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理性主义方法

国际制度的理论与经验研究⁽¹⁾

莉莎·马丁　贝思·西蒙斯

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制度的作用就已成为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心。《国际组织》杂志在过去，而且在将来也会刊载关于此类研究的大部分前沿成果。我们在本文中将检讨过去有关国际制度研究的成果，追溯学术界关于国际制度研究的主题，并揭示对开展新的研究具有创造力的领域。我们的主要看法是，关于国际制度的研究应该逐步转向这样的问题，即制度在塑造世界政治中重要行为体的行为上是如何起作用的？新的研究应该关注可替代的制度理论中那些值得注意的观点。我们提倡对制度的研究既要把其作为战略选择的目标，也要考虑其对行为体行为所起的限制作用，这种看法对研究国内制度的那些学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但是遗憾的是，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学者的大部分辩论中，它却被忽略了。

本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对国际制度研究的发展提供一个分析性的评论。从一开始，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制度研究就占据着《国际组织》杂志的大部分篇幅，其中包括一些与本文建议相一致的研究议程。但是由于在早期缺少必要的学科基础，许多有价值的问题被忽视了，并没有融入其他学者的研究当中。随着20世纪50年代这门学科的职业化，国际制度的理论研究越来越正规，有关制度的经验研究也越来越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准，从而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告诫与洞见。对我们理解国际制度而言，后来最重要的一个发展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那时，新一代的学者提出了超越正式组织的研究看法，从而为我们从更一般意义上研究制度提供了学术立足点。

通过对制度研究的评论，我们在第二部分主要解决这样一个主题，即：由于国际政治的理论和方法与政治科学的其他领域截然不同，国际政治是否需要被视为一门自成一类的学科，或者，它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国内政治理论？正如我们的评论所展示的，美国政治研究的发展，例如关于投票与联盟行为的研究，就常常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制度研究的方法。但是大部分这类研究并没有产生重要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制度研究所采纳的功能主义方法很少靠的是国内政治理论，更多的倒是吸纳了经济学中的研究模式。今天，我们发现钟摆又摆回来了，因为更多的学者沉迷于本来是从研究国内政治现象中发展出来的现代理论（见海伦·米尔纳在本书中的文章）。我们在本部分将评估这种努力是否比先前人们所做的那样更可能带来研究成效。

第三部分转入研究议程问题。国际制度研究下一步应该往何处走？我们在本部分的主要看法是，人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国际制度对世界政治“如何”起作用而不是“是否”起作用这个问题上。过去15年争论的焦点常常总是陷入粗糙的两分的矛盾中：制度起作用，或者制度不起作用。对研究议程的这种划分忽视了制度作用的各种类型与程度之类的有创造力和有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国际组织》杂志早期的个案研究文章中实际上已经得到很好的阐述，尽管理论色彩不重，但是阐述得却很细致。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回到从前的个别制度分析中。我们认为，许多正式的能够导引研究方向的理论性分析既可以提出更好的问题，也可以经受经验的检验。这种研究包括对制度分配效应，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制度产生的未曾遇见的后果，以及制度效用的分类所做的严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