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挑战

在吉尔平的著作问世之后的十年之中，各种涉及讨价还价与合作问题的理论均是从长期存在的一般性理论中汲取营养，这些一般性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每一种理论都强调一个不同的解释性变量：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分配，自由主义强调不同集团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结构，简单地说，就是强调资产阶级利益。每一种理论都强调不同的因果关系：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和强权政治，自由主义强调相互协商和达成契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剥削机制。这些一般性理论创建了具体研究纲领，可以用经验方法进行验证。有关具体研究纲领包括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自由主义的机制理论（regime theory）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最引人注目的辩论是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各派别之间展开的，后来，焦点越来越集中在体系层次理论（尤其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国内层次的利益及制度理论之间的辩论上面。国内层次的理论试图解释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将国家利益视为给定的因素。

20世纪70年代的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

对于大多数美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人员来说，至少到80年代为止，现实主义是主导理论，其他新的思想都要依其进行验证。20世纪6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头角崭露，当时现实主义是理论界的霸主。摩根索的一部《国家间的政治》是当时最重要的教科书。³⁷肯尼思·华尔兹在1959年发表了第一部著作，开始了他的学术探索，终于在20年之后建立了众所周知的新现实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³⁸体系理论无疑受到当时一些现实主义理论的启示，但正像华尔兹后来指出的那样，当时的现实主义理论所表现出来的还原主义色彩比其作者和读者意识到的都要浓厚。³⁹

但是，现实主义从来都具有脆弱的一面，既是因为它的某些基本假定很难成立，也是因为它的经验验证从来都缺乏说服力。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有着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有四个假定尤其重要。这四个现实主义基本假定是：（1）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导行为体；（2）国家可以被视为单一的行为单位，根据自我利益采取行动；（3）研究可以基于国家是理性行为体的假定；（4）国际无政府性，亦即国际体系中缺乏合法权威的状态，意味着利己的国家之间的冲突会导致战争并可能出现强权政治。这些假定无一不受到挑战：国家是主导行为体的假定受到跨国关系理论家的挑战，国家是单一行为单位的假定受到研究国内结构和科层政治的学者的挑战，国家是理性行为体的假定受到认知心理学和团体决策研究人员的挑战，无政府性假定则受到国际社会学派和制度学派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三种自由主义流派对现实主义进行了批判，矛头直指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假定。这三种自由主义流派分别是新功能主义、科层政治学派、跨国关系及关联政治（linkage politics）学派。⁴⁰三派理论的基础都是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多元理论。公共政策是在具有不同利益的集团之间的冲突中产生的。利益集团要想成功就必须结盟，当然由于问题领域的不同，结盟的格局也就可能不同。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是美国最著名的多元主义理论家，他强调综合交错的利益使得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无法全面占据主导地位。达尔的这一观点意在反驳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论点，即大资本家能够控制公共政策的制定。⁴¹

新功能主义认为，制度变化可以改变市民社会中集团的刺激机制，使它们支持促进更大范围的一体化，这样，一体化进程就会通过外溢效应，从一个问题领域扩展到另外的问题领域。但是，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一理论显然未能预测或解释1966年之后欧洲共同体的发展方向。⁴²科层政治研究将多元利益集团理论扩展到政府本身，认为“职位决定立场”。⁴³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政策是不同政府机构之间妥协的产物，反映了政府机构的权力和利益的密集程度，这在每一个问题领域都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领域的政策是具有不同偏好的不同行为体竞争的结果，所以，人们无法制定连贯一致的对外政策。跨国关系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分支出现之时起到关键作用的理论，它将多元主义继续扩展开来，认为在国际环境中也存在多种不同的行为体，包括市民社会中的团体。这些非政府行为体可以与国外的同类团体直接交往，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受到政府的左右。跨政府关系，即不同国家之内的相关政府机构直接进行交往，也是可能的。⁴⁴

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来说，科层政治和跨国关系确定了这一学科分支早期的研究方向。虽然这些研究纲领的政治本体论（一幅包括诸多行为体和其他要素的纷繁画面）比现实主义黑匣国家理论要丰富得多，但是它们却不是成功的理论。跨国关系理论的世界包含许多不同的行为体，它们有着不同的利益和实力。这样的模式可以提供丰富的具体描述，但是，要想使因果关系可操作化却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原因是人们很难先行预设行为体的利益和实力。行为体数目越多，它们掌握的资源（思想、金钱、关系、组织等）也就越不同；可能产生的结盟格局越多，结盟格局也就越难以具体界定，尤其是当互动效应发生在不同团体之间的时候，就更加难以操作。

科层政治研究可以把握在先进政体中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复杂过程。现实主义由于对国家性质做出了极其简约的假定，因而无法把握这样的复杂过程。在有些案例中，政府机构的利益是明显的，但在有些案例中，则不十分清晰。早期从事科层政治研究的学者意识到，政府机构最明显的利益是得到政府预算中尽可能多的份额，但是，这样确定政府机构的利益也并非总是行之有效。例如，美国陆军在二战以后并没有试图继续保持对空军的管辖，而是支持建立一支与陆军和海军并列的独立空军军种。⁴⁵陆军将领反对将空军继续作为陆军的一部分（二战期间空军为陆军航空兵），理由是这样做会改变“陆军的特性”，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陆军的集团身份，这种身份的根基在于步兵和地面战争。科层政治像跨国关系一样，很难使其变量可操作化，最终也未能成为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理论。

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新一轮挑战。这次挑战的焦点是围绕“国际机制”这一概念展开的。国际机制理论借鉴了早已存在的国际法传统，约翰·鲁杰（John Ruggie）第一次将这一概念用于政治学，后来基欧汉和奈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鲁杰对“国际机制”的定义是：“为一组国家所接受的相互期望、规则和规定、计划、组织动力和财政承诺。”基欧汉和奈则将国际机制简单地定义为“影响相互依存关系的管理性安排”⁴⁶。鲁杰的定义是从社会学或建构主义角度做出的，强调主体间性的重要意义，认为共有理解决定而不是仅仅反映了行为体的偏好。基欧汉和奈的定义将机制视为行为体加大自我利益的工具，而行为体的利益本身则是给定因素。国际机制的研究人员没有否定“无政府性”的一个含义，即在世界政治中，不存在能够强制执行规则的制度化等级权威机构。但是，他们严肃质疑了无政府性的另外一种含义，即无政府性表示不存在基于规则之上的制度。

但是，国际机制也可以根据现实主义的理论加以解释。吉尔平和克拉斯纳实际上正是以现实主义解释国际机制的。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机制的研究人员将国际机制这个具有重大潜在意义的因变量引进世界政治的研究。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通过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将这个新的因变量与一系列重要的自变量联系起来。因此也就未能对基于利益、权力和无政府性的严谨明确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形成重大挑战。

当时，霸权稳定理论是最具操作化的研究纲领，并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霸权稳定论首先是由自由派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提出来的（措辞稍有不同），⁴⁷但其理论与现实主义的命题完全一致，这就加强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的支持。霸权稳定理论认为，当国际经济体系中只存在一个主导国家的时候，才最有可能出现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这一巨大的市场失灵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缺乏一个力挽狂澜的贷款国。国际体系中只有存在一个单一的主导国家，才可能存在力挽狂澜的贷款国。只有霸权国才具有能力和意愿提供稳定的金融秩序这一公共物资。所以，金德尔伯格使用了现实主义的本体论（行为体是国家）、准现实主义的因果机制（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是原因，国际经济体系运行是结果，但结果的产生是通过霸权国的自愿选择而不是霸权国的强权政治），分析了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如何提供国际体系中集体物资。

吉尔平和克拉斯纳认为，同样的分析方法可以用于多国公司和国际贸易。⁴⁸不仅本体论和因果机制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的假定，而且根本问题也是现实主义问题。国家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实现国家利益会涉及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和分配性冲突等问题。在他们的分析中，权力分配被视为最重要的自变量，可以解释管理多国公司的规则，也可以解释贸易的开放和封闭程度。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有国家都有着几个简单的目标需要实现，包括经济效用、经济增长、社会安定、政治影响等。由于开放的经济体系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使其伴随着有限的社会不稳定，这样一来，就增强了主导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所以，对于一个霸权国来说，开放的经济体系是获得自我利益的最佳途径。霸权国的公司可以从开放的经济体系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因为这些公司最具竞争力，也最容易获得资本。

霸权稳定论，或者在比较一般的意义上将其称为关于权力分配和国际经济行为特征之间关系的理论，使国家权力这一自变量变得可操作化，方法是对国家的力量进行宏观的测定（比如使用GNP或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使国际经济行为这一因变量可操作化，方法是使用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这一指标，并用规则和交易方式来测量这种开放程度。这些体系层次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国际经济行为方式可能随着国家之间权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也可能不随着国际之间权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霸权稳定论是体系层次的权力理论，它使得变量可操作化，明确了因果关系的假设，并且具有可证伪性，所以是一个富有成果的研究纲领。其研究成果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也可以受到系统的批评。

但是，霸权稳定论的清晰和易操作性也使它很容易受到强有力的批评。蒂莫西·麦基翁（Timothy McKeown）表明，英国在19世纪的行为与霸权稳定论是不相吻合的。阿瑟·斯坦（Arthur Stein）指出，19世纪的贸易自由化措施不是出自霸权国的政策，而是因为当时允许对霸权国采取歧视政策的不对称讨价还价。⁴⁹戴维·莱克（David Lake）和邓肯·斯尼达尔（Duncan Snidal）表明，霸权式的权力分配不是保证开放经济体系的唯一权力分配形式。他们两人采用了与霸权稳定论完全相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方式，发现为数不多的几个主要国家都会具有支持开放体系的意愿和能力。⁵⁰后来，虽然有人对现实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重要的修正，⁵¹但到了80年代中期，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人们普遍认为霸权稳定理论已经受到了重创。

20世纪70年代末，反驳霸权稳定论的观点仍处于发展之中。当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为美国总统时，现实主义理论在美国仍然独领风骚。必须出现富有说服力的学理挑战，才能真正驳倒现实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同的理论开始出现，并且比现实主义更加准确地表述了世界政治的行为体，虽然现实主义的经验研究一直漏洞百出，但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仍然维持着它的学界霸主地位。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鹤立鸡群，是因为自由主义还没有提出一个能够明确界定因果关系、能够使其变量可操作化并具有可证伪性的研究纲领。1979年末苏联侵略阿富汗，之后，冷战高潮再起。这似乎进一步确认了现实主义在学术上的胜利。

新自由制度主义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兴起构成了对现实主义的重大挑战。《国际组织》1982年发表的特刊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奠定了基础。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在为这期特刊撰写的导言中，汇集了特刊诸多作者的观点，对国际机制做出了定义：“成套的含蓄和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在给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行为体的期望依此趋拢。”⁵²虽然这个大家认可的定义仍然不是完全清晰，但是，它将国际机制定义为社会性制度，避免了在定义方面无休止的争论。这样做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国际机制研究纲领倡导者的目的在于表明他们的研究会解释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质性问题。

罗伯特·基欧汉在特刊中的论文提出了一种理性主义理论，用以解释国际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这一理论在基欧汉两年后出版的专著里得到了更加全面的阐述。⁵³基欧汉借鉴了经济学中市场失灵问题，指出在像囚徒困境这类博弈模式规定的条件下，高昂的交易成本和非对称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次优结果的出现。制度主要是向行为体提供信息（不是像中央权威体制那样强制实施规则），这样就可以使国家更有效地实现自我利益。制度可以通过确定不同政策的实施成本来改变行为体的政策取向，所以能够起到改变国家战略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制度可以促进合作。基欧汉认为，制度可以提供信息、监督成员的执行情况、加强成员之间的多重互动、促进问题领域之间的联系、发现欺诈现象、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所以，制度的作用是重要的。基欧汉没有否认权力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没有权威治理机构的条件下，国家可以通过制定适当的制度，从合作中获得收益。

这一理论最初的灵感来自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对囚徒困境博弈的再度重视。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制度的重要意义。⁵⁴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认为，如果具备四个条件，囚徒困境就可以得以解决。第一，结果矩阵不是对欺骗方过于有利；第二，博弈游戏反复持续地进行；第三，监测其他行为体行为和采取报复行为的代价相对较低；第四，行为体并非极端无视将来的结果。⁵⁵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可以将某些博弈互动置于永久性规则的管理之下，就其他国家的行动提供信息，制定判断欺诈行为的标准等。通过这些机制，制度就可以发生作用，帮助创造上述条件。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学者提出了许多各不相同但又相互补充的研究国际机制的理论。⁵⁶

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纲领与现实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对行为体的假定，而在于国际体系中典型问题的实质：国家主要关注的是市场失灵问题还是相对收益和分配性冲突问题？是通过自愿接受使各方均受益的国际制度这一方式解决问题，还是将强制和权力视为决定结果的更重要手段？克拉斯纳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最关心的是分配性冲突，不是市场失灵和相对收益问题。这一问题不仅仅是临近帕累托边界（Pareto frontier）的问题，而且更是人们在边界线上到底选择哪一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靠讨价还价和使用权力，单靠为最优解而设计的制度是无法做到的。⁵⁷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认为，国家实际上关心的是相对收益，即使在欧洲共同体内也是如此。获得相对收益的目的似乎是提高绝对福利。⁵⁸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更加明确地讨论了相对收益问题，认为即使在现实主义逻辑范围之内，也只是在国家认定未来获得绝对收益的能力受到削弱的情况下，才会关注相对收益。⁵⁹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许多重要研究都探讨了一个问题，即权力和政治交易中潜在收益之间的关系。⁶⁰

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一整套具有启发意义的重要推理论述，后来这些论述被进一步精确化。通过使用博弈论，这些论述就可以发展成为研究模型，这正是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在其论文中表达的观点。新自由制度主义确立的假设可以用于广泛的经验性研究，例如，英国和欧共体其他成员国之间就福克兰群岛问题的讨价还价，还有为债务重组而制定的国际机制问题等等。⁶¹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在美国有着社会科学之王称号的经济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加强了这一理论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