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与展望
一门国际关系的全球学科存在着，因为许多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团体都跟从美国的辩论，传授美国的理论，同时，美国学者也在欧洲杂志刊载文章。而且，国际关系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得也非常不同。有些美国理论能够畅通无阻，而有些则不行——特别是以理性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理论，例如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只有移民以及使自己完全美国化的学者，其理论才可以在美国得以传播。
这些模式对美国学者、欧洲学者以及这门学科来说的代价是什么？理论发展在系统层次上的多样性意味着美国学者与欧洲学者都错过了潜在的有意义的贡献。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个知识损失。然而，由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对称状态，这种代价对双方来说也是不对等的。欧洲学者仍然对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非常关注，但是美国学者却远非如此（由于缺少对欧洲的注意力或者语言技巧方面的因素导致的）。欧洲学者至少具有对美国来说似乎不存在的理论上的选择余地。从各个人的学术历程上说，这个代价会偏离到相反的路线上，即对美国学者具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他们的研究途径最容易得到回报，能更容易接近很有影响的杂志，因此得到物质上更好的工作。这加重了欧洲国际关系可能因为不完全职业化或者太关注局部问题而遭到的批判程度，而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则受到目光短浅以及哗众取宠的威胁。对学科来说，这会导致低标准、缺少交流以及缺少对既有思维更多的新挑战。全球取向的研究有助于快速打破地方封闭的堡垒（特别是在欧洲），并且会克服大部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结构上的狭隘性。
过去10年中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在一些特定议题领域存在的物质上的差异性。第一个例子与欧盟研究有关。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提出了1992年实现单一市场这样的规划，以及80年代末冷战与欧洲分裂的结束，人们对欧洲一体化研究给予格外高的关注。美国与欧洲的理论发展已经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中大西洋两边的研究同时是存在差异性的，但是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阶段（再次）让人失望地显示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化水平比较低。至于所有欧洲学者对美国学术霸权的抱怨以及自己的声音难以被听到，必须提到的是，即使当一个新的研究议程摆在欧洲学者面前的时候，他们也很少做出理论上的创新工作来。大部分研究都是非理论性的，将那些老套的旧的新功能主义拿来重新使用，而且根本就不在乎曾经对旧功能主义进行合理批判的那些意见。在这种理论真空情况下，安德鲁·莫劳夫奇克1991年发表在《国际组织》上的文章填补了研究的真空，其在欧洲获得了极大的承认。124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学术努力，它与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新功能主义以及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都有关系，提出了清晰的研究命题。只有一个美国学者似乎有这个勇气去提出新的与建立在过时美国理论基础上的欧洲解释模式截然不同的理论。125在1995年巴黎召开的全欧国际关系会议上，如果从人们口头引用率上来说，莫劳夫奇克的名字毫无疑问是人们谈及频率最高的名字，这很大程度上并非主要是支持他的观点，而是因为其华尔兹式的对层次研究整合的特点——它具有很清晰的理论定位来保护自己的观点。这标志着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最近，大西洋两边开始出现新的一体化研究。主要存在于欧洲的一种研究观点（也包括一些重要的美国学者的作品）是按照多层次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观念组织起来的。126另外一种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也包括一些欧洲学者），将理性选择分析途径运用到欧洲制度的研究中。127这两种研究都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它们之间的对立却是非常明显的。欧洲的研究试图采取历史进化论的途径，分析欧洲秩序的巨大变革以及其相应的政治意义，而美国的研究则主要是在方法论与普遍性理论的驱使下展开的。
美国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二个差异的例子与认同以及安全研究有关。冷战结束以后，安全研究碰到了民族主义与种族认同的巨大挑战，这种情况在欧洲特别明显。美国的安全研究在《国际安全》杂志的领导下一直非常明确地强调等级结构的重要性。在安全研究上，新现实主义实际上处于学术霸权地位（与一般国际关系研究相对的是，那里存在大量的文章，被正当地用来批判所谓占霸权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各种批判性研究远远多于所谓占霸主地位的新现实主义研究）。因此，对认同问题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涉及如何将其与新现实主义进行糅合的问题。就如拉皮德（Yosef Lapid）与克拉托奇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所指出的，其结果是一个非常受限制的进程，其中“民族”（nations）被再次解释为“首要国家”（proto states），重新进入既有的不变的理论中。128
在有些情况下，一批法国学者写的文章更集中地利用了社会学、哲学以及人类学研究，它们同时对政策问题保持高度的关切。这种传统会赋予学者在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中以很大优势，能够意识到社会理论与哲学的一般性发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具有所谓巴黎式全面思维性风格（Parisian Intellectuals）］。129比戈（Didier Bigo）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结合起来，利用福柯与布尔迪厄的理论对其展开了开创性的研究，同时还对欧洲政策合作进行了详细的经验研究。130皮埃尔·哈斯纳（Pierre Hassner）始终处于欧洲变迁研究的最前沿，他一直将自己的研究与哲学和一般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131
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所谓的哥本哈根学派。132从该学派来看，其研究在寻求能够与主流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共同使用的理论方面，比法国还要传统，甚至对新现实主义的核心特征都做了修订。其代价就是对诸如认同与社会这样的概念做了更严肃的分析。找到介于法国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北欧-英国间研究的合作是并不令人吃惊的：北欧的研究常常趋向美国的主流理论。尽管在研究过程中以不同的方法与主流的理论保持足够的距离与自由，但是北欧研究的目标最终还是要对安全研究的核心产生影响。有效性以及得到回报的标准并非与法国那样独立，它是个相对独立的边缘地带。
最近，在美国出现第二波的“安全与认同”研究热潮，这次是由建构主义领衔的，标志性成果是《国家安全的文化》这本书。133更多地是由于受到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间辩论的影响，建构主义者也试图加入到像安全这样的重要研究领域来，以显示其研究途径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不是涉及如何处理外来挑战这样的政策导向的安全研究，但是本质上，是美国人喜欢的由理论驱动的研究议程的大辩论。
这两个例子显示研究个性的模式如何导致新的研究议程，以及国际事务中的议题是如何被理论化的，它们既源于国际事件对一个非领土性特征学科的学习过程产生的影响，也与这一理论化的过程受到国家学术文化的巨大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