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盟问题的文献分析

虽然关于联盟问题的文献很多，但许多文献并没有涉及这里所设定的问题。¹³大多数既有的研究主要分析了其他问题，比如联盟建立（alliance formation）与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以及联盟建立的频率是否满足特定的数学模型等。¹⁴同样地，尽管有大量关于集体物品的著作涉及联盟的问题，认为联盟的建立是为了提供安全，防止威胁，但这些著作主要集中在解释既存联盟内的负担分配，而不是首先说明联盟建立的原因。¹⁵

当然，有些著作解释了联盟的起源问题。在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著作中，有一些是对个别联盟的说明，而有几本则从理论上进行了重要的论述。例如，汉斯·摩根索的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就通过大量历史例证，对联盟进行了深入讨论。乔治·利斯卡和罗伯特·罗思坦对此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像摩根索一样，利斯卡依靠一些逸闻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罗思坦则将他的结论建立在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比利时和小协约国（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案例研究基础之上。¹⁶

尽管传统文献中也有其他一些假设，但绝大多数属于宽泛的均势理论范畴。所以，利斯卡认为：“联盟反对某国或某项事务，如果进行延伸的话，则只是维护某国或某项事务。”摩根索则将联盟看成是“均势在多极国家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必要功能”¹⁷。当然，利斯卡同时又认为“结盟也显示了意识形态或种族上的相似关系”，他认为当一个国家相信实现均势的努力将失败时，“机会主义性质的结盟”有可能发生。¹⁸保罗·施罗德则将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他强调联盟的目的或者是（1）反对威胁，（2）通过“限制性条约”来融合威胁，或者（3）为大国提供一种管理弱国的工具。¹⁹总之，虽然绝大多数传统文献主要依赖均势理论，但对于均势假设的普遍适应性仍存在着疑虑。

传统理论的局限在于该理论的提倡者很少对一般性假设进行系统性的验证。尽管利斯卡列举了许多恰当的例子，但他并没有评估他的许多引起人们兴趣的命题的相对有效性。个别联盟的案例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许多可信的证据，但不可能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不同国家在不同环境下将如何行动的内容。施罗德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因为他借助对1815年到1945年之间欧洲主要联盟的总体分析来支持自己的论证。但他仍然没有指出哪种联盟的动因是最普遍的，也没有确定那些能够影响每一个联盟强度的因素。²⁰所以，何种假设能最好地指导政策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回答。

相信国家结盟以对抗强大的国家或对抗具有威胁性的国家也受到几项定量研究的挑战。布赖恩·希利和阿瑟·斯坦借助细化的国家能力指标，以及将外交事件分为合作与冲突两类，论证指出，1870年到1881年间欧洲大国的联盟源自追随强者（他们称之为逢迎的结果），而不是希望制衡实力。²¹由于德国1870年后的优势地位与其他大多数国家逐渐采取合作态度存在联系，以及这一时期反对德国的联盟并没有建立，所以两位学者反对那种认为“国家反对任何有可能获取支配地位的国家（或联盟）”的假设。²²

尽管该研究极为严密，具有独创性，但也存在几个问题。首先，方法论上存在可疑之处，因为该研究假定了事件的分类者（coder）能够判断出那些剥离掉历史背景的孤立外交事件的真实意义（即冲突或合作的水平）。²³其次，论证结果是以非典型事件为基础的。德国的有利地位（包括在普法战争中所享有的自由手腕）主要归结于俾斯麦所作出的使其他国家相信德国不是一个侵略国家的努力。²⁴布赖恩·希利和阿瑟·斯坦的研究虽然没有驳倒国家具有反对占优势大国的倾向的观点，但他们的研究表明实力并不比其他因素如可以认知的意图更为重要。²⁵特别是，德国并没有促成一个与之相抗衡的联盟出现，因为俾斯麦娴熟的外交活动使得其他国家与德国建立友好关系既有可能又可取。所以，其他国家逢迎德国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俾斯麦外交技巧的证明。

对均势理论的另一个挑战来自效用预期理论家。这些理论家提出了一种国家如何选择盟友的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他们认为国家联盟是为了提高它们以安全、风险或福利进行衡量的效用。²⁶在确立所研究的联盟与各种效用之间的关系后，迈克尔·奥特菲尔德得出结论：“联盟并不是随意形成的……不能增强伙伴安全的联盟几乎从未出现过。”²⁷同样，戴维·纽曼也不同意均势理论，他指出实力正在增强的国家更有可能建立联盟，因为这些国家是更具吸引力的伙伴国。²⁸

效用预期理论也存在严重的问题。这种理论并没有指出谁将与谁结盟，它只是预言国家何时寻求结盟。而且，能力逐渐增强的国家倾向结盟的事实也并没有驳倒均势理论。安全受到威胁的国家自然将努力增强其相对实力（例如在防务上花费更多），同时寻求与另外的国家结盟。所以，纽曼所认定的因果关系（实力的增长将促进结盟）有可能是错误的。即使如下的情况也是如此，两个能力逐渐增强的国家有可能建立联盟以对抗另外一个能力增强更快的国家，或者更具进攻性的国家。这种反应模式依然是制衡行为。

最后，有些学者运用博弈论来分析联盟行为。威廉·赖克关于政治联盟的著作检验了n个人博弈时联盟的最佳规模，格伦·斯奈德运用两人博弈理论揭示了国家在避免陷入盟友所设下的战争陷阱的同时寻求盟友支持所面临的权衡。²⁹两位学者都得出了与均势理论相一致的结论（即赖克认为博弈者将寻求“赢得胜利的最低限度的联盟”的判断指出了国家将加入较弱的一边）。

不幸的是，由于博弈论只是建立在实力分配和可能的结果基础上，所以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到认知、意识形态和地缘的影响。这些局限性说明了为什么赖克试图将其见解应用到国际政治中总是部分成功。³⁰斯奈德承认，两人博弈理论只是告诉我们联盟中的行为，而没有说明博弈者的盟友选择：“博弈论没有说明谁将与谁结盟。”³¹总之，与其他关于联盟的著作一样，博弈论对一系列不同的问题作出了令人感兴趣的回答。

关于联盟问题的既有学术成果可以成为我提出假设的来源，但这些成果并没有说明哪种假设是有效的。正如一位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所说的：“我们即使有相对有效的关于国家为什么加入联盟的可靠信息，也是很少。”³²因此，尽管关于联盟起源的争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该争论将继续存在。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解决这些争论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