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参与组建新区管委会

1990年当开发开放浦东的号角吹响，上海以最快的速度成立了浦东开发办公室，不久，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开发公司挂牌成立。不过当时的浦东地区，以川沙县为主，还包括上海县的三林乡，以及杨浦、黄浦、南市三区的浦东部分，因此其管理体制是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三区两县”（杨浦区、黄浦区、南市区、上海县、川沙县）和各委办局各司其职，浦东开发办协调推进的体制。随着开发建设任务的不断增加，这个体制开始显得不适应形势发展了。于是，市里就考虑对“三区两县”的浦东部分进行合并。

1992年底，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找我谈话，说市委、市政府决定要改变浦东“三区两县”各自运作的模式，改变浦东开发办空转的现状和以政策研究、协调为主的职能，将“三区两县”的浦东部分全部合并在一起，成立浦东新区管委会，以全面推进浦东的开发和建设，并且要调我去浦东新区管委会工作。对此，我欣然接受。其实，早在市里要组建三个开发公司，说要有一个区里的领导的时候，我就跟时任黄浦区委书记胡瑞邦说过：“让我去”。不过当时因为工作需要，我没有去成。

1990年5月竖立在延安东路隧道出口处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的中英文对照指示牌

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正式挂牌成立。成立之初，在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的班子里，赵启正是书记、主任，王洪泉和我是副书记、副主任，党工委委员有赵启正、王洪泉、黄奇帆、王安德、朱晓明、阮延华和我，管委会副主任还有黄奇帆、朱晓明、王安德、阮延华，其中奇帆和我是专职副主任，王安德、朱晓明、阮延华分别是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最早成立的开发公司的总经理，为兼职副主任。在浦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成立伊始，吴邦国同志和黄菊同志就提出，浦东要做到“四个率先”，即率先探索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率先建立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率先形成统一精简高效、有权威的政策管理机制。两位领导希望我们能肩负起党和上海人民的殷切希望，立足国际、国内的大环境，珍惜历史机遇，不辱使命，大胆试、大胆闯，在浦东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根据上海市领导的指示，赵启正同志带领我们对如何设置新区管委会的机构进行了调查研究，然后由我和黄奇帆同志根据赵启正同志提出的精简、规范、高效的要求，借鉴国际、国内其他开发区的行政架构和设置，用半天时间，商定出浦东新区管委会组织机构的设置，建议管委会设立10个机构，分别是：党政办公室，内含组织、宣传、统战、纪委工作职能；行政部门包括综合规划土地局（含规划、土地、房产、统计等部门）、城市建设管理局、财政局（含财政、税收部门）；经贸局（含工业、商业、外贸、旅游等部门）、社会发展局（含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农村发展局和工商局等。

当时对于设立工商局，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其他机构都是综合性的部门，工商局职能单一，似乎不匹配。不过考虑到工商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执行官”，企业的存亡和运作都是由其来管理，由其发通行证，应该要单独设立。后来，浦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就只设立了上述10个机构，这与上海其他区县每个区县平均设置51个机构的状况对比，是高度精简了。这个管理体制有一个先天的有利条件，就是有很强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在浦东开发开放初期，不可预见的矛盾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借鉴，很多工作要举全区之力推进，这就需要党工委、管委会进行集中、精简、高效的组织领导和统一协调推进。当然，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机构设置，以开发开放为主要任务，而不是某一级的地方政权组织，因此，在社会发展方面有其局限性。

大概在1994年、1995年的时候，为了这个管理体制，当时在一个小范围内，我们曾向朱镕基同志、李岚清同志作过汇报。我们说，这个体制优点很多，但是我们也有很多苦恼。比如，统战部说，统战是我们的一大法宝啊，你们怎么连统战部也没有？我们在政治上有压力。其他一些部门如水务部门、绿化部门说，你们问我们要钱，但你们连机构也没有，除非你们挂一块牌子。后来朱镕基同志说：“你们带着钢帽，也要顶下去。”李岚清同志说：“这个体制，还要再搞个5年。”为了能够和市里有关委办局对接，我们就开始挂牌，一套班子、几块牌子，有关上级职能部门要什么牌子，我们就挂什么牌子。总体来说，那时候党工委、管委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这个领导体制为浦东开发开放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