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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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主要是以国际制度研究为重心的。国际机制理论产生于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尤其是对联合国的研究。但最初的研究停留在描述层面,理论化程度很低,也没有形成可以传世的学理成果。正如三位编者所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像是政策分析和时事评论。2这种状况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转变,国际关系学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入手,展开了高度理论化的研究。70年代以来,国际制度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条重要发展路线。它上承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和国际机制理论,3中继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理论,4下达建构主义的国际规范和国际文化理论,5勾画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发展轨迹,也显示了三大理论学派的形成。沿着这条主要的发展轨迹,不断的学理争论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也产生了新的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争论是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的,就是所谓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论战,也可以称为“权力与制度之争”。6之所以称为权力与制度之争,是因为新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作为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因,而新自由主义则将国际制度这一非结构因素当作影响国家行为的重要变量。当时,国际组织研究开始走出了对国际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描述,更多地朝着国际制度转化,研究重点是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国家行为,尤其是国际制度是否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是一个研究转型期,研究重心从组织转向了制度。当时,美苏关系出现了一定的缓和势头。在双方基本达成战略均势之后,核恐怖带来的相对稳定以及美苏双方的战略谈判给国际制度研究带来了动力,出现了国际组织研究的新的空间,基欧汉和奈在1972年出版了他们研究跨国主义的著作。7但颇有意思的是,这一阶段的研究兴趣是被美国实力衰退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权力命题挑动起来的。当时,国际关系学界比较普遍地接受了美国霸权衰退的基本估计。8金德尔伯格对世界经济领域大萧条的研究将霸权和经济秩序联系在一起,而维系这对关系的因素就是世界经济领域的国际机制。9霸权稳定论学者受到启迪,将这一推理用于国际关系学界,并首先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开始,逐步深入地讨论权力、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虽然强现实主义者仍然认为国际组织不过是强国手中的玩偶和工具,但以克拉斯纳为代表的温和现实主义却认为国际机制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他批评了强现实主义者的极端观点,将国际机制设为干预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权力结构条件之下,国际机制确实可以影响国家的合作和冲突行为。10

克拉斯纳的研究激发了对国际机制研究的兴趣。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复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在70年代中后期,也围绕国际机制提出并发展了一套理论。于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围绕国际机制展开了交锋。1982年春季号的《国际组织》杂志表现的就是这一次论战,后来成书出版,定名为《国际机制》。11这一期特刊是国际组织引发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学理论战,在研究议程设置和理论化程度方面的影响延绵至今。12以克拉斯纳、杰维斯、斯特兰奇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和以哈斯、基欧汉、斯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营垒坚实,旗帜鲜明。一方是新现实主义的观点,坚持国际机制是干预变量,虽然有着很大的作用,但仍然需要依附权力;另一方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国际机制可以是自变量,不依附强权而独立存在。1984年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出版,新自由制度主义日臻成熟。之后的10年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作为国际制度研究中的两大对立学派,一直在辩论中激活新的学术兴奋点。正是在相互的竞争之中,国际制度研究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这一时期的国际组织研究已经远远超出对具体国际组织的结构和功能的讨论,开始从理论层面上探讨国际组织形成的规则和机制在影响国家行为体行为方面的一般性规律。

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至今,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的辩论,重点是国际制度的服务功能(涉及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和建构功能(涉及对行为体身份的建构)。这一辩论可以称为“制度与文化之争”。如果说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是第三次论战的话,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论战可以称为国际关系学的第四次论战。其间,在研究国际组织对国家行为影响的同时,国际制度所具有的建构作用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之一。这一研究兴趣的扩展和转向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通过单纯研究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制约和影响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理性主义理论,已经无法涵盖诸多与国际组织有关的现象;其二,国际关系理论界主流建构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社会学转向,促使研究人员更多地考虑国际规范、国际机制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131987年,温特在《国际组织》杂志发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行动者-结构问题》的论文,冲击了理性主义对国际体系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静态表述,提出行动者与结构互构的动态过程;141989年,德斯勒在《国际组织》杂志发表《行动者-结构辩论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批判结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身份转化问题,认为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静态理论,静态结构是无法具有转化性理论内涵的;151992年,温特再度在《国际组织》杂志发表《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成为主流建构主义的宣言式文章。16建构主义的兴起,为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使这一研究不仅局限于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研究层面。国际制度的研究开始向另外一个深度发展: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等因素是如何建构国家身份和影响国家偏好的。这一辩论的重要观点反映在1998年的《国际组织》特刊上面,后成书出版,也就是现在的《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