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商代的别都制度
别都指首都以外的都城。这种别都制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它的起源也很早，可以追溯到商代。这是我在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我认为，商代有范围较大的王畿，为了防守王畿的需要，在首都以外的战略要地设有别都，现在考古发现的郑州商城就是商代前期的别都，朝歌就是商代晚期的别都。
“大邑商”的所在及其范围
殷墟卜辞中，有地名称“商”、“中商”、“大邑商”的。卜辞中“中商”的地名见的次数很少，辞意简单，究在何地，很难判断。“商”的地名见的次数很多，其中占卜“王其入于商”的最多，该即指商的国都（即今殷墟）而言。但是，卜辞中的“商”，并不全指一个地点，有的很明显是指商丘。例如说：“〔王卜才〕商，贞〔步〕于亳，亡灾。”（《殷虚书契后编》卷上第九页第十二片）亳在今山东曹县南[1]，这个与亳相近的商，当即商丘无疑。卜辞中有的“商”，可能是大邑商的简称，即指王畿而言。
卜辞中多次提到“大邑商”，有的占卜“王其入大邑商”的事（《殷虚书契续编》卷三第四页第一片），有的占卜王“才（在）大邑商”的事（《殷虚书契后编》卷上第十八页第二片），有的占卜王“告于大邑商”的事（《卜辞通纂》第五九二片）。也有作“天邑商”的，如称“天邑商公宫”（《甲骨缀合编》第一八二片、第一八三片）。罗振玉、王国维把“大邑商”解释为王畿，是正确的。何尊铭文载：“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
民。”成王所说武王所攻克的大邑商，分明是指整个商的王畿。根据《逸周书·度邑篇》，武王是在克商之后，通宵睡不着觉，因为没有“定天保，依天室”，主张创建新都于伊汭、洛汭之间的，即何尊铭文所说“余其宅兹中国”。“中国”是指中原地区的意思。《尚书·多士》记周公告诫殷贵族说：“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于天邑商。”这是说：“现在你们（指殷贵族）又说：殷曾选拔夏的遗臣留在王庭，在许多官署里担任职位。我只准使用有德的人，怎么敢取用整个商代王畿的人呢？”“天邑商”也是指整个商的王畿。
商代王畿的范围是比较广阔的。《战国策·魏策一》记载吴起说：“殷纣之国，左孟门，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孟门是在今河南辉县以西太行山的一个重要关塞。这是说殷纣之国左有太行山，右有漳水、滏水，前面有黄河，后面有山岭，都是天险。所说殷纣之国，就是指商的王畿，就是说商的王畿四面有这样天险，并不是说王畿的范围只有这么大。《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正义引）说：“自盘庚迁殷……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所说“稍大其邑”的“邑”，就是指大邑商这个大邑，也就是指整个王畿。所讲到的朝歌、邯郸、沙丘等地，只是指建有离宫别馆的城邑，并不是说王畿的范围只限于这三个地点。但是，我们从《古本竹书纪年》以及《战国策》所载吴起的话，已经可以看到，大邑商的范围是广大的，在这个范围内，包括许多天险如太行山、黄河、漳水之类，还包括建有离宫别馆的城邑如朝歌、邯郸、沙丘之类。
商代后期所以选定安阳殷墟作国都，利用天险，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的东面和南面正好有黄河，西面正好有太行山，所谓“前带河，后被山”，但是作为王畿，决不限于黄河和太行山，肯定沿着黄河以东、以南和太行山以西还有不少重要的据点。否则这些天险就不容易防守。例如，沙丘在今河北巨鹿东南，就在古黄河的河道以东，当时王畿的北境，至少在今河北邢台和巨鹿一带，祖乙迁都的邢，当即在今邢台市，今邢台市西南发现有大范围的早商文化遗址[2]。王畿的南境，应该越过黄河，至少包括今洛阳到郑州一带。这从武王进军牧野的路线以及征服黄河以南地区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武王进军牧野是从盟津渡河的，渡河之前必然先占有盟津附近的黄河南岸重镇，作为进军的后方基地，否则大军是不可能大规模在盟津一带横渡黄河的。等到牧野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取得灭亡商朝的战果，武王就指挥大军分路南下。这就是《大武》乐章所描写的：“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礼记·乐记》）
根据《逸周书·世俘篇》，当时武王命令大军为七路，除一路由吕望追击殷将方来以外，其余六路进军目标是南国诸侯，由吕他伐越戏方（今河南巩县东南），侯来伐殷将靡集于陈（今河南淮阳），百弇伐卫（即豕韦，今河南滑县南），陈本伐磿（即历或栎，今河南禹县），百韦伐宣方（不详），新荒伐蜀（即浊泽，今新郑西南、禹县东北）等等。而黄河南岸的重镇洛邑（今河南洛阳）和管邑（今河南郑州），没有成为进军的目标。洛邑和管邑一带该属于商的王畿，商代并没有在那里分封诸侯，这时早已被武王所占领。洛邑和管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性，武王是早就认识到的。所以他克商以后，就主张在洛邑建设东都，还曾多次到管邑坐镇，并把管邑分封给管叔而作为监督原来商代王畿的“三监”之一。
从“商郊牧野”看“大邑商”的“郊”“野”制度
《尚书·牧誓》说：
时甲子昧爽，王朝（早）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商代把整个王畿看作一个“大邑”，称为“大邑商”，除了中央的国都以外，包括周围广大地区，包括许多城邑在内，总称为“郊”。就每个邑来说，城邑以外的周围地区，称为“野”。当武王率领大军进抵牧野的时候，因为牧野是商郊的一部分，所以连称为“商郊牧野”。古书上往往把牧野称作商郊，例如《吕氏春秋·贵因》记载武王进军牧野前，路上遇见殷的使者胶鬲，告知胶鬲说“将以甲子至殷郊”，后来“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这里所说的殷郊就是指牧野。《尚书大传》也说：“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可知牧野即在商郊的范围内，可以通称“商郊”。《尚书·牧誓》记载武王誓师，最后说：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不勖，其于尔躬有戮。
“于”是“往”的意思，这是武王号召所统率的大军威武勇猛地冲往商郊，准备决战。商郊就是指包括牧野在内的商代都城的“郊”区。
商郊是个地区名称，是指商代国都以外、王畿以内的广大“郊”区，包括许多城邑在内。牧野也是个地区名称，是指牧邑周围的野外地区。《诗·鲁颂·
宫》说：“至于文武（文王、武王），缵大王（公亶父）之绪，致天之届（届是罚的意思），于牧之野。”这里称牧野为“于牧之野”（《墨子·明鬼下》、《荀子·儒效》都作“牧之野”），可知牧野是指牧邑周围称为“野”的地区。古代都城有“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国”是指城邑及其四郊地区，“野”指四郊以外的广大地区。《诗·大雅·大明》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毛传：“洋洋，广也。”正因为牧野是个野外广大地区，是个很适合决战的战场。《大明》正义引郑玄说：“牧野，纣南郊地名。”确切地说，牧野是属于商代王畿南郊的一个地区名。
附带要说明一下，今本《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有人根据“牧外谓之野”来解释“牧野”是错误的。古书上都说：“郊外谓之野”，今本《尔雅》有误，当作“郊外谓之野，野外谓之牧”[3]。《尔雅》所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是指“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以“郊”为分界线，郊以内是指城邑及四郊，郊以外是野。这里所说的“郊”，和商代称王畿的周围广大地区为“郊”不同。《逸周书·作雒篇》记载周公东征胜利后，“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同时“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方千里”，这样把东都成周以外的“方六百里”地区称为“郊甸”，是沿用了商代王畿的制度。西周时代在东西两都的周围建置“王畿千里”，就是在商代王畿制度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牧即沫，是商代晚期的别都
《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正义引）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殷是商代晚期长期的都城，这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但是文献上又有武乙迁都朝歌之说。《史记·殷本纪》载：“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后人认为河北即指朝歌，又把武乙说成帝乙。《帝王世纪》（《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说：“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水经注·淇水》又误作武丁，在朝歌下，引《晋书地道记》说：“本沫邑也”，又说：“殷王武丁始迁居之。”胡渭《禹贡锥指》、赵一清《水经注释》都认为“武丁”是“武乙”之误。
把朝歌作为商代晚期都城的说法是有来历的。《尚书·酒诰》是周公对封在卫国的康叔的诰词，开头就说：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和沫，声同通用，春秋以后称为朝歌。郑玄解释说：“妹邦者，纣之都所处也。”（《诗·鄘风·桑中》正义引）《尚书·酒诰》又说：
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
“妹土”和“妹邦”的意义相近，是沿用商末的旧称。康叔封于卫，就建都朝歌。《史记·卫世家》说：“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所说“河淇间”，就是朝歌。所说“故商墟”，就是说商的旧都。《汉书·地理志》河内郡朝歌下说：“纣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卫。”
牧野之战在一天内就攻到都城。甲子这天清早，武王在牧野发动进攻，打得商师大崩溃，当天晚上便追到都城，迫使纣自焚而死。《逸周书·克殷篇》说牧野之战，“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鹿台之上，屏遮自燔于火”。《逸周书·世俘篇》也说“越五日甲子，朝（早）接于商”，“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及庶玉环身以自焚”。牧野之战在甲子一天之内就取得决定性胜利，迫使商王纣逃奔到宫中自杀，即所谓“商辛奔内”。当时殷纣王所奔的“内”、所登的鹿台，都只能在朝歌。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所谓“牧野”，就是牧邑之野。事实上，牧邑即是妹或沫，也即朝歌。马融说：“妹邦即牧养之”地（《经典释文》引）。清代学者段玉裁、陈乔枞、陈奂、马瑞辰等，都依据马融之说，进一步认为妹即牧野，妹、牧双声通用[4]。实际上妹或沫是指牧邑。牧野只是牧邑之野。《说文》“牧”作“坶”说：“坶，朝歌南七十里。”《续汉书·郡国志》河内郡朝歌下说：“南有牧野”，刘昭注：“去县十七里”，“十七”当是“七十”之误。牧野因为是朝歌之野，所以在朝歌以南地区。所谓七十里，是指其宽广的里数，后人误把牧野作为地名，把它定在朝歌以南的七十里处，是不对的。《水经注·清水》说：“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矣。”这是正确的。
为什么《古本竹书纪年》说自盘庚迁殷以后没有迁过都，而实际上牧（即朝歌）又是纣居住的都城呢？合理的解释，就是“大邑商”的“郊”区原有别都的建置，牧就是商代晚期的别都。牧不仅有离宫别馆，而且驻屯有重兵，防守着南“郊”的重要门户。牧是商代晚期重兵驻屯之地，所以武王要克商，必须进军到牧野，展开决战。一旦牧野的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殷的都城便没法防守，整个“大邑商”就很快被全部占领，商朝就灭亡了。直到西周初期，周朝的一支重兵“殷八
”仍然驻屯在这里。小臣
簋铭文说：
叡！东尸（夷）大反，白（伯）懋父以殷八征东尸（夷）。惟十又一月
（遣）自
，述东
，伐海眉（湄）。
厥复归才（在）牧。
伯懋父即康叔之子康伯髦，亦称王孙牟。懋、髦、牟，声同通用。伯懋父统率殷八征伐东夷取得胜利后，返回牧。这个牧即是朝歌，也就是卫的国都。十分明显，西周初年封康叔于商的故都朝歌以后，沿用商代旧制，仍在朝歌驻屯重兵“殷八”，由卫君统率作战，这里所以称为牧，就由于驻屯重兵的缘故。
今河南淇县（即朝歌镇）还保存有故城遗址。残存的城墙有三道，头道在镇北二十里高村桥一带，第二道在镇北三里，即淇县车站东侧一带，第三道在镇的周围。第三道城墙的西北角，有地势较高的台地，称为摘星台，在断壁、城壕上发现有龙山文化层、商代文化层、春秋战国文化层，在西部壕沟断层上，都是春秋战国文化堆积[5]。第三道城墙当是内城，摘星台当是宫殿遗址所在，第一、二道城墙当是北部的“郭”城。从第一、二道城墙相距十七里来看，“郭”的范围是较大的。这个城址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调查或钻探，才能看到全貌。
郑州商城即阑或管，是商代前期的别都
关于郑州商城的地名，近人有两种不同看法，看来都难以成立。或者以为是仲丁迁都的敖（一作嚣），但是敖的地望，从《帝王世纪》、《水经注》以来，都认为即在敖山或敖仓附近，在今郑州西北五十里地，与郑州商城的位置不合[6]。或者推定为成汤所居的亳都，但是主要依据的，是商城东北部和北部出土东周的陶文中有八个“亳”字，证据比较薄弱，“亳”可能是制陶作坊所在的小地名。成汤所建亳都的地望，仍当以雷学淇、王国维所考为是，在今山东曹县东南，不应在今郑州。
从沿革地理来看，郑州商城当是西周初期管叔受封的管国。《括地志》（《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说：“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元和郡县志》在郑州郭下，也说：“本周封管叔之国。”所谓管城县外城，所谓郑州郭下，正是现在发现的郑州商城。根据考古发掘，得知在紧贴商代夯土城墙的外壁附加有一周战国时代修筑的城墙，其上有战国文化层；汉代以后继续利用商代和战国城墙而加以修补，但城垣规模缩小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北部另筑了一道北城墙，把三分之一面积隔开在外，这样北部三分之一就成为“外城”或“郭”。《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把包括外城或郭的大城定为管叔受封的管国，很是正确。战国时，管原为韩邑，曾被秦进攻，见《战国策·魏策四》。后来被魏安釐王所攻取，见《韩非子·有度篇》。现在发现的战国时代修筑的附加城墙，当是韩国为了加强防御而修筑。汉代此地为管县，以后成为管城县、郑州或郑县，历史沿革很是清楚，不容怀疑，也不可能作其他解释。
然而必须指出，西周初期管叔封于管，是沿用商代的旧称，并不是一个新定的国名。《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克殷以后，“封叔鲜于管”。管这个地名该早就存在，只是“管”是后起字，原来不写作“管”。在《墨子》一书中，不作“管”而作“关”，曾两次提到管叔作关叔。《墨子·耕柱篇》说：“古者周公旦非关叔。”《墨子·公孟篇》说：“关叔为天下之暴人。”这个字，在商代西周金文中作“阑”，有下列五种不同写法：
（戍嗣子鼎） 
（父己簋） 
（卣） 
（宰椃角） 
（利簋）
这个字从“柬”声，“柬”或省作“束”。从“宀”、从“間”或从“
”，都是形符，容庚先生《金文编》解释宰椃角的这个字为“阑”，是正确的。于省吾先生考释利簋铭，认为这些字都是“管”的初文，“古无管字，管为后起的借字”[7]，很是正确。徐中舒先生也根据利簋铭文说：“辛未是甲子后第八日，阑，其地必在殷都朝歌不远，于氏以阑为管叔之管，以声韵及地望言之，其说可信。”[8]而且“阑”与“关”，音义俱近，更足以证明“阑”即是“管”。
利簋铭文说：
珷征商，惟甲子朝（早），岁（通作刿）鼎（通作丁）克，闻（通作昏），夙又（有）商。辛未才（在）阑，易（锡）又（有）事利金。
“岁”通“刿”，《说文》说：“刿，利，伤也。”“鼎”通作“丁”，“当”的意思。“闻”通作“昏”，夜晚。这是说武王征商，甲子这天清早冲杀，当即得胜，到夜晚，很快占有商的国都。到第八天辛未，武王在阑，把“金”赏给了利。武王在克商以后，第八天就到阑对臣下赏赐，说明阑是当时后方的军事重镇，肯定在进军牧野之前已经占领，并驻屯重兵防守，所以称为“阑”。如同“牧”一样，原先当是商代的别都。
武王克商之后，所以要把他的弟弟管叔封在此地，作为监督原来商代王畿的殷贵族的“三监”之一，正因为此地处于商代王畿的边缘，是个战略要地，是个军事重镇，便于就近进行监督。当年武王还曾亲自多次来到此地主持政务。《逸周书·文政篇》载：“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王。”惟十有三祀是克商后二年，“开宗”是说开启宗庙迎接，“循王”是说遵照王命办事。为什么蔡叔会和管叔一起“开宗循王”呢？朱右曾说：“蔡叔食邑，疑即今大名府长垣县之祭城，其后改封蔡仲于蔡，今汝宁府上蔡县也。”（《逸周书集训校释》卷四）按《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中牟县下，有管城，又有蔡亭，说明管、蔡原是临近的两个邑。《括地志》（《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说：“故祭城在郑州管城县东北十五里，郑大夫祭仲邑也。《释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敖仓，周公后所封也。”蔡叔原来封在管的附近，后来因蔡叔参与叛乱，改封蔡仲到上蔡的。《逸周书·大匡篇》又说：“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说明这时武王到管，是为帮助管叔加强对殷贵族的监督管理。自从周公平定管叔、蔡叔及武庚的叛乱，建成东都成周以后，管的重要性大为降低，但是成王来到成周的时候，也还曾到管邑视察。柬鼎铭文说：“王来奠新邑，旬又四日丁卯，□□自新邑于柬。”新邑即成周，柬即阑，即是管邑。“于”是“往”的意思。
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郑州商城建筑于商代前期（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曾沿用较长时间。商代从汤起，前期建都在古黄河以南和以西，汤居亳，在今山东曹县南；仲丁迁敖，在今郑州西北五十里；河亶甲迁相，在今河南内黄东南。从祖乙迁邢以后，就到黄河以北，可能这个阑就是商代前期的别都。因为是军事重镇，到商代后期也还应用。因为是别都，这里有宗庙的建设，商王常到那里，在宗庙里对臣下赏赐。1959年安阳圆坑墓出土戌嗣子鼎铭文：
丙午王商（赏）戌嗣子贝廿朋，才（在）阑宗，用作父癸宝鼎。唯王
阑大室，才（在）九月。犬鱼。
“宗”是指宗庙，“大室”是指宗庙里的大室。周王到阑对臣下赏贝的例子，还见于宰椃角铭文和父己簋铭文。
商代这种别都制度，对后世是有深远影响的。西周初期在洛邑建设东都成周，就是别都制度的重要发展。楚国在春秋时代曾推行这种别都制度。例如楚灵王在陈、蔡、不羹三县筑城，“赋皆千乘”，称为“三国”，见《国语·楚语上》。韦昭注：“三国，楚别都也。”楚国常把别都改建为县[9]。武城原来是楚的别都之一。楚王常到武城，武城就设有宗庙[10]。鄢更是楚的重要别都，作为楚都郢以北的重要门户，并为军事重镇。齐国到战国时代还设有五都制度，除国都临淄以外，四境设有别都，平陆、高唐、即墨、莒，都是别都。别都同样有军事重镇性质，常驻重兵，有所谓“五都之兵”[11]。燕下都就是燕的别都，是燕国西南的重要门户，也具有军事重镇性质，城墙上附设有防守用的建筑。
（原载《复旦学报》1984年第1期）
[1] 亳的所在，从来有四说，当以北亳为是，在今山东曹县东南。雷学淇《商都殷亳考》（《介庵经说》卷二）列举四证。王国维《说亳》（《观堂集林》卷十二）列举三证，与雷氏之说全同，当是所见相同。
[2] 《通典》等书都说祖乙所迁之邢，即在邢州，即今邢台市。《书序》说：“祖乙圯于耿”。“耿”与“邢”音近通用。所谓“圯于耿”，当因山洪冲毁。过去邢台常有山洪爆发，冲决为患，直到清代乾隆年间还为此筑堤防。见嘉庆《大清一统志》顺德府沙底河以下释文。王国维从段玉裁之说，谓邢即今河南温县的邢丘，“其地正滨于河，故祖乙圯于此也”（《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不确。
[3] 《诗·鲁颂·
》、《诗·召南·野有死麕》和《诗·邶风·燕燕》毛传都说：“郊外曰野。”《说文》“冖”字下说：“邑外谓之郊，郊外之野”，“野”字下又说：“郊外也。”陈奂《诗毛氏传疏》、王筠《说文句读》等书，都认为今本《尔雅》有误。牧指远郊放牧之地。《国语·周语中》：“国有郊牧”，韦注：“牧，放牧之地也。”《诗·小雅·出车》：“我出我车，于彼牧矣。”毛传：“出车就马于牧地。”郑笺：“牧地在远郊。”《周礼·地官·载师》：“牧田任远郊之地。”“牧”因是放牧的草地而得名。
[4] 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
[5] 见《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工作报道：汤阴朝歌发现龙山和商代文化遗址。
[6] 见《帝王世纪》（《太平御览》卷八三引）、《水经注·济水》等。古人为了避开水灾和便于防守，可能徙居高地或山地。《书·盘庚》说：“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
[7] 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
[8] 《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1978年第7期。
[9] 参看拙作《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0] 见易本烺《春秋楚地答问》。
[11] 参看拙作《战国史》第六章第三节“战国时代郡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