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的形式与内容
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第三个层次是学术层，它包括两部分，一是作为社会与知识结构的学科，二是其主要的学术传统。我们将在人们常常谈论并非常熟悉的国际关系理论大辩论上讨论第一部分的问题：如果果真如此的话，它真的是不平常的吗？如果是的话，什么因素导致它的出现，以及其主要影响是什么？第二部分的问题通过概述国际关系学术传统中主要的研究模式，解释为什么理论在美国或者欧洲得到更好的发展，来得到阐述。
大辩论与组织学科的其他方式
由于几次大的辩论，观察家们常常指出国际关系在社会科学中是比较独特的。要是让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在15分钟里陈述一下这门学科的话，那么你最有可能听到的就是三次大辩论的故事。似乎没有其他现有的东西可以讲述这个学科历史了。即使要以实证或者可行的方式来讲述“这门学科是什么？”“现在在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也是困难的。我们对国际关系知识发展状态的认识深受这些大辩论观念的影响。100虽然国际关系学科的这个特征是国际关系学者之间对话的共同主题，但是还没有更好的解释用来阐述国际关系学科的特征。在试图对此作出解释之前，我们需要提出正确的问题来。国际关系学者在阐释学科的大辩论问题时有两个含蓄的认识必须要得到纠正。
强烈反对这门学科的分裂化与那些支持进行多元主义研究的两种观点，都认为可替代的办法就是发展内在逻辑一致的学科出来，即要把这门学科建立在基本的范式上。然而辩论本身也是在表达一致性。大部分社会与人文学科要更为分裂，因此无法在主要的辩论中形成一致。例如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常常也存在着辩论，但是它们比国际关系要分裂得多：你认为辩论中对当代具有核心内容的东西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研究，各种各样的辩论内容无法还原成一个共同的标准（例如理性主义对反思主义），以作为同样的辩论的基础点。相反，在国际关系中，大的辩论都指向一个更小的主题，因此这使跨议题间具有可转换性。一场辩论会产生共同的参考框架，显示了更少具有总体分裂性的学科特点。
另外，大致具有相同分裂程度的其他学科或者子学科并不显示这样的特殊模式。因此，我们需要对国际关系这种特殊性做出解释，并要系统地追问其产生的影响。
一般认为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极端区别可以通过利用惠特利《各门科学的知识与社会组织》101一书中阐述的观点来提供一个更具可辨性的图景。惠特利指出：“科学研究领域是一个特殊的工作组织，为了从国家到国际范围的读者那里赢得声誉，在学术创造竞争中规定与控制了新奇性学术的生产，”102“它们对学术创新予以回报——只有新的知识才是受欢迎的——人们的投稿如果要被视为有竞争力以及是科学的话，必须与集体标准以及人们最关注的偏向性相一致。”103将新奇性与一致性结合起来的矛盾导致了很高的工作的不确定性，这是惠特利两个重要变量中的一个（即分化为技术性的以及战略性研究工作的不确定性）。
“对必要的学术生产与分配手段接触得越有限，科学家们对这种管道的依赖就更严重，他们的研究战略就更可能要有竞争力。”104第二个变量是相互依附的程度，指“科学家们要依靠特定同行团体，将有竞争力的稿件投到共同的学术期刊上，从而获得可以为其带来物质回报的学术声望。”105通过期刊与学术会议，科学家们试图劝说或者影响对其工作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有势力的同行们。研究者因此“对主导声誉性的组织以及设置竞争与重要性标准的那些特定同行团体具有很大的依赖。”106在那些你可以促成许多独特问题领域以及通过在不同期刊上发表文章从而从不同的读者对象那里获得很高声誉的地方，研究者的依赖性要比像高能物理学这样的学科里的学者的依赖性要更少一些，在后者那里，期刊的等级制是非常严密的，而且读者群也很容易界定。
功能性的依附是指研究者对同行成果的发表、观念与程序的依附程度。战略性依附是指研究者说服同行表明其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从他们那里获得很高的学术声誉。这与研究战略的协调有关，以使功能的依附通过技术手段而产生合作。107这些基本模式并不是相关主题事务的既有特征。例如，美国对生物医学——特别是癌症与心脏病——研究不断增加的资金支持，导致传统学科精英与边界的下降，减少了战略依附性，因此改变了这个领域中的主导模式。108
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是，我先对美国有时会倒向从全球角度来看这门学科的现象进行阐述，然后简要地把它与其他三个国家做个比较。在大部分国际关系的次学科里，工作的不确定性是相对比较低的：人们知道什么方法、途径甚至问题是比较合适于探讨与研究的。一名学生在一所大学受训练，专攻外交政策分析，他也可以到其他大学通过考试而获得工作。要是跨次学科的话，工作不确定的风险就会很高。战略研究领域的专家突然想到要写一篇移民政策的女性主义分析文章，或者女性研究者想写一篇战略分析的文章的话，当然他们可能从一般意义上学到此中分析的技术性知识，但是他们的研究一定不能使用合适的研究途径或者得到预期的研究结论。
在这样一个分化成许多次学科的学科中，关键问题是在各个领域是否存在等级制度。（惠特利指出均具有低工作不确定性的物理学与化学之间的不同，但是只有化学学科是一个存在等级制的领域，表现为理论的垄断性以及各个次学科领域之间具有整合的次序。）很关键的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杂志具有等级性。美国是个拥有很大发行量的市场，各个大学有等级差异，要想提升的话只有通过出版物，因此，那些重要刊物就成为重要的瓶颈。在自然科学领域，重要刊物的用稿率大约在65%—83%之间，而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与人类学里用稿率只有11%—18%。109在自然科学领域，通行的规范似乎是只要文章没有错误，它应该就可以登出来，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权威刊物认为只有非常好的文章才可以刊登。相反，自然科学中资源的匮乏常常是指获得昂贵设备的难度，得到基金会的认可以及获得重要研究机构的雇用对一个人的成功相对来说是中心问题，而不是他在期刊上发表了多少文章。在许多人文以及一些社会科学杂志中，要发表文章是容易的事情。（例如，在社会学有些领域要达到很高的声誉，出版书比发表文章更重要。）在国际关系学界，几乎任何文章都可以发表，但是对这些文章的发表刊物还是存在一个相当明显的主观意识上的理解的，权威刊物对发表者来说绝对是个最重要的场所。
关键是，这里与相互的依附有关。功能上讲，学者们主要依靠以及利用同行专家，但是一个权威刊物对要发表文章形式的要求构成了更大的功能依附。确切的依附模式是由理论家与专家们之间的关系影响而成的。惠特利指出了经济学是如何具有一种独特的由理论家们把持的很强的等级制分割结构。110学科训练完全是以标准化的正式的分析性理论为基础的，从而形成了具有低工作风险的稳定学科核心。然而，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在做具有更少明确性与正式性的，但是在核心理论特性上却能够从公众那里获得声誉的应用性工作。因此，由于作为正式理论与模型建设的应用性工作的特性，进而导致理论的核心特性与应用性工作的结果有很密切的联系。如此两重特性显得具有反常的稳定性。从很大意义上说，只有理论性的文章才会刊登在权威刊物上，而次领域则几乎完全按照自己的特色，对它们感兴趣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
由于权威杂志的特性以及理论与应用文章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的分离程度要弱一些。理论文章并不比经验研究的文章地位要高。相反，人们为不断翻新的理论或者超理论而疲倦，包括《国际组织》这样的杂志鼓励刊登好的可以支持现有理论发展的检验性文章。不过，大部分杂志主要还是由理论研究学者们所规定与控制着的。你只有从事理论研究才能成为学术明星。更高的引用指数分数似乎属于理论家。因此，理论（家）之间的冲突界定了这门学科领域的结构，但是它刺激了子学科领域之间的竞争，以进入权威杂志行列。
结果是形成两个等层的学科。要进入较低的一层，学者不得不在一个子学科里处理功能性依附问题，成为在该子学科被接受的有竞争力的学者。大部分子学科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欢迎新学者的加入，竞争性也不是很强。它们也是具有等级性的，但是等级性并非在内部形成的，因此不需要太多地与等级性打交道。学者们要进入更高一级，获得更高的地位，就需要在与多个领域都有关的权威杂志上发表文章，这就意味着要获得处于中心位置的那些决定文章意义与质量的人的接受与认可（他们还得与其同行展示自己技术上的竞争性，因为有些同行将可能是文章的评论者）。
这种特殊的结构解释了国际关系中的大辩论。大辩论使人认识到，理论仍然处于中心地位，但是经验研究也是重要的。这点与经济学是不同的。（就如图3所表明的，与英国杂志相比，美国杂志中大部分文章都是与主流理论内容相适合的。）没有周期性的辩论，经验研究就会中断，学者们就只会在没有持续发展新理论的要求下，简单地运用现有的理论。其他一些具有清晰等级色彩的学科具有较低的工作不确定性，因此在子学科之间具有互通性。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子学科只有通过理论家们的努力以及处于关键竞争的领域才会出现互通。等级性以及中-高度工作不确定性的结合使几次辩论成为可能，但是这些辩论并不是横跨多个领域的，它们很典型地只是将一项重要的辩论置于中心位置。
各种辩论在美国是更可能的，因为在美国这门学科比在欧洲要更统一。由于存在一个庞大学术市场的好处，战略性依附是很高的，学科已经把地方控制的局面打破了。在美国，去努力形成整个学科的概念是可能的，但是在欧洲维持地方特色是容易的。
就如前面所论述的，理论在法国不需要像在美国那样起导向性的作用。法国的学术世界是非常等级化的，但是等级化是在专业化内起作用的，总的理论在决定这些不同专业的优先发展以及概述上，并不起作用。
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传统上来说是被局部化的，权力更大程度上集中在教授那里，例如，直到ZIB杂志之前，一直没有同行评议杂志，对国际发表物的评定也不存在。一个人的学术生涯更多地依靠他与当地教授（或者与获得当地执教资格的教员）的关系，而不是其在全国的竞争力。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着变化。
英国的国际关系特别不同。直到最近，理论辩论还不是中心问题，国际关系学术团体仍然让杂志刊登各个领域的文章。不过，这些杂志常常看起来与更分裂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杂志一样，没有任何清晰的文章选择标准。而且，直到最近之前国际关系团体还非常小，也许被人们看作为一个更少正式化的社会体系。随着规模的增长与国际化，英国国际关系学者今天在全球领域成为主要的竞争者，这也意味着他们一直是最多地抱怨美国国际关系作为全球学科的中心所存在的障碍与偏见的学者们。
这些不同的结构解释了前面所提及的一些数据，例如，美国作者在美国杂志中出现频率过多的情况。这种结构不仅通过美国杂志赋予在美国主导的而不是在欧洲主导的那些理论具有优越性来得到解释，我们所展示的结构也建议美国学者存在更大的动机去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欧洲的学术回报结构一般并不鼓励欧洲学者花费必要的时间去迎合权威杂志的特定需要。
不同国际关系团体的结构通过会合不同的学术风格而得到再强化，对抗的与平衡的。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学术文化鼓励平衡的以及市民化的行为。美国的学术文化更在乎有用性（visibility）、被引证的程度（quotations）、原创性（originality：“我有新理论了”这样的综合征）、战斗性（combativeness）。了解了美国学科-全球学科结构中的辩论功能，我们就知道正在出现的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团体也会需要进行一些辩论，而非美国学者之间的主要辩论——按照并非美国人界定的内容展开辩论——很少。最重要的也许是《千禧年》杂志上霍夫曼-任格尔的辩论以及德国ZIB杂志上的辩论。111
本文集中关注国际关系研究的国家性特点，对美国的实际情况较为忽视，我们现在可以转而简要探讨一下美国学者内部的等级性以及差异性。看看来自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最强的10所大学的作者发表的文章数量比例，112《国际问题研究季刊》1995—1997年的比例是16%，《国际组织》杂志是40%。在强调定量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季刊》与强调理性选择研究的《国际组织》杂志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等级性似乎比其他杂志要更高。如果我们认为最成功的以及得分最高的学者来自第一流大学是个规则的话，《国际组织》杂志的等级性似乎反映了更高的超级回报结构，它对本学科中主导性的理论极其青睐。
国际关系思想中的大陆与美国传统
前面我提到过试图在一些核心概念基础上界定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特性情况。有两个主要的知识传统也许可以做到这点：经典的相信历史进化论的现实主义以及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前者导致对这门学科主体特性的实质性定义，后者一般在方法论基础上表达对这门学科的理解。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已经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历史进化论的方面转到方法论上来理解国际关系学了。
在英美世界中，人们喜欢把现实主义看作为“霍布斯式的”，但是扎根于20世纪40年代卡尔、摩根索、沃尔弗斯以及阿隆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更多地具有德国渊源。战后的现实主义常常在大陆的相信历史进化论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对于前者来说，国家因为它们行动而存在——由于历史以及由于其意志。它们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并竭力追求许多合理的理由。对于后者来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们能够服务个体所需要的功能（安全加上集体物品的契约理论），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无政府状态的，这使合作变得非常复杂。
在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研究都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因此，理性主义者把摩根索理论只读为“六原则”的话那就是误读了。在经典的现实主义世界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类互动的悲剧性以及完全理性决策的不可能性使然。通过对长久的大陆外交以及国务活动传统的研究，现实主义建议，如何在哪怕是完全不可知的环境中行动，也是以历史为基础的，真正的领导人应该知道怎样影响历史。113（大部分这些内容在当代教科书中关于现实主义的阐述部分都被抹去了，当代对现实主义的阐述都是从国家中心主义以及比较矛盾的理性主义角度进行阐述的。）大陆国际关系传统受到19世纪权力政治学说的影响，国家被看作是极为抽象与浪漫主义的东西。114
另外一个主要传统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含义要比政治本体论中的自由主义的特征要少些，它是关于国家的契约理论、个体主义以及利益的理性计算。对权力政治的思考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但是对自然状态以及无政府状态的概念化只是17世纪的事情。从霍布斯开始，就出现了自由主义关于秩序的理解问题，一种对社会的个体主义-原子主义的社会契约看法。
在实证主义的本体论模式中，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个体如何组合起来得以共存，是社会科学范式的中心和本质问题。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之间的问题成为所有个体面临的一个程序性问题。由于存在这样的问题，人们就需要赋予其以含义。行动者是自由的；合作性的行为是要被计算的，而且行为者之间的合作是困难的。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含义。115
许多当代的英美现实主义者都很难准确地解释这些，因为他们的方法论与政治研究途径都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而且他们对国家与政治的传统看法深受大陆传统的影响。
尽管在美国，这个词语具有其独特性以及特有的表现手法，自由主义今天几乎与其传统含义正好相对——热爱国家（state-loving）与反个体主义（anti-individualist）116——自由主义从经典意义上说在美国并非只是分开了的一面，它恰恰在于就人们不同意的这点形成了共识。几乎所有的美国政治行为者在个体主义的意义上以及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基本概念上，都是自由主义的。117
从认识论意义上说，概括美国政治科学的特征要比欧洲容易。一般来说，美国学者是被自由主义知识传统所主导的。在最初的法律与立宪主义研究中，在行为主义革命期间，以及在当代的理性选择分析中，个人一直是而且仍然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历史上来说，并不存在单一的主导欧洲政治科学的传统，即使在今天，自由主义的、结构主义的以及集体主义的研究途径的复杂混合模式在欧洲还是共存着。118
在国际关系中，“单位”并非必然就是指个体（人），但是个体主义式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本体论却转换成其他“原初性的单位”（primitive units）或者本体论上的单位，也就是那些成为工具性的计算者的单位，如国家、统治者或者公司，等等。119
战后欧洲国际关系要更具有社会性，从阿隆的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到英国的国际社会学派的传统，均如此。欧洲并没有形成权力政治学说的传统，但是却采取其他历史进化论的努力构成了另外一种独特的传统。
移民一代带来的是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欧洲化（对政治科学来说战后则是第二次欧洲化了）。120战后的国际关系从经典的、大陆传统中吸取了许多东西，使国际关系成为各种观念的混合，以图重新在最低意义的方法论前提上构造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其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逐步去欧洲化的过程。虽然“现实政治”（realpolitik）传统主要是从欧洲引进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现实主义就会衰落，华尔兹的现实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的现实主义（liberal realism），并且是一种非常美国化的理论形式。新现实主义以微观经济学方法对现实主义的重构或许是最典型的去欧洲化的例子。121自由主义成为美国主流理性主义的共同的前提。因此，将美国的国际关系“销售”到那些并非完全达到自由化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困难。（当然，不同的例子是现在还缺少主导优势的美国建构主义的社会学转向，它吸取了欧洲许多思想家例如杜尔凯姆、韦伯、吉登斯以及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它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可以见鲁杰在本书中的文章。）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为什么成为“美国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许多美国的第一流国际关系学者都是本土而非移民过来的。几乎20年前，帕尔默（Norman D.Palmer）正确地指出：
如果说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这是由于很大程度上欧洲出生的以及在欧洲受教育的学者（包括《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的作者本身）所做出的贡献。如果被问及要列举出国际关系学术世界中真正最伟大的学者的话，那我会列举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卡尔、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汉斯·摩根索、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也许还有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阿诺德·沃尔弗斯以及雷蒙·阿隆。他们中只有一个人出生并受教育于美国。（其中有三个人肯定是在居住于美国期间做出其一生最重要工作的，并对这门“美国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22
读者可以再列出今天第一流学者的名单，我想其中大部分人一定都是在美国出生并且是在美国受教育的。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