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威胁反应的联盟：制衡或追随强者
国家在面临外部威胁的挑战时，或者采取制衡行为，或者追随强者。制衡是指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反对具有优势的威胁。追随强者是指与引发危险者结盟。所以，关于国家如何选择其联盟伙伴的两个不同假设，可以以国家是联盟反对还是支持外部威胁为基础进行辨认。1
这两个假设描述了极为不同的世界。如果制衡比追随强者更为普遍，那么国家更安全，因为侵犯者将面临联合起来的对抗。但是，如果追随强者是主要趋势，那么安全就是稀缺的，因为成功的侵略者将吸引额外的盟友，在削弱对手时增强自己的实力。
虽然学者和政治家不断支持其中的一个假设而反对另外的假设，但他们基本上没有清楚地表达出他们对某种假设的信念，也没有评价这些信念的正确性。这样，我列举了每种假设最简单的形式，然后对这些假设的几种变化形式进行思考。我考虑了制衡和追随强者两种行为哪种行为更为普遍，并指出每种行为发生的时机。
制衡行为
认为国家组成联盟以阻止强国进行控制，这种观念是传统均势理论的核心。2按照这种观点，国家加入联盟，以使自身免受具有优势资源的国家或联盟的威胁。国家选择制衡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如果有关国家在潜在霸权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之前不能予以控制，其生存就处于危险中。与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联盟意味着相信该国始终是一个仁慈的国家，这是比较危险的。较安全的战略是与那些并不能支配自己的盟友联合，以避免被那些能够支配自身的国家控制。3正如丘吉尔在解释英国传统的联盟政策时所指出的：“英国四百年的外交政策是反对在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强大的、富有侵略性的和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与强国联合以及分享其征服的成果容易做到，也具有诱惑。但是，我们总是选择艰难的道路，与那些不太强大的国家联合，打败大陆上任何军事专制。”4近来，亨利·基辛格提倡与中国缓和，因为他相信在三角关系中，应该与弱者结盟。5
其次，加入弱者一方增强了新成员在联盟中的影响，因为弱者需要更大的帮助。相反，与强者结盟使新成员的影响较小（因为新成员能够对这种联盟提供的额外东西相对较少），还有可能使之容易受到其盟友奇思怪想（whim）的影响。加入弱者一方应该是可取的选择。6
追随强者的行为
认为国家将采取制衡行为的想法并不奇怪，可以列举出国家联合在一起以对抗构成威胁的国家或联盟的许多熟悉例子来。7当然，尽管有强有力的历史证据支持制衡假设，但是认为国家有可能作出与制衡相反的反应的观念仍广泛存在。按照一位学者的说法：“在国际政治领域，一事顺万事顺。获益者将继续获益，其行动将得到强化。在收益中出现的不可逆转性将削弱一方而加强其他方。追随强者将吸引那些旁观者。”8
追随强者的假设特别受到那些试图为海外干涉或增加军事预算进行辩护的政治家的欢迎。例如德国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著名的风险理论就建立在这种逻辑的基础上。蒂尔皮茨指出，通过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德国将对英国重要的海上霸主地位构成威胁，从而迫使英国保持中立或与德国结盟。9
追随强者的信念在冷战期间也反复出现。苏联竭力威胁挪威和土耳其不要加入北约，显示其相信国家将顺从（accommodate to）威胁，尽管这些举动最终只是促使挪威和土耳其更紧密地与西方结成联盟。10苏联官员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将使与西方相对抗的武力关系发生永久性的转变。但相反，它促成了中美70年代的和解，以及80年代美国军事实力在和平时期的最大规模的增强。11
美国官员同样热衷于追随强者的观念。根据NSC-68号文件，美国的秘密研究有助于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规模军事力量建设提供辩护：
“如果不能果断决定，增强美国的军事能力……我们的朋友将变得对我们极为不利，它们将增强苏联的实力。”12约翰·肯尼迪总统曾宣称：“如果美国犹豫畏缩，整个世界必然倒向共产主义集团。”13虽然亨利·基辛格经常强调美国应该建立均势联盟以遏制苏联，但他显然也相信美国的盟友有可能追随强者。他指出：“如果世界上的领导人认为美国缺乏武力和意愿，他们就会顺从他们所认定的支配倾向。”14罗纳德·里根认为：“如果我们在中美洲不能保卫自己，我们就别想在其他地方取胜，我们的信誉将丧失，我们的联盟将崩溃。”里根在为海外干涉进行辩护中显示的是相同的逻辑。15
这些主张包含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国家为力量所吸引。国家越是拥有更强大的实力，这种实力越是更加清楚地显示，其他国家就越有可能与之联盟。相反，国家相对地位的衰落，出现的最好情况是盟友倾向中立，而最坏的情况是背叛到另一方。认为国家追随强者意味着绝大多数联盟极为脆弱。
那么，这种假设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呢？有两种动因可以确认：一是追随强者是一种绥靖。通过与拥有优势的国家结盟，追随强者的国家可以将强国引向别处，以避免遭到攻击。二是战争时期与强大一方结盟，以便分享胜利果实。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联盟选择一样，1940年墨索里尼对法国宣战以及1945年苏联加入对日本的战争都显示了这种追随强者的类型。16通过加入它们认为将获得胜利的一方，这些国家希望在战争结束时获取领土。
1939年斯大林决定与希特勒结盟则很好地说明了上述两种动因。纳粹和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使波兰解体，也使希特勒的野心暂时转向了西方。所以，斯大林通过追随德国从而获得了时间和领土。17但是，一般说来，这两种追随强者的动因是不同的。在第一种情况下，追随强者是出于防御理由，是在面临潜在威胁时一种维护独立的手段。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追随强者出于进攻原因，目的是分享胜利果实。当然，每一种追随强者的行为都与制衡假设截然不同。
威胁的不同来源
通常，制衡与追随强者的假设仅仅是根据实力因素来构思和设计的。制衡是与弱者结盟，而追随强者是与强者为伍。18但是，这种仅仅建立在实力因素基础上的观念应该修正，以对政治家们在决定与谁结盟时所思考的其他因素作出说明。虽然实力是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更准确的说法是，国家倾向与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外部实力结盟或对抗。例如，如果弱国由于其他原因更具危险性，那么国家会与其他强国结盟，以制衡弱国。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德国的联盟在总体资源方面远远处于优势，当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的侵略目标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时，这些国家走到了一起。19由于制衡和追随强者行为被看成是对威胁作出了比较恰当的应对，所以，考虑影响威胁水平的其他因素就极为重要，这些因素主要有：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等。
综合实力
如果其他因素一样，那么国家的总体资源（例如人口、工业和军事能力，以及技术能力）越强，给别国造成的潜在威胁就越严重。在认识到这点后，沃尔特·李普曼和乔治·凯南将美国大战略的目标确定为阻止任何一个国家控制比美国更多的工业资源。其实际意思是指，要联合起来反对任何足够强大的国家控制欧亚大陆的工业资源。20同样，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1914年在为英国参与反对德奥联盟辩护时指出：“袖手旁观就意味着德国的主宰，意味着法国、俄国被控制，也意味着英国的孤立……最终德国将掌控欧洲大陆的力量。”21卡斯尔雷（Casflereagh）努力在欧洲建立合理的武力分配，说明他对综合实力分配的关注。22所以，国家所能掌控的总体实力是国家所能构成威胁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
尽管实力能够造成威胁，但也应珍视。国家拥有巨大实力，就有能力惩罚敌人，奖励朋友。所以，国家的综合实力自身就有可能成为制衡和追随强者行为的动因。
地缘的毗邻性
国家投送实力的能力随着距离的远近而变化。邻近的国家比距离远的国家构成的威胁更严重。23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国家更有可能针对邻近的大国作出联盟选择，而不是距离远的大国。例如，英国外交部对德国抱怨英国关注其海军扩张的回答是：“如果英国新闻界太关注德国海军实力的增强，而不关注巴西的，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德国海岸邻近英国，而巴西较远。”24最近，里根总统以同样的方式为美国在中美洲的干预进行辩护：“中美洲比我们所关注的世界上许多动乱地区更邻近美国……萨尔瓦多到得克萨斯比得克萨斯到马萨诸塞更近。尼加拉瓜到迈阿密、圣安东尼奥和图森正好与这些城市到华盛顿一样远。”25
与综合实力一样，邻近的威胁也能引起制衡和追随强者行为。当邻近的威胁引发制衡反应时，就有可能出现如同棋盘一样的联盟网络。外交史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教导邻居的邻居是朋友。4世纪，考提亚（Kautilya）的著作第一次描述了外围国家结盟以对抗中心国家。26具体的例子有法国和俄国联合对抗威廉德国，以及20世纪30年代法国和小协约国联合对抗德国，70年代苏联和越南联合对抗中国和柬埔寨，以及伊朗和叙利亚心照不宣的联盟以对抗伊拉克及其各种阿拉伯支持者。
不同的是，当邻近的大国所造成的威胁导致追随强者的行为时，就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势力范围现象。与大国接壤的小国可能极易受到影响，以至于这些国家选择追随强者而不是制衡，特别是如果一个有影响的邻国显示其强制服从的能力时。所以，芬兰这个不应成为追随强者行为同义词的国家被苏联在五年内两次打败后，只有选择追随强者。
进攻实力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由于地缘、军事态势或其他因素，拥有巨大进攻能力的国家比那些没有能力发起进攻的国家更有可能激起联盟的建立。27虽然进攻能力与地缘的毗邻性密切相关，比如国家相互邻近，容易相互威胁，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28
进攻实力也与综合实力密切相关，但不同于综合实力。进攻实力特指以可接受的代价威胁另一个国家的主权或领土完整。在一定时期内，与综合实力能够转变成进攻实力（比如，通过集合、动员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和睦相处，受到一定时期内决定进攻或防御相对优势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另外，进攻实力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进攻能力所造成的直接威胁有可能使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制衡动机。29正是由于该原因，蒂尔皮茨的风险战略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英国认为德国的舰队是一种潜在的进攻威胁，由此加强了自己的海军。同时，还加强了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30但是，当进攻实力有可能达成迅速征服时，易受攻击的国家就很少有抵抗的希望，制衡行为就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该国的盟国不可能提供迅速和足够的支援。出现这种倾向的一个原因是势力范围的问题：国家与拥有大规模进攻能力的国家（并且远不是一个潜在的盟友）邻近，有可能被迫追随强者，因为制衡行为完全无效。31
进攻意图
最后，被认为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有可能激起其他国家采取制衡行为以对抗这些国家。前文指出，纳粹德国面临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反对联盟，因为德国强大的实力加上极端危险性的意图对别国构成了威胁。实际上，那些拥有适度能力的国家也有可能促使其他国家采取制衡行为，只要这样的国家被认为具有侵略性。所以，利比亚的行为促使埃及、以色列、法国、美国、乍得和苏丹之间协调，作出了反对卡扎菲上校的政治和军事反应。32
对意图的认知可能在联盟的选择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对德国目标认知的变化促成了三国协约的建立。尽管俾斯麦1870年以后仔细地维护现状，但是其继任者的扩张野心震惊了欧洲其他大国。33当然，德国实力的增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德国意图的重要性不应忽视。认知的影响在艾尔·克劳（Eyre Crowe）1907年的备忘录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该备忘录确定了英国对德国的政策。克劳的分析极为突出，因为他很少反对德国实力本身的增长：
一个有巨大影响的德国，其存在和有益的活动毫无疑问是世界的幸福。因此，只要德国依靠自己的自然优势和能力，争当一个有理性和道义的世界领袖，英国只有表示尊重……
只要德国的行动不超越合法维护其既存权利的界限，就会得到英国的同情、祝愿，甚至是道义支持。应尽早作出官方宣布，英国并不禁止德国合法和和平的扩张，前提是我们要仔细而清楚地表明当英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出现受到损害的迹象时，上述仁慈态度将变成坚决反对。这确实有益处。34
总之，只有当德国具有侵略性并试图通过征服来进行扩张时，英国才会进行对抗。所以，意图而不是实力，是关键。
当某个国家被认为是一个顽固的侵略性国家时，其他国家不可能追随这个国家。毕竟，如果一个侵略性国家的意图通过与之联盟都不能改变，那么易受攻击的国家即使成为它的盟国，也有可能成为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制衡就成了避免这种命运的唯一途径。所以，比利时首相德·布罗克维尔（de Broqueville）拒绝了德国于1914年8月2日的最后通牒，他指出：“如果我们必须灭亡，就光荣地灭亡。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投降毫无用处。我们不要犯错，如果德国获胜，无论比利时的态度如何，都将被德国吞并。”35所以，一个国家越是显示出富有侵略性或扩张性，越能激起反对的联盟。
根据威胁而不仅仅是实力的因素来界定基本的假设，我们就知道当政治家在作出联盟选择时应该考虑的各种因素。但是，任何人不能未经观察分析就决定在任何既定情况下何种威胁因素最重要，而只能说这些因素有可能发生作用。面临的威胁越严重，易受攻击的国家越有可能寻求联盟。
制衡和追随强者的含义
关于制衡和追随强者行为的一般假设为我们描绘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国际政治景象。哪一个假设更准确呢？解决这一问题极为重要，因为每个假设隐含了不同的政策建议。那么，每个假设描绘了何种世界，所隐含的政策是什么呢？
如果制衡是主要的趋势，那么具有威胁性的国家将激起其他国家结盟予以对抗，因为那些试图控制其他国家的国家将招致广泛的反对，现状国家会对威胁看得比较严重。在一个制衡的世界里，信誉相对地不太重要，因为盟友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才对具有威胁性的国家进行抵抗的，而不是希望其他国家为了自己而如此行动。因此，对盟友背叛行为的担忧将减弱。而且，如果制衡是一种常态，政治家又认识到这一趋势，那么侵略将受到阻止，因为那些考虑侵略的国家预料会遭到抵抗。
在制衡的世界里，体现克制和善意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强国是重要的盟友，因为它们能够给伙伴国提供很多的支援。但是，这些国家必须特别注意避免显示出侵略性。能够降低威胁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在这样的世界里是最重要的。
相反，一个追随强者的世界是一个极富竞争性的世界。如果国家倾向与那些最具危险性的国家联盟，那么强大和具有潜在侵略性的国家将受到欢迎。国际间的对抗将极为激烈，因为一次单独的失败就有可能标志一方的衰落和另一方的兴起。在一个追随强者的世界里上述情况将受到特别的警惕，因为由此会引起更多的背叛和地位的进一步衰落。另外，如果政治家认为追随强者行为是普遍存在的，他们就会更倾向使用武力，这种趋势对于侵略者和维护现状者都是如此。前者使用武力，是因为这些国家认为其他国家不可能采取针对自己的制衡行为，它们可以通过战争或战争边缘行为（brinkmanship）来吸引更多的盟国。后者使用武力，是因为这些国家害怕它们的对手通过显示强大和决心来获得收益。36
最后，采取制衡或追随强者的行为具有相对性，对这种相对性的误解是危险的，因为适应一种情况的政策在另外的情况中将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果政治家在一个追随强者的世界里遵循了制衡的建议，其对威胁的温和反应和松懈将促使盟友背叛，置他们于孤立对抗强大联盟的境地。相反，如果在一个制衡的世界里，遵循追随强者的建议（频繁地使用武力和发出威胁），将遭到其他国家更加坚决的反对。37
上述问题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法国就没有认识到小协约国集团中的盟友倾向于追随强者，而法国所采取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又加强了这种趋势。38前文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试图恐吓土耳其和挪威，这种行为显示的是另外一种错误。它不仅使美国对这些地区承担了更大的义务，还促使土耳其和挪威加入北约。同样，自我孤立和好战的威廉德国和日本帝国体现的是一种在两国普遍流行的认识，即追随强者是国际事务中的主导趋势。
国家何时进行制衡？何时追随强者？
这些例子突出强调了确定国家是更有可能采取制衡还是追随强者，以及何种威胁因素对上述决定最具影响的重要性。后面的第五章将对国家何时进行制衡或追随强者的问题作出回答，不过这里需要说明几点。一般地，我们希望制衡行为比追随强者更为普遍，也希望追随强者的行为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
许多政治家担忧潜在的盟友与强者为伍，但这种担忧很少得到绝大部分国际关系史的支持。例如，三十年战争后任何试图在欧洲建立霸权的努力都因防御性联盟而遭到挫折，该联盟的目的就是打败潜在的霸权。39其他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40尽管有一些追随强者行为的孤立例子，但大国已显示出一个明显倾向，就是必要时不为其他诱惑所动，遵循制衡建议。
对这种倾向，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制衡行为更可取，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完全确定他国将采取何种行动。追随强者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行动使具有威胁性的国家享有了更多的资源，而且还要求相信这种国家会保持持久的克制。由于认知并不可靠，意图可以变化，所以较安全的做法是制衡潜在的威胁，而不是希望国家具有仁慈倾向。
虽然制衡是所希望的，但追随强者行为也有可能发生。有几项因素有可能影响国家作出选择。
强国与弱国
总体上，国家越弱，越有可能追随强者而不是进行制衡，原因是弱国对防御性联盟力量贡献较小，但却能引起具有威胁性国家更强的愤怒。弱国对结果的影响较小（有可能遭受严重的痛苦），因此必须选择将要取胜的一方。只有当这类国家的决定能够影响结果时，加入弱方对它们来说才是合理的。41相反，强国能够使一个正在失败的联盟变成逐步取胜。由于强国的决定意味着胜利或失败，所以这些国家由于自身的贡献有可能得到丰厚的收获。
弱国也有可能对邻近的大国极为敏感。大国拥有全球利益和全球能力，而弱国主要关注直接邻近地区发生的事件。另外，当弱国受到与之拥有大体相同能力的国家威胁时，有可能进行制衡，但当弱国受到大国的威胁时，它们就想追随强者。显然，当大国能够迅速和有效地行动时（即当大国的能力特别强大时），弱国的这种想法会更强烈。
盟友的有效作用
当盟友完全没有作用时，国家也会追随强者。这并不完全是同语反复，因为国家进行制衡是通过动员自己的资源而不是依靠盟友的支持来进行的。当它们相信盟友的帮助有用时，才更有可能进行制衡。因此，制衡行为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存在一个有效的外交沟通体系。沟通能够使可能的盟国认识到共享的利益，协调它们的反应。42但是，如果弱国看到外来的帮助没有可能时，它们就会被迫顺从最紧迫的威胁。所以，伊朗的第一位国王将1881年英国从坎大哈撤退看成是英国与强国俄国为伍的标志。他告诉英国代表，从英国所接受的一切只不过是“好的建议和甜言蜜语”。43芬兰与苏联部分结盟的政策也说明了这一点。当芬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纳粹德国一边时，就不是战后受到保护、以免受苏联压力的潜在的盟国了（美国和英国的潜在盟国）。44
当然，过分相信盟友的支持将鼓励弱国的搭便车行为，即依靠别国的努力来提供安全。搭便车是弱国的最佳政策选择，因为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作出较小的努力。大国之间，相信盟国作用有效，将鼓励推卸责任的行为，受到威胁的国家会竭力将抵抗侵略的负担转嫁给其他国家。这两种反应都不是追随强者，但是两者都指出，当联盟的成员不能确信伙伴是否无条件忠诚时，制衡行为更有可能发生。45
总之，这些因素有助于说明围绕大国所形成的影响范围。强国的强大邻居有可能采取制衡行为，而弱小的邻居更倾向追随强者，因为这些国家将成为强国扩张的首批牺牲品，缺乏独自抵抗的能力，而且防御性联盟的运作太慢，不能更好地帮助它们。所以，顺从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大国就具有诱惑性。46
战争与和平
最后，联盟选择的背景也将影响国家作出制衡或追随强者的决定。在和平时期或战争的早期阶段，国家更有可能进行制衡，因为这些国家试图威慑或击败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国家。但是，一旦结果确定，有些国家就会利用有利时机背叛即将失败的一方。所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开始与纳粹德国结盟，后又抛弃德国参加同盟国，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争形势变化的结果。47
但是，和平的恢复也意味着再次出现制衡的动机。正如许多观察者所注意到的，取得胜利的联盟随着和平的来临，有可能解体。突出的例子包括1864年对丹麦战争结束后的奥地利与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和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和美国，以及美国从越南撤退后的中国与越南。这些反复出现的模式进一步支持了这样一种论点，即制衡行为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倾向，而追随强者只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特例。48
关于制衡与追随强者的假设
关于制衡行为的假设
1．一般形式：面临外部威胁的国家将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反对构成威胁的国家。
2．具有威胁性国家的综合实力越强大，其他国家结盟进行反对的可能性越大。
3．越靠近一个强大的国家，那些邻近的国家结盟以对抗该大国的倾向越强。因此，那些邻近的国家比至少为另外一个大国分开的国家成为这个强大国家盟友的可能性小。
4．国家的进攻能力越强大，其他国家结盟以对抗该国的倾向越强。因此，拥有进攻性军事能力的国家有可能激起其他国家建立防御性联盟。
5．国家被别国认知到的意图越具有侵略性，其他国家结盟以对抗该国的可能性越大。
6．战争期间建立的联盟在敌人被打败时将解体。
关于追随强者行为的假设
关于追随强者行为的假设与制衡行为的假设不同。
1．一般形式：面临外部威胁的国家将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
2．国家的综合实力越强大，其他国家与之结盟的倾向越强。
3．与一个强大的国家越邻近，附近的国家与之结盟的可能性越大。
4．国家进攻能力越强，其他国家与之结盟的倾向越强。
5．国家被别国认知到的意图越具有侵略性，其他国家结盟以对抗该国的可能性越小。
6．反对威胁的联盟在威胁严重时将解体。
有利于制衡或追随强者的条件假设
1．制衡比追随强者更普遍。
2．国家越强大，其采取制衡行为的倾向越强。弱国将制衡其他弱国。但受到强国威胁时，将追随强者。
3．得到盟国支持的可能性越大，进行制衡的倾向越强。但是，当盟国肯定提供适当的支持时，搭便车或推卸责任的倾向会增强。
4．国家越是被认为是一个顽固的侵略者，其他国家予以制衡的倾向越强。
5．战争期间，一方越是接近获胜，其他国家与之为伍的倾向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