锲而不舍推进功能开发

浦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是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授权下成立的，既要领导安排新区发展的重大决策，又要参与重大项目的推进。因此，在内部具体分工上，赵启正同志是按照全局的要求管全面工作，王洪泉同志分管农村和政法工作，黄奇帆同志分管财税、规划、土地和综合部门等工作，我主要负责浦东的开发建设和行政管理，分管经贸局、城市建设管理局、工商局等部门，联系四个开发公司。

当时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对这四大开发公司的定位是“浦东开发开放的主力军”。浦东要出功能、出形象、出效益，主要是通过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四大开发公司来体现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意图。因此，管委会必须加强对四大开发公司的规划、年度计划和任务的研究，以保证市委、市政府的意图得到贯彻落实。我们每年都会对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四个开发公司的年度计划进行季度、月度和每周专题工作研究。我因职务分工的原因，协调的事务比较多，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开四五个专题协调会。这些协调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推进项目，决策人、财、物资源分配，协调各个开发公司与乡镇、社会等各方面的矛盾等。

浦东开发初期，资金是很缺的。因此，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筹措开发建设资金，对四大开发区的重点项目进行资金平衡。有一次，我向黄菊同志报告说，我们浦东四大开发公司缺钱啊。那时候正好中央派姚依林同志来商量第二轮浦东开发开放政策，我们就向中央提建议，争取政策，为四大开发公司筹措了一部分资金。过了两年，四大开发公司又缺资金了。因为开发初期的浦东土地还不怎么值钱，我们不仅要对很多省部楼的建设用地打折，还要给入驻的高科技企业贴钱。在作了财政资金的平衡后，我觉得还是不行，于是就和黄菊市长汇报，说我们没钱了。黄菊市长说：“你也不要一直问我要钱，你要眼睛向下，自己想想办法。”

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我们就想，土地是财富之母啊，能想什么办法把土地变成资金，哪怕开的是期票也好啊。当时我们的土地是规划一块、征用一块、动迁一块，而且需要用地指标。如果能够把没有动迁的土地（毛地）注入四大开发公司，就为缓解他们的资金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反复商量后觉得这是一个出路，经向黄菊市长汇报及市相关部门批准，向陆家嘴、外高桥、金桥、张江四个开发公司都注入了土地。外高桥的森蓝地块原本规划的是绿地，我找市规划局的夏丽卿同志说：“光是绿地也做不起来，是不是能拿出30%的土地进行开发。”现在看来，森蓝这个地块就是因为作了这样的调整才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我们对四个开发公司的发展也是深度参与并给予指导的。记得一开始，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成立时是在童涵春药厂楼上的一间阁楼里办公。吴承璘前去担任总经理的时候，我找他谈话，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张江既然要打造中国高科技重要的阵地，你们就不要再在药厂办公了，而要到现场去。后来，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在张江开发区找了个地方建了办公楼，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开发就有声有色地逐步开展起来。

我始终认为我们这些人就是干事的，当四个开发区的重大项目遇到困难时，我们党工委、管委会的同志就应该扑下身子，直接参与其中。比如，在金桥开发区，美国通用汽车要来投资，我就和朱晓明同志一起到现场。我记得通用的董事长说：“这块地很好，但是现在麦浪绿油油，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把这块农田和房子变成我们的施工基地？”那块地大概有半平方公里多一点，我告诉他，半年就可以了。他认为不可能。我就说：“可能在你们那儿不可能，在我这里是可能的。”在浦东新区管委会的统一领导、协调下，金桥开发公司和有关乡镇一起努力，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全部动迁。后来，通用的董事长非常感慨地说：“我还以为你们是开玩笑的。”在上海通用汽车厂第一辆汽车下线的时候，他又说：“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用一年时间造出了一个汽车厂。”这件事让他亲身感受到了中国速度。

又比如，在陆家嘴，一个民营企业家拿了一块地却迟迟不开工。我们要收回那块地时，他找到花旗银行，希望花旗银行把总部搬过来并在这块地上建大楼，但花旗银行觉得规划中的这幢楼的楼层不够高。那个民营企业家就来跟我商量能不能提高大楼的高度。我向徐匡迪市长作了汇报，反映了花旗银行要把亚太地区总部搬过来的想法，请示是否可以提升一下大楼高度。徐匡迪同志很认真地说，规划是经过人大批准的，只能作微调而不能随意改变，让我找夏丽卿同志商量。和市规划局沟通后，觉得可以作些微调，徐匡迪市长就同意了。不久，花旗银行全球董事长来上海，我陪他去见徐匡迪市长。因碰巧飞机晚点，这位董事长没去宾馆就直接与徐匡迪市长见面了。会见的时候，徐匡迪市长一直看我，可能是心想他们怎么不提这个要求。最后是徐匡迪市长直接和对方说：“你要把总部搬过来，我们决定支持你。”这时，董事长还是一脸茫然，原来上海地区总部的负责人还没有来得及向他汇报。会后了解清楚后，他表示非常感谢我们的支持。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项目是我参与度很深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上海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功能性项目，要求我们能引进世界上最好的会展企业。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第三、第五的德国会展商和英国铁航联合起来跟我们谈判。因为谈判对象多，要统一思想很难，所以谈了好久，久攻不下。后来市里领导说，如果你们浦东谈不下来，那么这个项目就放到浦西算了。时任管委会书记周禹鹏对我说：“胡炜啊，你要亲自出场了，去了就要谈成。”

谈判的过程非常激烈。因该德国企业是国有企业，需要他们的企业负责人——监事会主席来拍板说Yes or No。该主席同时是德国的经济部部长，他来的那一天，好多人围着他，我也礼貌地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但他好像看不见我一样，沉着脸坐下来后，要求其他人都出去，要和我单独谈。我相迎的时候，没想到他却一拍桌子，开口就怀疑我们的动机，认为我们忽悠他们的企业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投资肯定亏本，他是不会同意的。我从来没碰到这么不友善的谈判对象，于是等他一讲完，我也拍了下桌子，对他讲：“你怎么知道不赚钱啊？你到中国来过吗？你对中国有研究吗？这个项目我研究了近一年，你有什么问题问我，我都答得出来。反过来，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能答出来吗？投资当然要赚钱，我们堂堂的中国人，绝不会骗你的钱，我们要的是共赢。如果你不赚钱，我们就把钱全退给你。”我又说：“你算的是死账，你根本不懂中国的经济、不懂中国的市场、不懂中国的发展。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钱是赚定了，今后你欠我一个道歉。”大概是我的这些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一个小时后，我和他笑嘻嘻地握着手出来了。谈成的那天，我们一起拍了张照片：在我签字的时候，我拿着我的手表，他也拿着他的手表，大家共同指着表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时间定格在那天早上4点。

我原本以为事情已经解决，没想到的是英国铁航又跳出来跟我们说他们决定不搞展览业，准备退出。如果铁航退出，我们的辛苦都要白费了。所以，我就临时决定去英国找铁航董事会主席。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反复讲了好长时间，对方强调是集体讨论决定，始终不松口。最后，我故意激他说：“你说的理由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这是你职权范围内可以解决的。我们三家主要股东都同意了，你现在不同意，你就是搅局者。我可以跟你说，如果今天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以后不要到上海来了。”“我现在马上要乘飞机走了，如果我走出这个门，就再也不回来了。”话说出口，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我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拖着随身携带的拉杆箱，转身往门口走。好在这个房间很大、走廊很长，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数一二三，就在我马上要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说：“慢！我去做董事会工作，我们参加吧。”这样，我们终于把这个项目签下来了。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俯瞰

现在新国际博览中心发展得很好，赚了不少钱。后来每次碰到他们，我都要开玩笑地说：“你们欠我一个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