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前言一开头就是她对那些揭示了人类开端启新能力的一个事件的反思：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阿伦特将其描述为一个“在重要性上无可比拟，甚至比原子裂变还重要的事件”。如同在她写作本书期间发生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一样，这个出乎意料的事件促使她重新组织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支持了她已经作出的观察。由于注意到人类力量这一惊人展示在各方面引起的欢呼，不是某种骄傲和敬畏的体现，而是人类终于可以逃离地球的一个信号，她评论说这种“对给定的人类存在的反叛”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通过逃离地球进入太空，以及通过核技术事业的发展，人类正成功地挑战自然的界限，而现代科学由于未能进入公众讨论的视野，就对政治提出了更难以回答的问题。

阿伦特的前言从这个事件接着转向了“另一个同样危险的事件”：自动化的出现。奇怪的是，这两个事件乍看之下没什么关联，自动化虽然把我们从艰苦劳动的负担下解脱出来，却在一个所有职业都被看作谋生手段的“劳动者社会”引起了失业。在本书对人类活动的现象学分析当中，这两个表面上无关的主题逐渐展开为辩证对比的关系。一方面，太空时代的来临表明人类确实可以超越自然。作为现代科学“脱离地球”的结果，人类开端启新的能力挑战了一切自然限制，令人惊恐地打开了未来之门。另一方面，在阿伦特描绘为“脱离世界”的发展当中，甚至被更高效的生产和消费所独霸的现代自动化社会，促使我们仅仅像受自然法则支配的动物种群那样去行为和思考自身。

没有意识到他自身能力和责任的人类动物，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掌管这股威胁地球的力量。这两方面的结合回应了阿伦特早期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一方面相信“万事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认为人类只不过是受自然或历史法则支配的动物种群，个体可有可无。极权主义就是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交织，一起推动的一种虚无主义过程。此一回应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人的境况》与阿伦特论极权主义的著作有机联系，两者共同构成了对当代人困境的一种原创性的、发人深省的诊断。

本书起源于阿伦特1956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讲座中的演讲，它本身也是一个更大的计划——论“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的副产品。在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阿伦特就着手这个计划，因为《极权主义的起源》考察了大量关于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前史，但对于斯大林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的极权统治，却没有考察它背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她的新的工作是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何种特征促成了这场灾难。结果，她钩耙出的东西是如此丰富多彩，以至于她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直都没有写出来，但其中许多思想线索都在《人的境况》中得到了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她最终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致命错误是把政治行动误解为其他人类活动——她称之为工作和行动——的混合。

在阿伦特看来，把政治行动理解为制作(making)某物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制作——她称为工作的活动，是工匠用强力改造原材料使之合于他的模型的活动。原材料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发言权，更不能把人类当成原材料来创造一个新社会或创造历史。^[2]说“人”创造着他自己的历史是误导的，因为(正如阿伦特不断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人不存在：“人们，而不是人，生活在地球上和居住于世界。”把政治考虑为制作，就在理论上忽视了人的复数性，在实践上压制了个人。可是，阿伦特发现马克思从西方政治思想的伟大传统中继承了对政治的这种特有误解。其实自从柏拉图拒绝雅典民主制，制订他的理想城邦规划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对政治的书写就有系统地忽略了人最显著的政治属性，即人是复数的，每一个人都能提供新的视角和做出新的行动，他们不适合成为整齐划一的试验模型，除非摧毁他们的政治能力。因而，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恢复和发现这些被忽视的人类能力，来质疑整个政治哲学传统。

但是这一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并不是她从对马克思的反思中获得的唯一重大主题。因为阿伦特认为，虽然马克思用工匠的术语谈论制作，但他实际上按照更近于动物生活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实际上是劳动——来理解历史。他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可预测的过程，对他来说，历史不是独特的、终有一死的个体的故事，而是一个种群的集体生活过程的故事。在阿伦特眼里，虽然他错误地假定了这个过程可以通过革命导向“自由领域”，但她仍震惊于他所描绘的，个体淹没在人类种群致力于生产和消费的集体生命中，这个集体生命无情地前进的画面。她发现这是一幅现代社会的画像，揭露了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在阿伦特关于人类活动的现象学中交织的第二个重大主题，是她对一种“劳动社会”的兴起的解释。

“社会”(the social)这个主题始终是本书最令人困惑、最具争议的方面之一。许多读者攻击阿伦特贬低了社会问题，并且认为她在批评现代社会顺从主义的物质主义时，倾向一种英雄式行动的生活。但是这样的阅读忽视了本书的复杂性，因为本书的另一个中心主题是关于行动的危险，即行动发起的新过程常常超出行动者的控制，产生现代社会的过程也包括在内。她对人类条件分析的中心要义是，一个建立在地球上的人类文明世界的持久存在至关重要，它帮助我们抵御了自然过程的侵蚀，为我们终有一死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固背景。世界就像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人类世界的共同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地看待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当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

几个世纪以来，经济的现代化一直是对人类世界的主要威胁，(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摧毁了所有稳固的东西，让一切东西都卷入了运动中。不同于马克思把这个变化看作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阿伦特把它回溯到偶然的人类行动所造成的非人所愿的后果，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中发生的对教会财产和农民财产的大规模剥夺。因为财产(在代代相传的土地权的意义上)一度是文明世界的主要根基，它让它的所有者致力于保持世界的稳定性。由16世纪的剥夺所引发的巨大变化是双重的，一方面，本来在世界中有稳固之所的农民变成了临时工，要完全投入到满足他们肉体需要的生存斗争中去。另一方面，稳固财产转变成了流动财富——资本，带着马克思做过出色描述的动态效应。人类发现他们不再居于一个稳固的、为了持存而建的事物世界中，而是被吸收到了一个不断加速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

到阿伦特反思自动化的含义的时候，这个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已经超出了满足自然需要的范围；的确，自动化所涉及的活动、方法和消费品是高度人为的，但是她指出这种现代的人为性完全不同于从前文明定居于其中的、稳固的人造世界。物品、家具乃至房屋本身都变成了消费项目，直到自动化生产过程带上了一种人类也不得不适应的准自然节奏。她说，“仿佛我们用力打开了保护世界和人造物免受自然——在自然中进行的生物过程以及围绕着它的自然循环过程——侵蚀的边界，把它们交付和遗弃给那些始终威胁着人类世界稳固性的东西”。在《人的境况》的其他地方，她把发生的事情描述为“自然的非自然增长”(unnatural growth of the natural)或“生命过程的释放”，因为现代化已经证明了它极其擅于提高生产、消费和增殖，比从前的时代大大加快了人类生产和消费的步伐。她认为，由于经济考虑成为了公共关注和公共政策的中心(而不是像先前所有文明时代那样，隐藏在家庭的私人领域内)，世界的毁灭和人类越来越强烈地根据他们的消费欲求来理解自身的倾向，就成了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然，她的论证并非暗示我们，我们所有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从劳动的沉溺中拉出来，并采取行动。因为现代的劳动霸权并不意味着人类停止了行动，停止了开端启新——只不过现在科学和技术变成了“对自然采取行动”的舞台。在科学发明令人瞩目地揭示了人超越自然限制的同时，人却越来越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看作动物物种。因此与劳动者所遭受的“世界异化”对应的，是在科学家当中发生的“地球异化”。尽管阿基米德早就宣布，如果给他一个立足点，他就能撬动地球，阿伦特则论证说，(从伽利略时代到当代的空间工程师和核物理学家)人已经找到一种从宇宙角度看待地球的方式，并且运用人类开端启新的特权挑战了自然的界限，以至于达到了威胁生命本身的未来的程度。普罗米修斯式的权力——释放带有不可预知后果的过程——被赋予了这样一个存在者的社会：他们沉浸在消费中而无力承担对人类世界的责任或不了解他们的政治能力。阿伦特在她的前言中注意到，无思想(本身与人类公共世界的丧失有关)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特征”，而她大声思考的目的确实在他人身上激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