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工作器具与劳动分工

人类劳动力繁殖的唯一可能优点在于，它能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提供生活必需品，但不幸的是，这个优点存在于生命条件的本性当中，仿佛是给定于人的。劳动的产物，即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产物，在世界上停留的时间不会长到足以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劳动本身又把全副精力都放在生命和维生上，遗忘了世界，以至于到了无世界的地步。被身体需求推动着的劳动动物，不能像技艺人用他的双手、他最原始的工具那样，自由使用他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认为劳动者和奴隶不仅受制于必然性，没有自由的能力，而且不能统治自身之内的“动物”部分的原因。^[66]一个劳动者的大众社会(如马克思在谈到“社会化的人类”时所设想的)，是由一群无世界的人类物种成员组成的，无论他们是受他人暴力胁迫的家奴，还是心甘情愿服从身体机能的自由人。

准确地说，劳动动物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善功”活动中发现的，它内在对世界公共性的主动逃离。劳动动物禁闭在他自己身体的私人性当中，被需求的满足牢牢捕获，这些需求是他无法与他人分享和真正交流的，就此而言，他不是逃离世界，而是被抛出世界的。在很大程度上，前现代所有劳动者的社会处境——被奴役和被贬入家庭的事实，首先要归咎于人之条件本身；对于所有其他动物物种来说是其存在本质的生命，对人却变成了一个负担，因为人内在地“抗拒(生命的)空虚无益”。^[67]生命是所有负担中更沉重的，因为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生命基本需要的必然性强加于人，而没有哪个所谓的“崇高欲望”具有同样程度的紧迫性。在现代，奴役变成劳动阶级的社会状况，它就是被感受为生命自然条件本身。奴役生活无所不在(Omnis vita servitium est)。^[68]

生物生命的负担，摧残和消耗着人从生到死的光阴，这种负担只有通过使用仆役才能解除。古代奴隶制的主要功能与其说是为了社会整体的生产，不如说是为了承担在家务劳动中耗费生命的负担。^[69]为何奴隶劳动在古代社会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它的浪费和低效却未引起注意，原因就在于古代城市国家首先是一个“消费中心”，而不像中世纪的城市主要是一个“生产中心”。^[70]把生活负担从每个公民肩头卸下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而且其代价决不仅仅是以暴力强迫一部分人陷入痛苦和必然性之黑暗的不义，因为这种黑暗是自然的，人类条件固有的(只有暴力的行动——一群人试图打碎把我们所有人都束缚在痛苦和必然性之锁链上的行动，才是人为的)。在某种意义上，追求脱离必然性的自由的代价乃生命本身，或毋宁说，真正的生活要以牺牲一部分人的生活为代价。在奴隶制条件下，世界上的大人物甚至能让奴隶代替他们去感觉，用希罗多德用过的一句希腊谚语来表示，就是“借助他们的奴隶来看和听”。^[71]

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辛苦愁烦”和与生活必需品“融为一体”的愉悦，在生物生命循环(生命循环的重复节奏，限制了人以独一无二的线形运动方式前进的生活)的最基本层次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艰辛的完美消除不仅剥夺了生物生命最自然的快乐，而且剥夺了人生命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人类的处境就是如此，辛苦操劳并非不改变生命本身就能去除的症状，相反是生命本身的模式，生命与束缚它的必然性相伴，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凡人来说，“神的惬意生活”也许是毫无生气的生活。

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的确，我们的劳动工具有了极大改进，技艺人制造出了用以帮助劳动动物的机器人——不会说话的机器人毕竟和人、会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古代家庭对奴隶的称呼)不一样，后者是行动者为了把劳动动物从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必须统治和压迫的对象，从而使生命的双重劳动，即维生的辛劳和生育的苦痛都比以前轻松多了，痛苦也减轻多了。当然，这并不能取消劳动对人的强制，也不能消除人的生活中受制于需要和必然性的状况。不过不同于奴隶社会的是，在奴隶社会中，必然性的“诅咒”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因为奴隶的生活每天都证明着“生命是一场奴役”的事实；但在现代，这种状况不明显了，从而也难以让人们注意到它和记住它。这里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不知道自己受必然性的强制，他就不可能自由，因为他的自由总是从他摆脱必然性的从未彻底成功的尝试中赢得的。尽管他对解放的强烈渴望来自他“对(生命)空虚无益的反抗”，但在这个“空虚无益”变得如此轻而易举、唾手可得时，他追求解放的动力很可能也就减弱了。我们之前工业革命的巨大变化，和我们之后原子革命的更大变化，也许都改变着世界，但都不可能改变人在地球上生活的基本条件。

能够极大地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和器械，本身是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劳动的产物；它们不属于消费过程，而是使用物世界的组成部分。无论它们在哪个文明的劳动中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它们都不能获得用于各种工作时所具有的那种根本重要性。没有工具就不能制造产品，实际上，技艺人的出现和一个人为的事物世界的形成，总是与工具和器械的发明同步的。从劳动的角度看，工具强化和增强了人的体力，甚至到了能取代人的体力的地步，结果不仅物质材料，而且自然力如驯化的动物、水力或电力，都被置于人的掌控之下。同样，工具也提高了劳动动物的自然繁殖力，并提供了更丰富的消费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是量的变化，而制造物的品质(从最简单的用品到艺术杰作)仍取决于有无合适的器具。

另外，器械对于减轻劳动强度的作用根本上是有限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厨房里的一百件小玩意和地窖里的半打机器人都不能完全代替一个仆人的服务。关于这一点的一个奇妙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证据是，在这些希奇古怪的现代工具和机器发明之前的几千年前，就有人预测到了这一切。亚里士多德以一种半迷恋、半嘲讽的口气，想象过很久之后将会成为现实的事情：“每个工具都按照命令自动工作……有如代达罗斯(Daedalus)的塑像或赫菲斯托斯(Herphaestus)的三角宝座，诗人咏叹道：‘它们自行加入了诸神集会。’”然后，“机梭不假人手自行织布，琴拨自行弹弦”。他接着说，这些现象确实意味着工匠不再需要助手，但并不意味着家庭奴隶也可以不要了。因为奴隶不是制造东西或生产产品的工具，而是生活工具，生活总是要不断消耗他们的服务。^[72]制造一个东西的过程是有限的，器械的功能随着产品的完成而达到终点，这个终点是可预测、可控制的；而劳动的生命过程却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活动，唯一与之相配的“工具”大概是一种永动机(perpetuum mobile)，即像它服务的生命有机体一样“主动”且有活力的，会说话的工具。正因为“从家庭工具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仅仅是使用而已”，奴隶就无法被工场工具和器械所取代，从后者那里得到的“多于工具的单纯使用”。^[73]

工具和器械被设计出来，用于生产更多完全不同于单纯使用的东西。对于劳动来说，它们的重要性是次要的，但对于人类劳动过程中的另一伟大原则——劳动分工来说，它们的重要性就完全不同了。劳动分工直接来源于劳动过程，我们不能把它误当成盛行于工作过程中的专门化原则，虽然它们两者看似相同，而且通常都被等同起来。工作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具有一般的组织化原则，但这个原则本身跟工作和劳动无关，而与人的行动能力、协同一致行动的力量有关，源于严格的政治生活领域。只有在政治组织(在那里，人们不仅仅活着，而且一块行动)的架构内，工作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才可能出现。

工作的专门化根本上受制成品的引导，制成品的性质决定了如何把不同的技术合并和组织起来；相反，劳动分工预设了所有单个活动的同质性，这些活动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术，也没有内在于自身的目的，实际上仅代表一定数量的、可以以纯粹量的方式相加的劳动力。劳动分工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两个人把他们的劳动力加在一起，就能“相互如一地行为”。^[74]这种单一性(one-ness)恰恰是合作的对立面，它暗示了物种的同一性，因为物种的每个成员都是一模一样的和可交换的。(劳动集体组织的构成形式与各种工匠组织的构成形式是截然相反的，前者是劳动者按照劳动力的相同和可分割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后者则是按照工匠们各有所长的技术和专业技能结成的团体，从古老的行会组织到现代某些类型的工会联盟都是如此。)由于劳动过程被分割的各环节的活动都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们的“自然”目的就恰好与“未分割”状况下的劳动目的相同：即要么是用于生存手段的简单再生产，即用于劳动者消费能力的再生产；要么是人类劳动力的消耗。不过这两个界限还不是终点，个人劳动力只是集体劳动力的一部分，即使个人生命力耗尽了，集体的生命过程不会耗尽，而在劳动分工条件下，劳动过程的主体是一种集体劳动力，并非个人劳动力。这个劳动力的永不枯竭恰恰相应于人类物种的绵延不绝，作为物种成员的个人出生或死亡都不会打断整体的种群生命过程。

器具用于劳动的更严重限制是消费能力的限制，即使在集体劳动力代替个人劳动力的情况下，消费能力仍然是跟个人联系的。但在“社会化的人类”中，财富积累的过程可以是无限的，它能通过将所有不动产，所有“堆积”和“贮藏”起来的东西都分解为供花费的货币，而为自己扫除个人财产的限制，克服个人占有的局限。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了，在这个社会里，财富按照赚钱能力和消费能力来衡量，这是这个社会对人体新陈代谢之双重过程的唯一修正。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把个人消费调整得更加适应财富的无限积累。

既然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还远没有达到富足的程度，我们就只能暂时从一国水平上来观察社会克服其繁殖力的自然限制的方式。解决方法看起来很简单，就是把所有使用物都当成消费品来对待，让一把椅子或一张桌子像衣服一样快地被消费掉，让衣服像食品一样快地被消费掉。人与世界之物打交道的方式与物被生产出来的方式完美匹配：工业革命以劳动取代了所有手工业，结果是现代世界的东西都变成了劳动产品，它们天然的命运就是被消费，而非像工作产品那样被使用。正如从工作中产生的工具和器械一直都被用于劳动过程一样，与劳动过程完美协调的劳动分工也变成了现代工作过程，即使用物的制造和生产活动的主要特征。取代从前为所有手工业所需的严格专门化的是劳动分工，而非提高了的机械化。现在手工业只有在为投入大量生产之前设计和制造模型时，才是需要的。虽然大批量生产也要依靠工具和机器，但是没有劳动者对工匠、劳动分工对专门化的替代，大批量生产就是完全不可能的。

工具和器械减轻了劳动的辛劳痛苦，从而也整个地改变了劳动固有的紧迫必需性显示的方式。但它并没有改变必需性本身，仅仅让我们不再那么明显地感觉到必需性的压迫。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劳动产品身上，劳动产品不可能由于丰裕而变得持久。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工作过程的现代转型，由于劳动分工原则的引入，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它的生产过程虽然不用于生产供消费的东西，也具备了劳动的性质。机器强迫我们进入了一个比自然过程规定的速度快得多的循环节奏中——现代特有的加速过程只会让我们更加忽视劳动的重复性——这个过程本身的重复性和无休止性，毫不含糊地打上了劳动的印记。这一点在以劳动方式生产出来的使用物上表现得更明显。这些东西由于过分富足而变成了消费品。劳动过程的无休止只能靠消费需求的无休止来保证；而要确保生产的无休止，就只能让产品越来越快地失去它的使用特征和变成越来越多的消费对象。或者换一种说法，只有在使用的频率如此之快，以至于使用和消费之间、使用物的相对持久和消费品的转瞬即逝之间的客观差别濒于消失的情况下，生产的无休止才能得到保证。

由于我们需要越来越快地替换掉我们周围的世界之物，我们就再也“用不起”这些东西，再也不尊重和保护它们固有的持存性了；我们必须消耗、吞噬掉我们的房子、家具和汽车，仿佛它们也是一些如果不迅即卷入人与自然无休止的新陈代谢循环中，就会白白地损坏掉的自然的“好东西”。仿佛我们用力冲破了保护世界和人造物品免受自然侵蚀的边界，把它们交付和遗弃给那些始终威胁着人类世界稳固性的东西，在自然中进行的生物过程以及围绕着它的自然循环过程。

技艺人(世界制造者)的理想是永恒、稳固和持久。现在，这个理想已经让位给劳动动物的理想——“富足”。我们生活在一个劳动者社会中，因为只有劳动及其与生俱来的繁殖力，可以带来富足；我们把工作变成了劳动，把劳动打破为细小部分直到实现分工，目的是从人类劳动力(它不仅是自然力的一部分，而且是所有自然力中最强大的部分)道路上消除一切“非自然的”障碍，消除人为技艺建造稳固世界的能力，在劳动者社会中，劳动和工作终于可以达到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尺，那就是最简单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