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和程序
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并不复杂，主要的历史证据是1955年到1979年期间的中东外交史。33通过对这期间事件的总体研究，我确定了36次参加双边或多边联盟的独立事件，涉及86次国家决策。在确定每个国家在不同时间选择特定的联盟的动因后，我将这些结果与每一个假设的预测进行比较。进行比较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1）哪一个假设解释了最大数量的联盟；（2）是否存在可识别的影响预期行为的条件（即哪一种假设有可能适用）。
该方法的目的是克服前文所介绍的著作中存在的局限性。虽然历史案例研究能够为特定的联盟原因提供最为详细的相关证据，但是试图通过单个案例研究来检验几个普遍性假设显然是有问题的。案例比较研究充满希望，但需要对大量的案例作出有效的结论。而当所思考的假设不能相互排除时，作出结论就特别难（本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依靠历史轶事或者一个较大的统计模型同样麻烦。轶事资料不能说明何种原因影响最大或最具有普遍性，对统计的利用也不能提供关于促成特定联盟决定的认知和动因的直接证据。两者也没有考虑到案例所具有的不同背景的特点。
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我采用了将集中比较（focused comparison）与统计分析（statistical-correlative analysis）相结合的方法。34借助对大量结盟（36次）的检验，我扩展了所得出结论的有效性范围，也增强了这些结论的可靠性（robustness）。尽管我所使用的资料的模糊性使我对案例的解释面临争议，但只要我的分析恰当，结论就基本有效。最后，由于我对每一个联盟的评价都是建立在对历史文件的仔细解读基础之上，所以结论除了涉及独特的背景因素外，还涉及认知和动因的相关证据。在研究主题既定的情况下，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进行协调就显得极有必要和恰当。
有关概念的界定
在本书中，我交替使用“联盟”（alliance）和“结盟”（alignment）。我认为，联盟是指两个或更多主权国家之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采用这个宽泛的定义较为合适，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当代许多国家不愿意与其盟友签署正式的条约。如果将我的分析限制在正式的联盟，将忽略大量很重要的案例。其次，精细的区分有可能导致曲解而不是揭示，例如对正式与非正式联盟的区分。在美国与以色列之间从来就没有正式的条约，但没有人质疑这两个国家之间相互承担的义务水平。而且，义务的变化主要通过行为或口头声明来显示，而不是重新签订文件。同样，苏联和埃及之间直到1971年也没有签订正式的条约，但之前显然是紧密的盟友关系。1971年苏联和埃及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这实际上是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的标志，而不是相互义务加强的象征。最后，像许多研究中东政治的学者一样，对有关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团结的正式声明信以为真会充满危险。因此，对联盟义务进行严格的区分很容易误入歧途，因为不同的案例其正式或非正式安排的真实含义是不同的。35
建立一个严格的联盟义务分类尽管很重要，但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必要。我感兴趣的是确定在国际事务中促使国家相互支持的宽泛力量，而不是想对各方最终选择的安排进行解释。盟友所接受的特定义务体现了众多独特本质特征，对这些特征不可能轻易地予以概括。所以，我没有声明我能够准确预测国家如何履行相互之间的义务，但我想首先解释国家为什么这样做，然后确定在潜在的伙伴国中，国家有可能倾向选择哪一个。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
为什么选择中东？
我选择中东地区的联盟进行研究，出于以下原因：首先，中东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这种作用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努力争取和支持该地区的盟友上，这种努力已导致超级大国之间几次严重的对抗。36其次，在整个战后时期，由于中东地区的国家要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因此中东地区的联盟变换频繁。这样，中东地区的外交就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大量的案例，比相对不太混乱的地区更有可能揭示出更多的决定联盟选择的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东地区能够为许多类似的假设提供强有力的检验。由于许多关于联盟建立的命题（也包括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来自欧洲大国体系的历史，因此，在预测非欧洲国家和非大国行为中检验这些观点的效用就极为恰当。而且中东的许多政权相对年轻，缺乏欧洲大国的外交经验和传统，所以，同样的假设如果也能够适用于这一地区，就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假设的解释力度。除此之外，在本书所涉及的整个时间段内，中东地区弥漫着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相对实力的巨大转换以及超级大国的介入。正如第二章所揭示的，这些因素是最为流行的关于联盟建立问题假设的核心。所以，中东地区是对这些假设进行评估的最恰当场所。
方法上的障碍
尽管有上述的有利之处，但在撰写本书时我还是有可能面临一些方法上的问题。有些问题只能部分地缓解，当然任何问题都不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我早就注意到，关于联盟的概念难以准确地界定和衡量。下一章将清楚地指出，对于像威胁水平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等自变量同样难以界定和衡量。而且，本研究中所检验的许多联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联盟是许多单独原因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准确衡量不同原因的重要作用就极为困难（衡量的目的是区别不同的假设）。为了处理这一问题，我在关注那些支持一项假设而排除另外假设的关键性案例的同时，还考虑到了大量单独结盟活动。我也把一些直接证据（比如精英的记述）囊括进来，这些证据指明了特定情况中哪些因果因素最重要。
第二个可能问题源于我对中东地区的关注。有人会指出中东地区具有特殊性，因此对该地区联盟的检验所得到的结果不适用于其他地区或另外的时期。也有人认为要对中东的外交有正确的理解，需要特殊的训练和对其独特文化的了解，而我不具备。
尽管这些考虑并非没有价值，但并不是最严重的障碍。认为中东地区具有特殊性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区。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借助来自欧洲外交史的历史案例和定量性数据并没有被指责为只关注狭隘的地缘、时间或文化。即使这样，我还是通过两个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首先，我在精心设计不同假设时，借用了欧洲的历史。其次，在利用中东地区对这些命题进行验证后，我将这些命题应用到当前全球一系列联盟上。通过从不同的背景中获取证据，我已明显地弥补了主要依靠来自中东方面证据的局限。
当然，中东地区的联盟确实展现了独特的行为模式。如果是这样，地区特征问题就不像对理论家形成挑战那样对理论著作构成障碍。理论著作的目的是解释独特的地区特征是如何导致了能够观察到的行为的。实际上，这也是我后面章节所要做的，当我在检验泛阿拉伯主义对阿拉伯世界的联盟造成影响时就是如此。
最后，因为我主要依靠第二手资料来研究这些联盟，因此，我对当今中东地区外交的评估主要建立在区域专家所提供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但可惜的是，关于近期中东政治的史学研究并不公正，原因是档案研究存在困难，以及许多文件的记录带有偏见。尽管对主要的资料和精英的记述进行了仔细研究，但绝大多数中东外交的参与者在作出他们的解释时带有特定的工具性动机。为弥补这些问题，我借助多种资料和普遍认可的历史文件，尽可能广泛地记录事件和搜集各种观点。
我的研究过程如下：在第二章，我阐述了有关概念和假设，这些概念和假设引导了后面的研究。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叙述了中东地区的联盟演变，从1955年的《巴格达条约》到1979年的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在这两章里，我叙述了这期间形成的各种联盟关系，明确了这些联盟的起因，并把它们置于一个广泛的历史背景中。
在完成这些之后，我开始对假设和证据进行比较。在第五章，我探讨了关于国家联盟以制衡威胁或追随强者的竞争性命题。第六章对意识形态作为联盟的原因进行了思考。第七章检验了对外援助和跨国渗透作为建立联盟的工具的成效。最后的第八章对不同假设进行了比较评估，将分析延伸到中东地区之外的联盟，并揭示了这些研究成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含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主要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是关于中东地区的研究。我并不想提供一个自1955年以来可靠的中东外交史。相反，我分析中东地区的联盟，目的是解决国际关系理论和国家安全政策争论的几个重要问题。我现在要更详细地探讨这些争论。
注释
1. 我将联盟界定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安全合作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该定义假定了双方之间某种水平的义务和收益交换，这种关系的破裂或不遵守协定有可能付出某种代价，尽管这种代价的付出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来弥补。对学者和外交官使用该概念的详细讨论，参见Roger V．Dingman，“Theories of，and Approaches to，Alliance Politics”，in Paul Gordon Lauren（ed），Diplomacy：New Approaches in Theory，History，and Policy（New York，1979），pp．245—250。
2. 乔治·莫德尔斯基称联盟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术语，参见George Modelski，“The Study of Alliance：A Review”，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7，No．4，（1963），773。按照朱利安·弗里德曼的观点，联盟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特征，参见Julian Friedman，“Alli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Julian R．Friedman，Christopher Bladen，and Steven Rosen，eds．，Alli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ston，1970），对汉斯·摩根索来说，联盟是均势在多极国家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必要功能，参见Hans J．Morgenthau，“Alli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Arnold Wolfers，ed．，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Baltimore，Md．，1959），p．175。按照奥利·霍尔斯蒂的看法，无论时空条件如何，联盟显然是政治单元之间关系的一种普遍的构成要素。参见Ole Holsti，P．Terrence Hopmann，and John D．Sullivan，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New York，1973），p．2。
3. 参见Richard Smoke，War：Controlling Escalation（Cambridge，Mass．，1977），pp．127—128，131—133；以及Michael Howard，The Franco-Prussian War（New York，1979），pp．46—48，64—65。
4. 参见Imanuel Geiss，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London，1979），pp．66—68。
5. 参见Louis Morton，“Japan's Decision for War，”in Kent Roberts Greenfield，ed．，Command Decision（Princeton，N．J．，1960），pp．66—67；以及Robert J．C．Butow，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Princeton，N．J．，1960），pp．66—67。
6. 这里的大战略概念是以巴里·波森的概念为基础的。参见Barry R．Posen，The Source of Military Doctrine：France，Britain，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Ithaca，1984），chap．1，特别是p．13。
7. “Review of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SC 162／1，October 30，1953．Senator Gravel，ed．，The Pentagon Papers：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Boston，1971），1：424．还可参见Ernest R．May，“The Cold War”，in Joseph S．Nye，ed．，The Making of America's Soviet Policy（New Haven，Conn．，1984），pp．223—226。
8. 引自Franklin B．Weinstein，“The Concept of a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3，No．1，（1969）：52。
9. 关于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可信性的重要作用，参见Patrick Morgan，“Saving Face for the Sake of Deterrence”，in Robert Jervis，Richard Ned Lebow，and Jancie Gross Stein，eds．，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Baltimore，Md．，1986），特别是pp．137—143； Deborah Welch Larson，“The Bandwagon Metapho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per deliver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March 1986）；以及本书第二章。
10. 现在看来，凯南的分析在当时是极具预见性的，特别是关于苏联与中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将发生争吵的观点。参见Lewis Gaddis and Thomas Etzold，eds.，“U.S．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Russia”，NSC 20／21，in Containment：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1945-1950（New York，1982），pp．186—187。还可参见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New York，1982），pp．43—45。
11. 具体的例子包括：（1）美国对希腊内战期间共产党的反对；（2）1953年对伊朗摩萨台政府的反对；（3）1954年对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的反对；（4）对古巴卡斯特罗马克思主义政权和智利阿连德政权的反对；（5）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反对。同样，美国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萨尔瓦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起义的关注，显示出美国的反对态度。
12. 这种解释的典型例子，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Public Affairs，“Communist Influence in El Salvador”（Washington，D．C．，1981）； U．S．Department of State，Inter-American Series 119，“The Sandinista Military Buildup”（Washington，D．C．，1985），pp．29—39； U．S．Departments of State and Defense，“The Soviet-Cuban Connection in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Washington，D．C．，1985），pp．3—10，27—28。还可参见《里根关于援助尼加拉瓜叛乱分子的演讲》，New York Times，June 25，1986，p．A12。
13. 最近的一项文献分析是以美国的资料为基础，确定了涉及联盟不同方面的270篇文章和书籍。按照作者的观点，“关于联盟和联盟动态的研究很少是在已有基础上进行的”。参见Michael Don Ward，“Research Gaps in Alliance Dynamics”，Monograph Series in World Affairs，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Denver，19，No．1，（1982）：5。对其他关于联盟文献的分析，参见Holsti，Hopmann，and Sullivan，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chap．1 and app．C；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J．David Singer，David Moore，“Inter-Nation Alliances：An Inventory and Appraisal of Propositions”，Political Science Annual，3（1972）； and Brian L．Job，“Grins without Cats：In Pursuit of Search”，in P．Terrence Hopmann，Dina Zinnes，and J．David Singer，eds．，“Cumul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in Monograph Series in World Affairs，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Denver，Vol．18，bk．3（1981）。
14. 这些模型主要包括Robert Rood and Patrick McGowan，“Alliance Behavior in Balance of Power Systems”，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79，no．3（1976）； Brian L．Job，“Membership in Internation Alliances：1815-1865”，and Randolph Siverson and George T.Duncan，“Stochastic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Alliance Initiation：1885-1965”，in Dina Zinnes and William Gillespie ed.，Mathemat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1976），pp．74—109； George T．Duncan and Randlh Siverson，“Flexibility of Alliance Partner Choice in Multipolar Systems：Models and Test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6，no．4（1982），； R．P．Y．Li and W．R．Thompson，“The Stochastic Process of Alliance Formation Behavior”，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72，no．4（1978）； W．J．Horvath and G．C．Foster，“Stochastic Models of War Alliance”，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7，no．2（1963）； Jack S．Levy，“Alliance Formation and War Behavior：An Analysis of the Great Powers，1495-1975”，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25，no．4（1981）； J．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Alliance Aggregation and the Onset of War”，in Francis A．Beer，ed．，Alliances：Latent War Communiti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New York，1970）； and Charles W．Kegley and Gregory A．Raymond，“Alliance Norms and War：A New Piece in an Old Puzzle”，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6，no．4（1982）。
15. 参见Mancur O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i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48，No．3（1966）。
16. 参见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4th ed．（New York，1967）； George Liska，Nations in Alliance：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baltimore，Md．，1962）； and Robert L.Rothstein，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New York，1968）。
17. 参见Liska，Nations in Alliance，p．12； and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p．175。
18. 参见Liska，Nations in Alliance，pp．27，42—43，55—56。罗思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小国……被迫玩危险的游戏：一旦一个胜利者出现，会从均势弱的一边快速移向强的一边。这样，这些小国有可能被抛弃。”参见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p．11。
19. 参见Paul Shroeder，“Alliances，1815-1945：Weapons of Power and Tools of Management”，in Klaus Knorr，ed．，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Lawrence，Kansas，1976）。
20. 这里也存在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希望结盟以增强综合实力与希望结盟以管理弱国并非不一致。例如，受到另一个大国威胁的大国希望与弱国结盟，目的既是为了增强自己的能力，也是为了影响这些弱国的行为。
21. 参见Brian Healy and Arthur Stein，“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Theory and Reality”，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7，no．1（1973）。相关著作，参见Richard Rosecrance，Alan Alexandroff，Brian Healy，and Arthur Stein，“Power，Balance of Power，and Status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Sage Professional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Beverly Hills，Calif．，1974）。对希利和斯坦研究结果所形成的几项挑战的进一步讨论，参见H．Brooke McDonald and Richard Rosecrance，“Alliance and Structural Bal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A Reinterpretation”，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29，no．1（1985）。
22. 对于这一假设的论述，参见Morton A．Kaplan，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1957）。
23. 在这方面具有说服力的评论，参见Paul W．Schroeder，“Quantitative Studies in the Balance of Power：An Historian's Reaction”，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21，no．1（1977）。
24. 例如在普法战争期间，俾斯麦诱使法国发动战争，并促使俄国担心奥匈将站在法国一方介入战争。俄国很快动员部队，使奥匈保持了中立。参见Smoke，War，pp．127—128，131—133。关于俾斯麦在这期间的外交政策的论述，参见Gordon A．Craig，Germany：1866-1945（London，1978），pp．101—104。
25. 与此相关的论述，参见Rosecrance et al．，“Power，Balance of Power，and Status”，pp．37—39。
26. 相关的著作主要是Michael F．Altfeld and Bruce Buedo de Mesquita，“Choosing Sides in War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3，no．1（1979）； David Newman，“Security and Alliances：A Theoretical Study of Alliance Formation”（diss．，University of Rochester，1984）； and Michael F．Altfeld，“The Decision to Ally：A Theory and Test”，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37，no．4（1984）。
27. 参见Altfeld，“Decision to Ally”，p．538。这一结论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的，即在效用与结盟的关系中，25%的正效用促成了联盟的形成，而只有2%的负效用促成联盟建立。当然，这些数字没有告诉我们哪种效用与联盟之间的关系得到支持，或者说为什么75%的正效用没有形成联盟。
28. Newman，“Security and Alliance”，pp．21，53—60．
29. 参见William H．Riker，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New Haven，Conn.，1962），and Glenn 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36，No．4（1984）。
30. 赖克结论部分的标题是“对帝国的反思”，该部分依然充满吸引力。利用n个人博弈联盟模型，赖克认为美苏之间的对抗显示：（1）超级大国付出超高的代价以吸引或支持盟友；（2）每次结盟所导致的紧张状态被认为是必要的；（3）大战的可能性在增长；（4）由于前三项趋势的影响，两个超级大国最终将衰落。尽管整个冷战期间存在上述趋势，但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两个超级大国对n个人博弈逻辑的误解。特别是，赖克认为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受到一个能够制约美国行动以及有希望打败美国的少数联盟的反对。赖克的推论也是以此为基础的（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p．223）。如果这种情况属实，那么赖克的解释能够站得住脚。但事实上，这一时期美国及其盟友的力量规模远大于苏联的联盟体系。例如，西方控制了超过苏联及其卫星国两倍的国民生产总值，并花费了巨大的国防开支。然而由于许多美国领导人认为苏联比美国强大，以及接受了令人怀疑的联盟理论，所以，早期的冷战政治接近赖克的预言，但并不是他所描述的原因。
31. 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p．463．
32. Ward，“Research Gaps in Alliance Dynamics”，p．18．
33. 我确定了介入主要联盟的国家有九个中东国家和两个超级大国：美国、苏联、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约旦、黎巴嫩、沙特、叙利亚、北也门和南也门。当有些国家被排除在外而有可能引起明显的误解时，我也将这些国家包括在内，例如英国和法国。
34. 关于这些方法的论述，参见Alexander L.George，“Case Study and Theory Development：The Method of 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in Lauren，Diplomacy：New Approaches，pp．61—62。
35. 我决定不采用一种严格的分类法并不是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盟之间没有区别，也不是指对联盟的分类不可能。我只是决定对本研究中所验证的各种联盟进行更为主观性的评估，而不是采用一个不能准确反映特定联盟义务的正式分类。关于正式和非正式联盟的区分，参见Robert A.Kan，“Alliances versus Ententes”，World Politics，28，no．4，（1976）。
36. 按照亨利·基辛格的观念，“中东位于三个大陆之间的十字路口。由于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以及该地区为世界提供大量的能源，外部大国持续介入其内部冲突，经常是竞争性地介入”。Henry Kissing，White House Years（Boston，1979），p．285．理查德·尼克松将中东称为“火药桶”，认为：“中东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巴尔干，两个超级大国有可能被拖进谁也不想进行的对抗中。”引自William B．Quandt，Decade of Decisions：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1967-1976（Berkeley，Calif．，1977），p．82 and 100。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超级大国向中东地区的武器转让占世界的近50%，超过向其他地区转让的两倍。参见ACDA，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1968-1977（Washington，D．C．，n．d．），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