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就阿伦特的目的是激发思想和讨论而言，她已经获得了成功的响应。像她的大部分著作一样，《人的境况》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激烈争论的焦点。的确，很少有其他现代政治哲学著作受到如此矛盾的评价，有些人认为是天才之作，另一些人认为不值一驳。许多学院派反对本书的非正统方式和风格，因为阿伦特把主流讨论放在一边就展开了她的分析，没有界定她的术语或致力于传统的论辩。这本书也引起了激烈的政治争议，它对劳动动物的处理和对社会问题的分析，让它的作者在许多左派那里不受欢迎，但她对行动的解释却为其他激进派传递了希望和鼓舞人心的消息，包括各种民权运动中和铁幕背后的激进人士。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人的境况》被欢呼为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而它和那些运动的结盟又再次令它的批评者疏远。

近年来，阿伦特的思想吸引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部分是出于她本人不希望的原因，例如对她的性别、她的种族、她和海德格尔的浪漫关系的兴趣)。这本书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承认，但它的意义仍有待讨论。作为一个交织着如此多线索的复杂体，它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阅读空间。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现象学家、哈贝马斯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许多其他思想者都在它丰富肌体的不同理路中找到了灵感，虽然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四十年，但要评价它的持久意义还有待时日。假如我们能从这本如此复杂的书中抽取一个中心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就必定是，它提醒了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提醒我们恰当地理解我们的政治能力，理解政治提供的危险和机会。

阿伦特对人之境况的叙述提醒我们，在开端启新的意义上，人是行动的生物。行动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无论我们是否理解它的含义，而不理解所导致的就是，人类世界和地球本身遭到了我们亲手造成的灾难的破坏。着眼于她所谓的“现代”(从17世纪到20世纪早期)，她从中诊断出一种荒谬的形势：高速的经济进程是由人的行动发动的，而与此相关的人却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看作社会经济大潮中无助的随波逐流者。她相信，这两股趋势都与公共注意力转向经济活动有关，而在传统上经济活动一直是家庭的私人事务。不过，在前言中，她注意到了她描写的“现代”已经退潮，核技术的出现，已经在人类和他们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中开展出一个“新的尚不确定的时代”。假如她今天还活着，她就会在权力以及失去权力的熟悉主题上，指出一个新的变动，这个变动与一种迄今为止仍然被遮蔽在私人领域的自然机能，即将浮出公共领域的水面有关。一方面，基因工程的发明(以及它冲破自然束缚、发动新过程的力量)惊人地证明了人的超越能力，和她所谓的“对给定的人类存在的反叛”；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不仅前所未有地依赖生产，而且前所未有地依赖生殖，从而更加深了我们对自身作为动物的自我理解。性的问题虽然只是最近才被允许进入公共讨论，却迅速地排挤了其他话题，同时，新达尔文主义科学家也鼓励我们相信，我们的一切都是由基因决定的。

由于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差距比以前更大了，她关于人的行动能力的提醒和对“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尝试，就显得特别及时。不过，我们需要仔细倾听她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易于把她带来的消息误解为对人性的呼唤，呼唤人性从麻木中崛起，对事件负责，并有意识地设计我们的未来。准马克思主义方案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什么“人性”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负责任。人类是复数的和终有一死的，正是人类条件的这些特征，为政治既赋予了不可思议的开放性，又赋予了令人绝望的偶然性。

《人的境况》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它提示了人的诞生性和开始的奇迹。与海德格尔对我们的有死性的强调截然相反，阿伦特证明了对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来自这个事实：新人不断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有能力创新，从而打断或扭转由先前行动所发动的事件链条。她说行动是“人的一种创造奇迹的能力”，指出在人类事务中，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实际上是完全合理的，即使社会完全陷入僵化，行驶在冷酷无情的轨道上，也不排除新的开端。自本书出版后，她对政治的不可预测性的认识已经得到了惊人的证实，至少被共产主义的垮台所证实。1989年的革命显然是阿伦特式的，表明了她所说的，即使在没有权力的地方，权力也会突然迸发，只要人们开始“协力行动”(act in concert)，就能出人意料地从表面强大的政权中撤退。

但是如果说她对行动的分析在黑暗时代带来了希望的消息，同时也带来了警告。因为行动奇迹般的不可预测性的另一面，是无法控制其后果。行动发动了事件，但一个个人甚至不能预见自己创新的后果，更不要说当他的创新在公共舞台上与其他人的创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他能控制以后发生的事情。从而行动深深地令人失望，因为它的结局可能完全不是行动者所想要的。正是由于在复数的行动者中间的行动的“偶然性”，自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家们才试图用一种制作艺术品的政治模式取代行动。继哲学王注视理想模型，并把他消极的臣民改造得适合于这个模型之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精心阐述的完美社会方案，在其中，每个人的行为都符合作者设计的蓝图。乌托邦思想这一令人吃惊的贫乏性质，就在于他们当中缺少创新的余地和多样性的空间。尽管阿伦特指出这一点已经四十年了，但主流政治哲学还陷在同样的陷阱里面，仍然不愿意认真对待行动和复数性，仍然想要找到某些可以从逻辑上加以推演的理论原理，其强有力的理性力量甚至能迫使未出生的下一代人接受，从而让现实政治环境中只有通过妥协才能解决的偶然性变得多余。

阿伦特认为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可以让行动变得可预测，但她强调它们的范围是有限的。原因很简单，总是存在着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从而打破表面上冷酷无情的过程或把政治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但行动本身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或让不可预见的未来变得安全。只有人类宽恕或承诺的能力能解决这些问题，但也只是部分地解决。报复过去的错误只会激起进一步的报复，而宽恕能打破这个没完没了的令人厌倦的链条，近年来南非种族之间为和解所作出的努力，就是阿伦特观点的一个感人例证。不过，如她所说的，没有人能宽恕他自己：只有他人的不可预见的合作才能宽恕，而有些恶行永远无法宽恕。另外，这一解除行动所引发的结束链条的办法只对人的行动造成的结果有效；不能通过宽恕来矫正那类引爆核反应或引起种族灭绝的“对自然采取的行动”(action into nature)。

另一种对付由复数的人的创新造成的不可预见之后果的办法，是人类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一个人对自己作承诺是靠不住的，但是当复数的人们走到一起，为了未来而作出保证时，他们在自身之间创造的合约就在“不确定的海洋”上抛出了一个“可预见的岛屿”，创造了一种新的确定性，使他们能共同运用权力。所有这些就是契约、条约和章程，它们或许像美国宪法那样强大可靠，或许(像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写在文件上。换言之，它们完全是偶然的，根本达不到哲学家想象中的假定的一致性。

阿伦特因赞美行动而享有盛誉，最为著名的是她谈论雅典人与他们的同侪一起投入公共领域而赢得不朽声名的那些段落。但《人的境况》同样关注行动的危险，关注由行动的自发性所引起、目前已变得无法控制的无限过程。当然，她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无助的动物：我们能从事下一步的行动，主动打破这类过程，并通过约定来控制它们。但是在控制那些由于莽撞地对自然采取行动而导致的过程时，除了要面对物理上的困难外，还要注意复数性本身引起的政治问题。理论上，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工作，就能带来巨大的权力；但是复数的人之间的一致是难以达到的，而且更无法避免其他行动者的自发破坏行为。

站在新千年的门槛上，我们所能做的一个可靠预测就是，尽管过程的运动一直在持续，开放的未来仍将成为无数人自发行动的舞台，这些自发行动远非我们当前所能想象。也许作出另一个预测不算轻率：未来读者会在《人的境况》中找到供思考的养料和供讨论的范围，在这本非凡的著作中不断发掘和发展出不同的线索与主题。对阿伦特，那是最适合不过了。正如她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所说的：

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变成了公共事物，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3]

注释：

[1] 引自阿伦特在《人的境况》出版后提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计划，大约是在1959年。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通信，国会图书馆MSS Box 20， p.013872。

[2] 墨索里尼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赞美显示了阿伦特的观点：“列宁是一个艺术家，他对人的创作就像其他人对大理石或金属的创作。”阿兰·布洛克(Alan Bullock)， 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London: Fotanta Press， 1993)中引用过，第374页。

[3] 对美国基督教伦理学会的评论，1973年。国会图书馆MSS Box 70， p.011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