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深沉的压抑，但没有断裂
1.战争的结束——美国人的占领
1944年7月20日我因反希特勒一事的牵连，被关进设在科隆展览馆区的集中营；是年9月底，我冒险逃出该集中营后，又被投入科隆附近布劳魏勒的盖世太保监狱。
我被投入监狱时，管理监狱的官员对我说，希望我千万不要自尽，因为这样只会给他带来麻烦。
我问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他回答说，我现在差不多已是70岁的人了，活下去再也不会有什么可以指望的，所以说，看来我是有可能会自尽的。
我回答他说，他可以放心，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美国人从西面向莱茵河挺进。所有关在监狱里的人，连我也在内，统统被带到花园里的一座墙边。有人对我们宣布，一旦美国人越过了艾尔夫特河——这是莱茵河的一条小的支流，离布劳魏勒大约15到20公里——就要将我们统统推到墙根枪毙。他们将干净利落地把我们收拾掉。
我在布劳魏勒是被单独监禁的，我对这点是感到满意的。
我由于没有被提审，以及后来也没有遭到什么麻烦，因而也就再也听不到和看不到将要对我采取什么措施。我就叫我的儿子马克斯——一个正在前线作战的军官——尽快到柏林阿尔布雷希特街保安总部去一趟。我知道，我的案子是在那里处理的。我要我儿子马克斯去打听一下，看看我的事情究竟怎么样了。
没有多久，我听我的儿子说，他到了保安总部。起初，那里的人不知道为我立的案卷，但是后来终于在地下室里找到了。据说是在一次柏林空袭中放进地下室的，过后就摆在那里给忘了。由于他们对引起逮捕我的紧急案件不再感兴趣，我的事件马上可以解决。随后我就将获释。
不久，11月26日，一个星期日，我的命名日，我向一个来布劳魏勒巡视的盖世太保官员问起释放我的问题怎样了。我说，我获得了柏林来的消息，他们要释放我。
由于美国人的推进，我们这些囚犯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因而我急于想离开布劳魏勒，越快越好。
这位官员告诉我，释放令已经下达。我可以在最近几天内离开监狱。
我回答他说，我要求立刻获得释放。
他问我是不是可以等到下一天星期一再走。因为在我进来时把我私人的那些可以用来自尽的东西，如背带、领带、鞋带统统拿走的那些“盖世太保”人员星期日下午休假，要到下一天才上班。等到下一天，我就可以从他们那里领回我的东西。
我再一次提出了我的要求，不管有没有背带，立刻释放我。
这位官员耸了耸肩膀，勉强地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没有系背带，没有系领带，没有系鞋带，也没有讨回我被捕时随身带的少量东西，立即离开那儿，到离开布劳魏勒不多几公里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住着我的两个好朋友：西恩兄弟俩。
事先我在监狱里请人打电话通知西恩兄弟，说我要上他们那里去。狱吏也给我办到了。有一个为了给我带路，还乘着自行车陪了我一段。
我的朋友是两位年轻人，他们豪爽地、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准备了一桌节日式的茶点。桌上放着的银烛台已经点燃发亮，他们还设法搞到了最好的蛋糕。
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遭遇之后，西恩兄弟俩对我的款待使我感到特别适意。
我喝了上好的咖啡之后，精神振作，便考虑怎样能尽快地回到勒恩多夫的自己家里去。
人们规定我不得在科隆行政区逗留。我担心，如果乘火车，会给人家认出来，“盖世太保”也可能以不准我进入科隆地区为理由重新逮捕我。
西恩兄弟给我找来一辆货车。我乘这辆汽车前往克尼希斯温特（Königswinter），再从那里打电话告诉家里：我被释放了，正在回家的途中。
但是，碰上发大水，我不能走克尼希斯温特到勒恩多夫的莱茵公路，必须绕过整座七丛山（Siebengebirge），从大水淹不到的路上越过巴特霍内夫到达勒恩多夫。
这样，当我抵家时，已经是深夜了。我家里的人本来以为我遇上大水到不了勒恩多夫的，也就没有估计到我会在这一天回来。当我这样晚的时刻还是到了家，也就叫大家感到分外的高兴。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待在勒恩多夫自己的家里。我深信，勒恩多夫及其周围不会成为直接的战场。因为美国人挥师向美因茨挺进，英国人把军队移向威塞尔，所以我揣测，美国人和英国人将分别在美因茨和威塞尔越过莱茵河。勒恩多夫差不多是夹在中间，所以我认为，我们这里完全有可能避免战事。我和我的家属全家总共14人，安静地等待着战争的结束。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完全不是这样。
为了说明我对战事以及盟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对立的情况有些了解，我要提一下下面的事实：除了在集中营或在监牢里度过的日子外，我每天好几次听国外的广播，一天也没有停过，尤其是经常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和瑞士贝罗明斯特的广播。此外，我的朋友、瑞士驻科隆总领事冯·魏斯还提供情况，或是给我阅看外国报纸和其他报道，让我了解到事态的演变状况。后来冯·魏斯在科隆的住宅被炸毁，移居格德斯贝格。我还经常从隶属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施利布希少校那里听到消息。通过这些消息来源，我对当前发生的事态有了大概的了解。因此，我也知道美国人把军队向美因茨集中和英国人把军队向威塞尔集中的这些情况。因为我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山坡上，孤零零地只有我们一家，所以我偷听国外广播比较方便。
德国军队没有来得及炸毁雷马根桥，这座桥在莱茵河右岸的桥头堡离开霍内夫上游约十公里地方。因此美国人完全改变了进军计划，利用防守薄弱的雷马根桥作为渡河的第一条通道。于是，我们在勒恩多夫便正好陷入了战火之中。扔进我的花园里的12枚美国手榴弹，其中有三枚从正面击中了我的房子，损坏相当严重，而房子的后面又遭到了从莱茵河右岸射过来的德国榴弹炮炮火的轰击。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第一次直接碰上了美国军队。我很不聪明地在我的花园里走动，想从花园里最高的地方观看莱茵河左岸的美国人的行动。突然，我看到一枚手榴弹在离我约300米的地方向我扔来。我能准确地估计这段距离，是因为我对这地方十分熟悉。我立刻卧倒在地上。按照经验，我们知道美国人照例要对同一目标扔三次手榴弹；所以我在等待着接踵而来的两枚手榴弹。第一枚手榴弹是我已经看到了的，落在离我12米的地方。像所有美国手榴弹一样，它在空中就爆炸了，碎片从我的头上飞越过去。第二枚落在离我七米远的地方，第三枚终于扔在我下面五米远的地方。过后，我就跑进了屋里。除了我的听觉长期受到严重损害外，我没有出别的事情。再说，在以后同美国军队的接触过程中，都不像初次见面这样，他们是十分和气的。
3月8日早晨，我的姐妹莉莉·苏思夫人打电话到勒恩多夫我们家里。她同她的丈夫已从科隆移居翁克尔，因为她们在科隆的住宅已被炸毁。翁克尔位于勒恩多夫的莱茵河上游。她激动地说：“我们已经自由了。美国人到了我们这里，他们都很亲切。”事后证实，我们互通的电话是穿过火线的；在霍内夫到勒恩多夫还在德国人手里的时候，霍内夫电讯中枢还和当时已被美国军队占领的翁克尔接得通。
我及时地为我的全家在我们屋后山中的酒窖里安排了一处用来避难的临时住处。现在，我们白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个地窖里。地窖中当头吊着一个篮子，我大儿子的最小的小孩，两个月大的康拉丁，就睡在这只篮子里。
此外，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地窖里的人增加到18个。一个曾经帮助我在花园里搞点辅助劳动的名叫路易的法国战俘，来到我们这里，要求允许他自己和他声称的两个同伴避难。
他和他的同伴是从一个战俘营里逃出来的，因为他们害怕被那些正在撤退的德国军队带到德国内地去。他们十分担忧自己未来的命运。我乐意地对他们表示，我们愿意接待他们。但是他们不是三个人，而是四个法国人。我们紧紧地挨在掩蔽体里，静待战争的结束。对这么多的人来说，解决必需的饮水供应问题是困难的。自来水已不再供应。大约在两百米外有一处水源。每天早晨将近七点钟的时候，美国军队对莱茵河右岸停止炮击一小时。显然这是他们早餐的时刻。我的两个女儿必须利用这个时刻，以花园围墙作掩护，沿着它爬向水源，取回供24小时用的饮水。
我们在地窖里度过了八天。然后，美国人开进勒恩多夫，炮火也停止了。蹲在我屋后树林中堑壕里的德国军队撤退了。
美国人的命令确实是严厉而苛刻的。但是，对我们来说，交火、战争和国家社会主义过去了，这对大家是一种安慰。莱茵河沿河大道上，一支巨大的美国坦克部队向着科隆隆隆地前进。
2.由美国人任命为科隆市长
过了几天，一个知道我的姓名的德国犹太移民的美国军官来探访我，看我是不是还活着。几天后，来了几名美国军官，要我到科隆美军司令官那里去，接管科隆市的行政。
一辆敞篷吉普把我和我的妻子送到科隆。我在这次行车途中所获得的印象是恐惧的。我们在翁克尔附近乘轮渡渡过莱茵河，然后经过许多地方，穿过波恩，驶往科隆。到处都是被炸毁的房屋，到处是战争的痕迹。科隆的景象最使我感到震惊。这座战前有76万人的城市，据后来的数字统计，在它的莱茵河左岸部分，只有32000居民了。德国军队还盘踞在莱茵河右岸，虽然已经没有激烈的战斗，但是一直还在相互射击。
我们路过一些要好的熟人的屋前。我要求把车子停下来，进去看看他们。房门敞开着，椅子、书籍等等物品杂乱地散在房间里。屋里阒无一人。到处都是类似的情况。
请我上他那儿去的那位驻科隆美军司令R.L.海尔斯陆军中校要我再做科隆市长。我请求不要叫我担任市长。我有三个儿子在德国前线；如果我被美国人任命为科隆市长的消息传出去后，他们就肯定会被纳粹枪杀；不过我愿意尽全力效劳。美军司令认为我的理由是对的。我暂时接受了顾问的职位，等到德国的战事结束后，再由美国人任命我当科隆市长。
同我打交道的那些美国人，都很机智和通情达理。我们很快就相处得很好。
我和海尔斯中校第一次会面的情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回忆。
我和海尔斯在那次谈话时，旁边还有一位美国军官。海尔斯中校同我谈话结束后，那个美国人从他的信夹里取出一份北美地图来。他当着我的面打开这份地图，指着美国的南部地区说：“这是得克萨斯州。得克萨斯州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广阔和最富饶的地方，我就是得克萨斯人！”他讲这话的时候表情真挚，十分自豪。后来，在我亲眼看到得克萨斯州后，我才理解他所以如此自豪。我必须承认。
我同美国军官谈话后，巡视了市区：到处都是空荡荡的，阒无人迹，一切都被毁坏无遗。我走到“盖世太保”总部，想看一下这个强盗窝现在的情况。科隆的“盖世太保”总部设在阿佩尔霍夫广场的一座大楼里。整个大楼上上下下的门全都开着，纸张和文件撒满一地。我穿过了许多房间，最后停留在一间房间内，这个房间，根据它的所有摆设来判断，大概是一个盖世太保高级官员的办公室。整个这座大楼不就是痛苦的渊源吗——对我的妻子、对我自己、对我的女儿来说，也是如此。但是，我却产生了一个想法，要为我和我的家属拿一样东西作为纪念这所房子的物品。这个“盖世太保”高级官员的办公桌上，有一只铜制的台灯，造型简单而又华贵，因而我断定是“盖世太保”从别人那里攫取来的。我把这只台灯放在身边。每天早晨我在家里看见它，可以勾起我的回忆，使我不忘前事，不忘痛苦，不忘那些不法行为！
这个完全毁坏了的科隆给我提出的任务既繁重又非常艰巨。科隆城被毁坏的景象触目惊心。由于空袭以及由于战争的其他影响，这个城市破坏的程度是十分可怕的。
就房屋和公共建筑来说，有一半以上完全被毁，而所有其他建筑也几乎都遭到部分破坏。只剩下300所房屋保持完好。
由于街道、电车轨道、下水道、自来水管、煤气管、电气设备以及其他公共设备的破坏而使城市遭到的损害，肯定也是同样巨大的，因此人们的健康受到的危害程度，几乎无法想象。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此外，也没有交通工具。莱茵河上的桥梁统统毁坏了。街上堆积的垃圾有一米高。到处都是被炸和毁于炮火的建筑物的巨大废墟。科隆简直像一个怪物，它的教堂被毁坏了，其中有些教堂差不多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它的大教堂受到严重损伤；它的那些本来美丽的桥梁，变成了莱茵河上的一堆堆废墟，倒塌的房屋，一眼望不到尽头，犹如起伏的海洋。
人们困乏地住在被炸弹炸毁的房屋的地下室里。以原始的方法用砖瓦搭一个灶烧饭。用铅桶和白铁盆在少数还算是完整的水泵旁汲水。
城市管理当局必须克服的困难看来是难以解决的。城市管理机关设在唯一幸存的一家保险公司大楼里。原来的科隆市政厅已成一堆废墟。
在纳粹党人撤去我市长职务前的那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有意识地向我的办公室和市政厅告别，因为我预料到第二天我就要被撤职和驱逐，我再也看不到我原来工作的地方了。我把市政厅的钥匙带回到家里，至今还把它保存在勒恩多夫。
绝大部分的居民已经逃走，或者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离开了。现在，在德国的战争行动已经结束，他们回来了。他们从战争期间撤退或逃难所居住的德国各地回来了。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科隆人如潮水般涌回科隆，有的步行，有的利用各种运输工具，再晚一些时候回来的人，则坐上了货车。直到现在为止，敞篷货车还在我面前驶过，里面挤满了不计劳累赶回家乡的人。他们面色苍白，疲劳不堪、形容憔悴，携带着仅有的少数家财什物，可是，他们的大部分人看到的只是他们被毁坏了的房屋。
为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安排住处，此外，还有膳食和人们所必需的其他供给，看来确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些可笑的小事情，已经使城市管理当局开始感到困难。我们连用来向盟军司令部报告居民的愿望和要求的纸张和其他办公用品都不敷应用。要找到能帮助解决紧急任务的工作人员就非常困难。我的许多1933年以前的同事已经不在人世，要不就是躲在德国的某个地方不能回来。
但是，在这个毁坏了的城市里，生命却并没有消逝。居民的粮食问题是城市管理当局面临的最大和最困难的工作。物物交换活跃。以货币计算价值实际上完全被以实物计算价值所替代了。
为了要保证科隆居民的粮食供应，我也动手自己解决。我扣住了科隆市区现有的全部车辆，叫它们开到乡下去，向农民购买土豆、谷物、蔬菜和牲畜。我设法用这种方法至少为居民筹得少量的食物。
我请求美军司令官从美军仓库中拨出食品，供应居民。凡是美国人能办得到的事情，他们总是提供帮助的。我同和我合作的美国军官关系搞得很好。后来我知道，在美国人的白色名单中，我名列全德人的首位。这就是说，我被看作是可以特别信赖的人。这种情况，或许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我在美国人面前处处得到很大优待的原因。
我把美国陆军上校帕特森的一封信全文抄录如下：
亲爱的吉尔里上校：
忠实的
陆军中校[11]帕特森（签字）
1945年5月8日”
有一件事情我之所以能做得很好，要归功于我同美国驻军当局的友好关系，对此，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科隆市拥有丰富的艺术珍藏，它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中世纪“科隆学派”的绘画。这些画属于最珍贵的德国艺术品。为了保护它们不遭到破坏，战争时期将它们藏在南德一座城堡的具有防弹设施的地下室里。我急于想把这些画尽快地取回科隆，因为我对它们未来的命运担心。从另一方面来说，把这些画运回来这件事也是很危险的。一则是公路运输不安全，其次的巨大危险是，盟国军队要没收德国的全部艺术品。我决定叫人把放在霍亨佐伦城堡里的绘画取出来，装在一辆科隆城的柩车里运回科隆。这些珍贵的绘画终于用这辆柩车完好无损地运回了科隆。我把它们藏在赫尔曼普夫劳姆艾大街的一幢房子的地下室里。因为这幢房子租给了一个天主教神父，而且在里面设了一个小型的礼拜堂。我估计美国人会尊重教会财产，从而希望这些绘画在这里得到保全。可是，随后就遇到了危险。美国人发出通令：“要交出德国所占有的全部艺术品”，要审查德国人手里是否还有抢来的东西。最初，我认为最好是不理睬这一命令，因为我担心盟军或许会把交出的绘画作为赔偿从国外掠夺来的艺术品来处理。
不论怎么样，美国人终于还是知道了科隆藏画的下落，美国军事长官通过一位官员通知我：“占领军当局必须坚决执行通令。他们想避免强制执行。迫切要求阿登纳市长先生把科隆博物院所有的绘画交出来。军事长官保证，如果证实这些艺术品是德国的财产，一定归还。”我不得不服从这一命令。后来，按照军事长官的诺言，我终于取回了所有“科隆学派”的绘画。
除了粮食以外，还有一个安置回乡人员的大问题。城市管理当局公开劝告大家不要回乡。但是谁也不听这些劝告，而我们就必须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设法尽可能把废墟清理成可以住人的地方，我们还努力搭设临时的棚屋，以解燃眉之急。
我担负科隆的工作后，就立刻征用了城市的公共汽车，把这些车辆派到布痕瓦尔德、但乔和德雷辛等地去，把集中营俘虏中的科隆人接回来。
我不同意下面这种看法，认为德国人个个都是犯了罪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大家有责任来纠正过去我们德国同胞也蒙受过的那些不公正待遇，这就促使我尽快地叫人把集中营里的那些可怜的人们接回家乡来。
我懂得，城市管理当局首先必须把整个精力集中于恢复商业和交通。就这点来说，起重要作用的是莱茵河上的桥梁，这些桥梁已经被破坏了，须要加以修复。我从美国军事长官那里搞到了购买钢铁的许可证，凭这张证明向莱茵的一家工厂买到了大批钢材。由于当时几乎所有工厂、公司、商店都已被毁，失业问题成为大问题。我竭力采取措施恢复商业和交通，以便创造就业的机会。
我十分详细地叙述了科隆遭到的破坏和生活情况，因为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又因为我本身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克服科隆地区的战争后果。德国的其他广大地区同样可以看到像科隆一样的情况，科隆只不过是由于它所处的位置破坏得最严重罢了。随着战争的进行，盟国产生了一种看法，即把房屋和住宅加以摧毁，就可以最沉重地打击德国人的抵抗力，因为这样做，比之单独地破坏一些工厂，更能使德国的经济无法发挥作用，盟国还进一步认为，集结成千架以上的飞机进行密集空袭，会使德国人精神上的抵抗力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因此摧毁平民住宅区完全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同样，也有计划地轰炸所有各种桥梁，特别是莱茵河上的大型桥梁、车站以及类似的设施，使交通陷于瘫痪。
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德国被摧毁的交通设备达40%。按照战前的状况，大城市的住宅50%被彻底破坏，有些城市甚至达到80%，遭到严重破坏的住宅也占一个很大的百分比。战前人民的财产遭到极其重大的损失。取消对德国专利权的保护，构成了一种连续不断的损失。此外，德国的国外财产也全都被没收了。
德国崩溃后，绝大部分地区的困难情况，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除了遭到破坏以外，德国中央行政机构的各部门已经不再起作用，或者已经不能再起作用了。只有地方组织很缓慢地在着手解决最紧迫的最严重的饥饿、无家可归、寒冷等等这些困难问题。
国内的一般秩序，遭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严重破坏。
在美占区和英占区内，人们设法依靠占领者的命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了地方机构。这种努力在部分地区——例如科隆——取得了成绩。但是在柏林设的最高管制委员会却起不了作用。有了这一原因，地方也好，占领区行政当局也好，所作的一切努力就必然毫无成果。经济上的困难正在继续发展。
3.英国人进驻科隆
我已说过，我同美国占领军军官相处得很好。过了些日子，在1945年6月21日，美国人撤离科隆，改由英国军队进驻，这时，情况就起了变化。不久，我同当权的英国军官发生了冲突。我认为英国人对待居民不好。他们对我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英国人在巴特霍内夫电话局的我所专用的经过波恩直达科隆的电话线旁装了一条监听线。我的专用电话线是不大不小的巴特霍内夫电话局唯一受英国人监听的一条线。当然，邮电局职员很快就发觉这个监听装置，并且马上告诉了我。
英国人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原因肯定是，英国从1945年7月以来是工党执政的关系。
在战争结束后这些的确十分艰难的月份里，我们在努力促进科隆各政党之间的合作。一位社会民主党领导成员、科隆市参议员戈林格尔却向英国谍报机关送了一份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利用它们同英国工党的关系的。这份报告写于1945年7月，随即到了我的手里。我把它的重要部分原文引述于下：
罗·戈林格尔（签字）
格拉芬韦特街8号”
社会民主党人力图把基督教民主联盟说成是继承了中央党的衣钵，并把中央党所犯的错误记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头上。这种企图并不是没有效果的，它说明了英国人何以对基督教民主联盟开始抱着怀疑的态度。戈林格尔先生想把我说成是一个在行政机构中重新起用旧日纳粹党人的政客。他列举我1945年6月28日送呈军政府司令长官并请转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一份备忘录作为证据。在这份备忘录中，我建议不要只是简单地把过去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人员排除在一切活动之外，促使他们去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而是应该尽快进行初步审查。然后，根据审查结果给予他们工作。
戈林格尔的这个报告对英国驻军当局是起了作用的。我当然并不赞成让犯有严重罪行的纳粹分子逍遥法外，另一方面，我是了解人们生性的弱点的；而只要在一个警察国家中生活过的人都理解，反对国家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对他个人和他的家属又意味着有多么大的危险。我认为，人们对每一件事都得进行具体的考虑，英勇无畏的气概并不常见，在这一点上，明斯特的格雷夫·加伦主教同我抱同样的态度。
4.科隆市参议会第一次会议
1945年10月1日，根据英国军政府的指令，科隆市参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市参议会由英国军政府指定的24名议员组成。市参议会帮助市行政机关处理工作。军政府的命令是构成法律的根据，也决定了市参议会和市行政机关的活动范围。
市参议会不是由市民选举成立的。市参议会的成员是由占领当局根据他们的职业和政治态度选定。
作为市长来说，能够再度从市民方面听取意见，得到支持和建设性的批评，我感到高兴。我欢迎市参议会的召开，因为我也希望，可以通过大会向公众说明我们所需要努力争取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并号召全体市民一同工作。
科隆英国军政府代表普赖尔少校宣布会议开幕。他向我们说明，军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名副其实地“重新教育”德国。让我摘录他这次讲话中的几段：
市参议员们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规劝。我们都打算竭尽全力，重建自己的家园。
出席这次科隆市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也有汉斯·伯克勒尔，他后来是德国工会联合会的主席。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将在我国人民具有关键性的重要事业中起到巨大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表了一篇讲话，竭力表达我们的心情。其中说道：
5.被英国人解除职务和禁止从事政治活动
英国人要求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克服困难。但是，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遵守军政府的种种决定和规定，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1945年9月底，英国人和我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冲突。英国军事当局要求我把科隆绿化地带和环城马路上的树木砍下来，供给居民作燃料用。
当我1933年前做科隆市长时，我曾在科隆市区的周围造了一条长达20公里以上和宽约1公里的绿化林带。在我的心目中，这条绿化林带对科隆居民的健康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按照我的看法，在科隆缺乏煤炭的情况下，砍伐树木所得到的木材，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勉强解决燃料的困难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来说，砍掉了绿化林带的树木，将使科隆市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这种损害几十年都恢复不过来。我拒绝砍伐绿化林带的树木，要求英军当局开放征用的存煤，以供居民使用。此外，我还要求从鲁尔区运煤来，供应家庭燃料的需要。
他们对我的要求的反应是相当冷淡的，我不能指望我的要求会获得批准。因此，我试图通过报刊进一步强调我们所提出的要求。1945年10月5日，我在勒恩多夫的家里接见了《新闻记事报》的一位代表和美联社的一位代表。我对这次谈话作了一份简短的记录，下面是原文：
阿登纳（签字）
1945年10月9日
在这次接见记者谈话后的第二天——10月6日——我奉召到军政府的办公大楼去。我在途中考虑，我所要求的有关批准居民用煤的问题，究竟会得到怎样的答复；我想，如果我得到一个否定的答复，我进一步又该怎么办呢。
当我走进北莱茵省军事长官巴勒克拉夫旅长的办公室时，有一些英国官员正在那里。我进入室内，这些先生们谁也没有站起来。简短地，完全是表面应付地问好后，没有人端椅子给我坐。我自己拿过一张椅子，准备坐下去。巴勒克拉夫旅长立即以毫不客气的口吻说：“您站着！”我不得不立着，听宣读下面的信件：
北莱茵省军政府军事长官
旅长巴勒克拉夫（签名）
1945年10月6日
他要求我在信上签字，证明已经收到。他们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回答说：“没有！”就离开了办公室。
这封撤职信的要害一节是第10点：“您不得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性质的政治活动。”
多年后，当我已经做了联邦总理的时候，我在一次国宴上又见到了巴勒克拉夫将军。他问我：“当您接到您的撤职信时，您当时究竟是怎样想的呢？”我回答说：“我家里已有一份被纳粹党人撤职的公函。现在我又添了一份‘被解放者撤职’的公函”。
英国人把三个西方占领区中经济价值最高的部分作为它自己的占领区。科隆市是英占区的重要中心。早在魏玛期间我做科隆市长时，我在社会上和在中央党里就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虽然当时我在政党中的政治活动并不突出。但是，科隆市长本身在德国公众生活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而现在，这个职位由帕特森上校在他的信件里写到的作为科隆行政区头号信任的人担任，这一点对英国当局来说必然是件大事。这个理由似乎并不足以把我撤去科隆市长的职务，不过，有意思的是，我被撤职后最主要的是禁止我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就这一点来说，人们不能不看到戈林格尔的报告和帕特森上校的信件对英国人的作用了。不仅由于英国工党政府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好感，而且由于有了帕特森的信件，我被认为是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人必然把我当作执行他们的政策的障碍。这一点说明了我所以被禁止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原因。
我被撤职的原因，并不是我对科隆居民没有尽到我的职责，这种理由是有意挑剔，而且简直是可笑的。当后来我把帕特森上校的信重新看了一遍时，我才完全明白，他们的这样做法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禁止我重新进入科隆，对我个人来说是相当严厉的，我的妻子由于过去被关在布劳魏勒盖世太保的监狱患了很严重的疾病，正在科隆的一所医院里住院治疗。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批准我每周两次探望我的妻子。探望的时间和走哪一条路都作了精确的规定。
英国占领当局撤了我的职，以军法限令我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并驱逐出科隆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朋友由于害怕占领当局，全都避开我。我离开科隆时，没有人来送行。我周围的气氛与我当年被国社党人驱逐时的气氛几乎没有两样。
戈德库勒小姐是我接待室的一位秘书。她事先没有告诉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巴勒克拉夫旅长。她在信中谈到，她不能冒昧地对我被撤除市长职务一事提出意见；但是如果说撤除职务的理由是因为我没有对科隆人民尽到职责，那么她可以从她对我工作的亲身了解中认识到，这种理由是错误的；我是竭尽全力为科隆市民服务的。
由于这封信的原因，英国占领军当局给我的继任者下了命令，立即革除戈德库勒小姐在科隆市担任的职务，并且永不任用。
于是，我设法请科隆大学行政部门聘请了戈德库勒小姐。后来我当了联邦总理，我介绍戈德库勒小姐在外交部任职。她是一名优秀的工作人员，有着杰出的语言知识。
这样，看来眼前我的政治活动是结束了，于是我重新一心料理我的花园。但是，有一天，出乎我意料，在宾德的司令部工作的一个英国上校来找我。我从前认识他，当时他没有服役，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希望从我这里了解政治情况和听取政治上的意见。我告诉他，很抱歉，我不能同他谈政治。但是离我家门五公里外，就不是英国占领区了；他可以和我乘他的车子驶往法国占领区，因为到了那里，我才可以同他谈政治问题。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对他讲了我的一切遭遇，特别告诉他不许我从事政治活动的禁令这一点。他只是摇摇头，说宾德那里还不知道这件事；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谈谈政治。我们于是谈了。一两天后，宾德的英国司令部通知我，除了在科隆行政区外，我仍旧可以从事政治活动。显然，这是来访者干预的结果。英国人方面甚至请我出席12月份在巴特格德斯贝格举行的一次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重要大会。
6.对德国局势的设想和考虑
我被撤职的遭遇，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我在当时是说不上的。在勤奋工作之后突然停止我的职务，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被撤职的真实原因。
现在，我有时间和闲暇来详细读报纸，听广播，特别是有时间同我的老朋友瑞士总领事冯·魏斯先生详细地议论天下大事了。
我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反映在1945年10月31日我写给前杜伊斯堡市长魏兹先生的一封信中：
我知道德国的西方邻国怀有忧虑。我完全理解和尊重它们从过去一百年中所获得的经验。我认为，如果为了安抚它们，而像1945年的情况那样，来分配欧洲的政治权力，那是错误的。政治历史表明，任何时候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停滞不前的，政治情况的变化异常迅速。
必须找到一种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具有生命力，因而能够持久地起作用，并且使我们的西方邻国放心，使他们获得持久的安全。我认为，盟国打算分裂一部分德国领土，例如法国要分割莱茵河左岸，这决不是一种解决的办法。分割领土不能使安全得到保障。再说，谁要是打算动手这样分割德国领土，必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德国的其余部分该怎么办呢，剩下来的德国会不会因此而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成为“欧洲中部的一具腐烂的尸体”。它对欧洲造成的致命危害，将和获得胜利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对欧洲造成的致命危害一模一样。
我是一个德国人，但是我也是，并且一直是一个欧洲人，我总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欧洲人。因此，我向来就致力于同法国取得谅解。没有这种谅解，就不可能有一个欧洲，而我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中央政府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就这样主张了。我总是主张达成一种符合两国利益发展的、合情合理的谅解。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就提出过将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工业有机地一体化以保障持久和平，因为我深信，平行发展的、步调一致的经济利益，是——而且永远是——各国人民之间良好政治关系的最健全和最持久的基础。虽然存在困难，我仍然看到西欧有着巨大的发展前途。我认为欧洲的联合，现在远比当时20年代容易。各国人民之间进行国际合作的思想一定会成为现实。
我正在悉心研究欧洲合众国的问题，必须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合众国。我把未来的欧洲合众国看作是德国的西方邻国获得安全的最可靠和最持久的保证。法国害怕一个重新强大的德国，要求采取一种肢解德国的政策，我认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945年后，德国在军事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已经倒下来了，我认为，这种情况已足够保证，这样的德国不会对法国构成危险。在未来的欧洲合众国中，我看到了对欧洲、因而也对德国带来的巨大希望：我们必须设法提醒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国家注意，它们正同我们一样处在西欧，它们是我们的邻邦，并将永远是我们的邻邦。它们对我们施加任何形式的武力行动归根到底只会造成祸害，凭借武力决不能在欧洲建立持久的和平。戴高乐将军认识到这一点，1945年8月，他在萨尔布吕肯的演说中说：“法国人和德国人必须把过去的事一笔勾销，要彼此合作和意识到他们都是欧洲人。”
戴高乐的这些话，给德国和我所盼望的一个统一欧洲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我明白，我们德国人目前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外交活动。我们外交政策的目的，必须是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国际组织中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合作。其他国家加诸战败的德国的负担，应考虑到它能够承担和履行的限度。因为即使是被征服者，也有权生活和工作。困难到了极点而又毫无希望，那就成了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作为拥有权力的胜利者按照人权和神权，也对被征服者负有责任。
我清楚知道，只有欧洲各国人民重新建立起一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每一国人民对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对西方各国的思想、意识和发展作出他们不可替代的特有的贡献，那么才有可能出现一个联合的欧洲。
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只有在德国作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健全的成员正式被接受加入欧洲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健全的和政治上具有生命力的欧洲。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是漫长的，要求我们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心。但是政治的理性告诉我，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我对德国历史的进程考虑得很多。我回忆了德国所经历的、特别是我们从1918年到1924年在莱茵兰所经历的艰难岁月。德国目前的处境，每一个个人的处境，是无可比拟的艰苦和暗淡。然而，回顾一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岁月，而且再进一步想想德国人民在这15年中做了些什么——我特别想到我的家乡科隆市，那是有益的。那时，困难的景况和对德国前途的忧虑令人窒息，失业、通货膨胀和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严重。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当时科隆市民群策群力，克服了所有这些困难和危险，这样联合起来的力量还是排除了万难，完成了巨大的任务。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在科隆兴建了展览馆区，修建了米尔海姆大桥和尼勒尔港，创办了大学，盖成了巨大的住宅区，植造了绿化地带；此外，我们还举办了莱茵兰一千年历史博览会和世界上首次的、唯一的一次报刊展览会——“普雷莎”。
想到我们当时能够做到这一些，就给了我勇气，我们也将会克服现在的困难。当然，我讲到的这些事例，同现在我们整个德国面临着的巨大任务是不能相比拟的。但是，对在那些年月中担任科隆市长的我来说，这些是具体的亲身经历过的事例，是人们用勇气、耐心和恒心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也问我自己，在1918年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何以只存在了15年，1871年建立的很快就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俾斯麦帝国，何以在1918年——成立不到50年——就崩溃了呢，这个德意志帝国看来是那么强大和巩固，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匹敌。我问自己，国家社会主义的帝国最初受到许多老实人欢呼叫好，后来，由于它那极端卑鄙和丑恶的行径，为很多德国人害怕，也遭到他们的藐视和咒骂，但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帝国在德国人民中有存在的可能？
怎么会有可能让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得以发动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虽然开始时取得了使人眩晕的胜利，而最终又必然趋于失败呢？在这场战争中，为什么能够出现那些勇敢和忠于职守的奇迹，而同时却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规模空前的罪行呢？何以这场战争在它早已注定要失败之后，还会继续进行，直到几乎自行毁灭的地步呢？德国人民这次为什么会一跤直摔到无底深渊？
在国家社会主义时代，作为一个德国人，我感到耻辱，内心深深感到耻辱；我从瑞士总领事冯·魏斯那里知道了许多德国人对德国人干的丑行以及有计划地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但是在崩溃后的现在，当我看到德国人民遭到怎样可怕的命运：饥饿、寒冷、困难和死亡，毫无美好前途的生活，政治上权力被剥夺殆尽，被全世界人民鄙视；当我看到德国人民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用比他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显得还要来得大的毅力来承受这一命运时，我现在又重新以作为一个德国人而感到自豪。我为德国人承受自己的命运的坚强精神感到自豪；我感到自豪，因为每个德国人都具有耐心，毫不沮丧，正在努力使自己免于沦亡，拯救自己和他的家属摆脱这种苦难生活而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近百年来的德国历史映现在我眼前，我自问，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历程的。这是一个必须给自己提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摆脱这一悲惨境地，要从这一深渊挣脱出来，如果我们要想找到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引入深渊的。只有我们认识了我们是怎样进入德国人民历史上这一极其不幸的时期的，我们才能够找到一条前途美好的正确道路。要找到重新站立起来的正确道路，扪心自问乃是必不可少的。
我问自己，我们来回徘徊，从高峰摔到底层，最后跌进了这样的深渊，最根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对于研究这样的问题，那些具体细节不是关键，再说许多细节也还没有搞清楚，但是我们必须寻找造成这场灾祸的最深刻和最起作用的原因。
我深信，这些原因远远产生于1933年以前。国家社会主义直接把我们引进了这场灾难。但是，如果国家社会主义没有在广大的居民阶层中找到它撒播毒种的肥沃土壤，那它也是无法在德国攫取政权的。我强调指出广大的居民阶层这一点。仅仅归罪于高级军官或大工业家，是不正确的。当然，他们是完全负有罪责的；而且，他们拥有的权势愈大，他们个人的罪责也就愈大。然而，广大的人民阶层——农民、中产阶级、工人、知识分子——并没有正确的思想立场，否则，从1930年起的那些年月中，在德国民族中就不可能出现国家社会主义的凯旋行列。
好几十年来，所有各阶层的德国人民对国家、对政权、对个人在国家的地位具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因而受到了危害。他们把国家搞成了偶像，供奉在祭坛之上；个人，个人的尊严和作用，就成了这个偶像的牺牲品。
国家的全能，国家和国家掌握的权力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人类永恒的友善之上，这些信念，首先在1870年至1871年战争胜利后，接着在经济迅速发展以后，在德国占了统治地位。
工业化的迅速增长，人口大批流向城市，以及接踵而来的许多人破产流浪，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德国人民中进行恶性传播铺平了道路。唯物主义世界观必然进一步夸大权力的作用，而强调集中和体现权力的国家的重要性，而贬低道德的意义和个人的尊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极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发展。
国家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唯物主义世界观产生的一种崇拜权力、不尊重个人价值甚至蔑视个人价值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发展已达到了犯罪的地步。
如果在一个民族中，首先强调和夸大了国家、国家性质、国家权力以及无条件服从国家的责任，接着又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受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熏陶，那么，一旦在大多数人民遇到恶劣的物质状况时，就会相当快地接受这种学说；这种学说只知道有极权主义的国家和唯命是从地跟着走的群众。根据这种学说，只有自己的种族是高贵的种族，只有自己的人民是高贵的人民，而其他国家的人民则是低下的，有些甚至是应该消灭的。根据这种学说，即使在自己的种族和自己的人民中，也得不惜一切地消灭政治上的反对者。
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最少受到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腐蚀的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德国人中，遭到了强有力的精神上的抵制。
国家至上、国家万能、国家高于个人尊严和自由等等观念，是触犯基督教的天赋人权的。按照我的见解，个人的存在和地位是高于国家之上的。国家权力的深度和广度，应以不损害个人尊严、自由和自主为限。但是，个人自由并不意味着毫无约束和为所欲为。它使每个人有义务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时，经常想到每一个个人对其他人和整个民族所负的责任。
我认为，国家应该对个人起服务的作用。国家的意义只能是促进、集中、培育和保护一国人民的创造性力量。在今后德国的重建中，我们必须致力于教育整个人民具有责任感和在政治上进行独立思考。国家应该是一个以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为基础、概括各种不同利益、各种不同世界观和各种不同舆论的、具有共同命运的团体。在未来的德国，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青年成为政治上有责任感的人，不是任凭别人摆布和指使的人，要使他们成为有志气、有能力、对整体具有责任感的自由人。我深信，必须用基督教和民主的精神来进行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定将启发所有青年人懂得至今他们还未能接触的、然而却是对人民普遍有效的信仰和举止。
战后的我国人民显然成了无家可归、到处奔波和一盘散沙的群众，对于这样的群众，我们必须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谈话，引导他们懂得自觉和具有责任感。这一点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据我看来，这是有关我国人民命运的问题。
如果人们有信心着手进行这一工作，能够用专门的知识和献身的精神执行这项使命，那么我相信，渐渐地就会涌现出具有坚强的意志，能进行正确的判断，适合担任并且愿意担任政治、道德和思想领导工作的人物。
在德国的重建中，巨大的任务在于激发和加强我国人民中的民主力量，并促使它们的成长。每个人的政治责任感乃是政治上健全的德国的先决条件。民主不是从议会制的政体中汲取力量，它首先必须在每个个人的思想意识中扎根。1933年1月后的最初几个月说明，如果人们没有真正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觉悟，那么议会制的政体甚至也可以被滥用，成为搞独裁统治的工具。民主并不只是一个议会制的政体而已，它是一种世界观，扎根于对每一个个人的尊严、作用和不可让渡的权利的观念之中。一种真正的民主，必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尊重每一个个人的这种不可让渡的权利和价值。谁要是真正具有民主思想，谁就应当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正当的意愿和进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