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1978年的学理空间

《国际组织》在1968年之前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反映了国际组织研究业已形成的学术传统。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组织》发表了关于欧洲一体化的重大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对现实主义形成了挑战，提出了分析经济相互依存中政治因素的概念。正如我们在这一部分中要提到的那样，1968年之后，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的学理空间出现了。

《国际组织》的前二十年（1947—1967年）

《国际组织》是在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和迅猛变化的年代诞生的。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伊始，大量从未有过的国际组织得以建立。为了记述这些组织的活动，同样也是为了促进“对国际组织的比较研究、分析这些组织为什么在不同环境中能够或是不能开展活动”，世界和平基金会的理事们在1946年春天决定创办《国际组织》杂志，第一期于1947年2月问世。³当时，苏联和战时的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变得高度紧张，出现了后人称之为冷战的局面。冷战爆发的标志是伊朗和希腊发生的危机，还有1947年春天出台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国际组织》的任务是分析新的国际组织的形成以及可能将国际组织扼杀或伤害在摇篮中的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在创刊号发表的领衔文章中，利兰·古德里奇（Leland M.Goodrich）指出，新成立的联合国在设计上与国联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他说：“就强制和平行动而言，联合国是一个在较小的国家之间实施强制和平的组织。与国联相比，除了某些技术性不同之外，没有什么两样。”⁴创刊后的三年里，《国际组织》刊登的其他一些文章对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有些文章则分析了诸如国际航空运输和联合国安理会的运作等具体问题。⁵后来，《国际组织》发表了犀利地分析联合国如何适应冷战的论文。这一方面的一些优秀论文，比如小伊尼斯·克劳德（Inis L.Claude, Jr.）和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等人的文章，精辟地分析了国际组织的政治因素，探讨了这些政治因素导致国际组织成功行动的范围是有限的这一现象。联合国在苏伊士运河和刚果的维和行动是大家当时关注的焦点。

这类研究并非幼稚。拘泥法律条文、强调道义原则——这些被认为是美国人用来吓唬别人的东西——并没有遮蔽研究人员的眼睛。他们认识到，国际组织受到世界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组织改变世界格局的可能性很小，至少在短期内如此。虽然当时的研究强调切合实际的描述性分析，但却没有重视运用一般性社会科学的理论，也不注重对不同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而后来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和哈罗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对国际组织中的决策分析却注重了对理论假设的验证。⁶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国际组织》50年代和60年代发表的文章，与7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论文相比，则更像政策分析和时事评论。《国际组织》在这一阶段一直重点讨论正式的官方国际组织，大量篇幅用来总结联合国各机构的活动。这种状况持续到60年代后期。即便行为主义研究人员的成果得以在《国际组织》发表，这些成果也局限于对联合国大会投票情况的统计分析。

联合国在哈马舍尔德（Dag Hammerskjold）任秘书长期间（1956—1961年）曾一度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这种情景得以持续，精辟的政治分析和比较系统的政治行为研究，无论是研究联合国本身还是将联合国与其他政府间组织加以比较，都可能继续拥有可观的拥护者。但是，哈马舍尔德在飞机失事中遇难，继而联合国在刚果的行动也告失利，紧接着又出现了“第19条款危机”。当时，由于苏联拒绝缴纳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费用，人们开始讨论是否剥夺苏联在联合国大会的表决权，第19条款危机因之发生。美国在越南的干涉行动，联合国也很少参与。1967年，就在六月战争爆发之前，联合国维和部队撤离苏伊士运河地区。反对以色列的行动，包括众所周知的“犹太复国主义即种族主义”决议，使美国大大减弱了它对联合国及其几个专门机构的支持。随着联合国与世界政治重大问题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小，世界政治的研究人员对联合国也就失去了兴趣。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根源

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是理论辩论的焦点。从历史上来看，现实主义与美国自由进步的学术和政治意识是格格不入的。20世纪初，国际关系开始成为一门学科，当时它是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的组成部分，而进步运动的目的是建立能够促进美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幸福生活的系统的社会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希特勒的大屠杀改变了这一切，由于一代与欧洲密切相关的优秀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二战与大屠杀，他们自然会根据自己的经历解释这些事件。加上漫长的冷战，它困扰世界达40年之久。于是，现实主义认为，审慎的国家方略需要有一个不受正常国内政治干扰的外交和战略空间。20世纪30年代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战，8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论战——这两次国际关系领域的大辩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是不存在的。国际关系专家很少系统地关注对经济问题的政治分析。无论是在公共政策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人们关心的焦点是安全问题和“高级政治”。共产主义被视为无处不在的威胁。苏联拥有核武器和火箭，1957年又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所以被视为美国在军事、技术、经济、意识形态诸领域的强大竞争对手。世界政治的主要学者分析的是核武器的作用、威慑技术和像北约这样的美国领导下的结盟集团。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率先将理性选择分析引入国际事务的研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著书讨论欧洲的经国方略和美国在欧洲的核战略和结盟战略；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用古巴导弹危机作为案例，开拓了国际关系学学科的理论视野。⁷一些有创意的研究还讨论了战争与和平问题，包括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理论方面的贡献和戴维·辛格（J.David Singer）领导建立的战争相关数据大型数据库。⁸

在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方面，许多智力资源来自古典政治经济研究，包括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尤金·斯特利（Eugene Staley）、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等人的论述。⁹例如，赫希曼解释了对外贸易是怎样被用作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德国人正是使用这样的工具建立了在中欧和东欧的势力范围。瓦伊纳和金德尔伯格讨论了17和18世纪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中权力和财富是怎样相辅相成的。斯特利分析了在与日本这样的国家进行贸易时贸易壁垒怎样导致了政治-军事冲突。这些学者的论述阐明了权力是如何为国际经济奠定了基础。在国际关系领域，爱德华·哈利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结合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国际经济在内的国际秩序的崩溃。¹⁰这些著作的分析重点是物质性实力和不对称的讨价还价权力，这就为在国际经济领域开展严谨的研究做了铺垫，也对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较政治学者试图将他们的研究与国际关系结合起来。他们借鉴了大量比较政治学著作，这些著作强调制度因素对政权形成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60年代，这类著作主要包括内特尔（J.P.Nettl）论述国家的文章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对政治衰退的分析。¹¹他们还借鉴经济学和经济史学，比如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论述技术的著作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论述关税的著作等。¹²有些关于美国政治的著作也被比较政治学者广为阅读。¹³进而，在20世纪60年代，对外政策的国内因素也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注意，对制度感兴趣的比较政治学者更是比较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现象。1959年，华尔兹强调国际体系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决定性作用，为他20年后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做出了铺垫。¹⁴不过，十年之后，华尔兹写了一本论述民主国家对外政策的优秀著作，提出了一种对外政策理论。¹⁵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不仅华尔兹自己，还有许多其他学者也都指出国内因素（如政治领导、制度、政府机构等）对国家行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基辛格、阿利森、莫顿·霍尔珀林（Morton Halperin）、约翰·斯坦布鲁纳（John Steinbruner）等都就此发表了重要论文和专著。这些成果得以广泛地阅读，激起许多讨论，并被大量引用。¹⁶

但是，对于那些试图将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结合起来的学者来说，借鉴的主渠道是比较政治学。在20世纪60年代，比较政治学研究试图解释现代国家为什么采取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比如，有些国家走向自由民主体制，有些国家成为法西斯国家，有些国家却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所以，60年代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点是结构-功能主义，这种研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有些学者，比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理查德·本迪克斯（Richard Bendix）、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以及后来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却将这些国家走过的不同道路不仅仅视为内部政治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将其置于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加以分析。¹⁷年轻一代的比较政治学者很快就从这些重要研究中得到启迪，并将其运用到分析国际政治经济的国内因素上面。

20世纪60年代虽然有着丰富的学术思想，但缺乏国际关系领域里系统的政治经济研究成果，零零星星的研究成果远远不足以进入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美国重点高校攻读国际关系的研究生主要还是学习外交史、战争与和平理论以及与威慑有关的政策问题，基本上不了解经济学以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也是如此。他们对于政治和制度环境怎样影响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类问题也不关心。经济学博士生得到奖励，越来越多的是因为掌握了高难度的数学知识，而不是因为对经济组织实际运作的分析。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分析国际货币组织的借贷活动无法使他们在事业上大获成功。所以，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政治学和经济学对于后来被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学科分支所涉及的内容都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

欧洲一体化所开拓的学理空间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国际组织研究领域最活跃的辩论集中在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的重要意义上面。斯坦利·霍夫曼在一次与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的著名辩论中提出了民族国家“顽固不化还是衰败退化？”的问题。¹⁸哈斯和一些年轻学生及同事借鉴了现代化理论和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的功能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个关于一体化的具体研究纲领。¹⁹这一研究纲领表现出自由主义理论的一般性取向，强调了国际体系中存在多种行为体的可能以及各方自愿达成一致的重要意义。哈斯等人的研究补充了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及其学生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开创的对国家和超国家共同体的研究。多伊奇等人的研究强调社会交往和沟通所构成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为后来建构主义的兴起做了铺垫。²⁰到了70年代，一体化理论明确指出了诸多经济和社会背景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一系列的政治进程。这些政治进程又决定了政治行为体如何定义自己的利益和精英群体据此在不同国家采取的政策方略。这样，区域一体化比较研究领域呈现雏形，其基础是那些到欧洲、东部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实地研究的学者的著作。²¹1970年，《国际组织》出版了讨论区域一体化的特刊，主编是利昂·林德伯格（Leon Lindberg）和斯图尔特·沙因戈尔德（Stuart Scheingold）。这一特刊收入的文章使用了行为社会科学，目的则是解释区域一体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²²

区域一体化的比较研究有一个十分乐观的新功能主义基调：一体化必将在全世界得以实现。但是，20世纪60年代欧洲之外的一体化努力均告失败，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戴高乐60年代中期的运作和1966年的卢森堡妥协之后也陷入僵局。一体化研究领域开始萎缩。原先乐观的学者转向悲观。由于需要更多的自变量才能解释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停滞，他们的观点也变得更加模棱两可。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66年之后新功能主义的遭遇与1989年之后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是极其悲观）的窘境十分相似。新功能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有着具体的研究纲领，有着可验证的假设，其中有些假设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它们的命题也具有可证伪性。当人们开始对一体化理论产生失望情绪的时候，许多年轻的学者开始转向诸如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等新的理论。不过，研究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现有理论中许多是由区域一体化理论提供的。若干年之后，哈斯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区域一体化理论已经“过时”。²³无论怎样，欧洲一体化的经验研究在欧洲得以持续，当美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对一体化问题产生兴趣之后，他们大量借鉴欧洲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已经无意提出一种一体化进程的一般性理论了。²⁴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只要安全事务主导着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学理空间就不会受到注意。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政治因素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凸显出来。这些事件包括：欧洲和日本在经济领域的竞争，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1973—1974年的欧佩克（OPEC）石油禁运等等。这些事件的合力结束了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也使20世纪40年代建立的国际机制宣告终结。

60年代末，几位政治学家观察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这些变化。同时，他们也受到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关于经济相互依存和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关于多国公司论述的影响。²⁵1971年《国际组织》出版了关于跨国关系的特刊。²⁶特刊受到弗农及其他学者关于多国公司论述的启发：在特刊编者撰写的导言的参考书目中列出了31种学术论述，其中三分之一涉及多国公司的活动。特刊编者的目的是拓宽世界政治的研究领域，使其包含“跨国关系”。他们希望讨论非国家行为体活动和“跨政府关系”，即政府下属机构直接与其他国家的相应机构之间的交往。²⁷关于跨国关系的特刊主要是一个尝试，希望向大家指出，有许许多多的活动是拘泥于“国家中心”理论的学者所无法看到的。当时没有提出可验证的理论。特刊编者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变化中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对政治产生的影响。他们的基本假定来自当时至少在美国是研究国内政治的主导理论——多元主义。行为体是研究起点，但他们的偏好并没有得到解释。行为体具有不同的偏好，因此他们之间的互惠交换就是可能的。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从跨国关系这一已知的事实出发，讨论了国家之间的依赖状态，强调了相互依存所导致的经济收益和政治代价之间的关系。他们探讨了跨国关系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这样就把对相互依存的研究与政治学的经典命题联系在一起。

就在这期特刊中，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发表了一篇强有力的论文，对编者的自由主义倾向提出了挑战。²⁸吉尔平认为，只有在国家间关系的框架之中，才能理解跨国关系。这样，从国际政治经济学问世之日，一个持续的核心争论焦点就是跨国经济变化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之后，吉尔平出版了一本关于多国公司的著作，系统地并且有意识地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理论。他精辟地分析了多国公司的作用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将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历史思考和政策关注糅成强有力的理论体系。²⁹吉尔平表明，现实主义强调权力的作用。美国之所以在对外政策中采纳自由主义的原则并将其付诸行动，是因为权力因素使然。这样，吉尔平的理论就从政治角度解释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为什么会出现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实践活动，同时也简洁明快地批判了自由主义学术思想。吉尔平提出的动态变革模式类似马克思某些著作的观点。他将越南战争解释为经济矛盾的表现：正是经济矛盾促使寻求权力的精英们，打着国际自由主义的大旗，设计了反对革命的帝国主义战略。³⁰

吉尔平的论述有助于将国际政治经济中关于国家作用和市场作用的问题列为辩论的内容，在后来的十年中，这一内容发展成为辩论的主题。学者们开始考虑相互依存的概念化问题，并且试图对这一概念进行测量。³¹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论述在集中讨论市场作用以及国家怎样与市场互动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³²在20世纪70年代的辩论中，一方是强调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重要意义的自由主义学派。³³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与当今某些全球化论述不谋而合，用斯特兰奇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技术的变革和金融状态的变化，也是由于国家经济更迅速地融入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经济，所有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其政府的权威都被弱化了。”³⁴而与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观点相反的是吉尔平或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的国家结构理论。克拉斯纳在1976年指出，如果不了解国家利益和权力的结构，就无法解释对外贸易开放和封闭的程度。他还说：“最近几年来，国际关系学者将国家多国化、跨国化、科层结构化。这样一来，国家实际上就无法作为一个分析单位存在下去了。……这样的观点，往最轻的程度上说，也是极具误导性的。”³⁵

无论是强调市场作用还是国家作用，到70年代有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市场和国家这两种现象，无论缺少了哪一种，都无法充分地分析另外一种现象。正如基欧汉和奈在他们1977年出版的著作中所意识到的那样，将权力和相互依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³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