百分点,而GDP比重在5年内减少了0.9个百分点。随着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增加,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减少,说明陕西省第一产业在“十二五”期间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有所下降。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降低了9.8个百分点,GDP比重降低了5个百分点,说明陕西省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随着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降低而降低。第三产业投资比重增加了8个百分点,GDP比重增加了5.9个百分点,说明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有效拉动了其产值增加。

(3)陕西省八大工业支柱产业“十二五”期间投资效率分析

“十二五”期间陕西省八大工业支柱产业固定资产投入产出比率变化情况如表4-15所示。

表4-15 陕西省八大工业支柱产业“十二五”期间投入产出比

由表4-15可知,除有色冶金工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外,陕西省其余六大工业支柱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在“十二五”期间都有所降低。其中,装备制造工业投资效率降低最为显著,其2015年平均每单位投资可带来GDP相比于2011年降低了50%以上,其次是医药制造业,其2015年平均每单位投资可带来GDP比2011年减少了约3.5个单位,其余四大工业支柱产业投资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有色冶金工业投资效率一直较高,其2015年平均每单位投资可带来GDP比2011年增加了1.5个单位,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15年的投资效率显著增加,平均每单位投资可带来30.55单位的GDP。

通过对陕西省经济发展投资效率的分析,可以知道陕西省在“十二五”期间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有所下降。从地区投资结构来看,关中地区投资效率有所下降,陕北地区投资效率显著下降,陕南地区投资效率稍有上升。从产业与行业投资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投资效率稍有下降,第二产业投资效率明显下降,第三产业投资效率基本稳定。由此说明陕西省整体投资效率下降,且各大地区、产业、行业投资效率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