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文化

一、动荡转折的政治形势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标志着人们终于可以从繁缛复杂、拘泥虚礼的宫廷规章制度中松一口气。自奥尔良公爵摄政开始，法国宫廷中开始弥漫一种自由松散的气息。以奥尔良公爵为首，原居住在凡尔赛宫的大批宫廷侍臣走出宫殿，到当时属于郊县的巴黎去放松心情，法国中央集权体制代表的凡尔赛宫瞬间体现出了空虚和软弱，这成为等级森严的封建君主制松动的前兆。1723年路易十五正式摄政，迁入凡尔赛宫居住，“一切礼仪、礼节均未见改变。但思想观念却有了深刻变化”[8]。凡尔赛宫昔日宫廷雄风一去不返，路易十四建设欧洲乃至世纪第一帝国的雄心壮志也已随之作古。“路易十五时期的社会就如同那个已经建好的大厦，没有灰土砖石、没有吊塔、也没有任何人奋斗的影子，有的只是封建末世的辉煌，造就的安逸、和平、享乐的社会氛围。”[9]路易十五对国家政权的掌控远不如路易十四得力，宫廷呈现出松散自由的政治氛围，以君主为首的上层贵族阶级多沉迷于不思进取的奢华生活中，取代庄重典雅的巴洛克艺术风格，优雅柔媚，浪漫艳丽的洛可可艺术风格在宫廷中大行其道。路易十五性格软弱，缺乏意志力，“无聊是不断向路易袭来的巨大的痛苦。为了消除无聊的情绪，他找了一些情妇，并且不断地寻找新的消遣方式”[10]，他的生活荒淫无度，每年宫廷开支占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此外，路易十五还穷兵黩武，连年发动对外战争并连遭失败，不仅使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而且还丢失了大量海外市场。民众对国王怨声载道，甚至公开编造一些歌谣来讽刺路易十五，这些“攻击性文字、歌谣、绘画等使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兰西朝廷感到，那似一声革命的号子正在他身边吹起”。[11]

18世纪前期，从路易十四手中继承的法国社会，依然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社会自上而下分为三个等级，即第一等级是天主教神职人员；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农民、城市贫民及手工工场的雇工等，但到了18世纪中期，法国社会矛盾重重，社会等级出现了松动瓦解的倾向。

法国社会第一等级的天主教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社会地位，以宗教为工具，反对科学、扼杀知识、推行蒙昧思想统治，对一切反对天主教封建统治的“异端”实行残酷镇压，这些都与启蒙时期的理性思想背道而驰，遭到人们思想上的抵制和反抗。此外，在第一等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天主教中的高级教士出身贵族，在城市和宫廷中靠严酷剥削雇农，榨取地租，与贵族一起过着奢华的生活。而天主教中的低级僧侣则出身贫苦，靠苦读谋得教职，他们收入菲薄，生活拮据，对高级僧侣非常不满，对社会第三等级充满同情。

法国社会第二等级的贵族由具有世袭血统地位的“佩剑贵族”和靠钱财买取头衔的“穿袍贵族”组成。“佩剑贵族”常年住在凡尔赛宫，围绕在君王身边，靠领取年金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垄断着政府、教会、军队和国家经济的要职。“穿袍贵族”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他们主要运用钱财买得国家各级法院的法官职位，靠收受贿赂，包揽诉讼榨取民财。“佩剑贵族”因纯正的出身血统和宫廷特权，歧视“穿袍贵族”，不允许他们出入宫廷，使“穿袍贵族”对其心怀不满，贵族内部矛盾重重。

法国社会第三等级成分复杂，是社会政治变化的主要动因，资产阶级是第三等级中经济实力最雄厚的等级，是后来法国大革命中取代旧社会势力的新兴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出现许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以纺织业为代表的相当多的企业拥有先进生产设备，雇用数千名工人。雄厚的金融资本使法国资产阶级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具体而言，资产阶级又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由银行家、包税商、军火商等组成的大资产阶级，他们与专制政府关系密切，经常通过买通爵位，使其社会等级提升为“穿袍贵族”。他们渴望跻身上流社会，极力效仿贵族生活，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丰厚的财产也朝不保夕，经济活动常常被封建专权干涉。他们反对革命，但希望在不触及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行社会改革，限制王权，提高其社会政治地位；第二等级，由手工场主和商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深受专制政府压迫。法国各级贵族通过极重的工商税赋搜刮工场主和商人财富，限制资本积累和流通，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受到封建势力的极大限制。法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矛盾尖锐，资产阶级极力要求获得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呼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第三等级，由从事小型生产与买卖为生的城市居民组成，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心理最具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反对教会、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对他们的盘剥，另一方面，他们又鄙视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反对农民的反抗斗争，担心他们危及自身的微薄利益。到18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壮大和现代城市的日趋成熟，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城市居民逐渐崛起，共同构成了中产阶级为主的市民阶层，极大地推动了封建君主制的瓦解，促进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在社会第三等级中人数最多的是农民，他们遭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18世纪的法国农民不仅要向地主缴纳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还必须向国王缴纳所得税[12]、人丁税、土地税、修路费和建房税；向教会缴纳十一税并定期购买“赎罪券”。层层盘剥以后，农民的生活已经难以维持基本温饱，1789年大革命爆发前，法国2300万农民中，竟有150万人沦为乞丐。农民是封建专制统治受害最深者，因此，也是法国大革命中最痛恨专制政府、最富有革命精神的群体。

时至1770年，路易十六即位。此时的法国社会各个阶层间政治矛盾尖锐，新兴资产阶级实力壮大，反抗、夺权思想高涨，下层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武力斗争一触即发，社会积蓄着变革与斗争的力量。路易十六个性软弱，无心涉政，朝纲混乱。玛丽·安托奈特王妃（Marie Antoinette）轻狂无知，生活奢华，挥霍无度，加剧了法国财政经济的崩溃，这一切最终促成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从1789年至1792年，统治了法国几百年的君主专制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土崩瓦解。法国社会在这段时间经历了剧变，过往的社会第一等级：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民众的冲击，随着国民议会对封建旧制度的逐项废除和《人权宣言》的通过，封建等级观念逐渐被全新的人权、三权分立等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思想所取代。1792年9月，国民公会通过废除君主制的议案。第二年，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图1-2），法国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先后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执政。热月政变后，18世纪末期的法国又相继经历了热月党人、都政府和执政府统治时期。到1804年5月，拿破仑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前，整个法国社会都处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的夺权斗争中。在整个反抗王权的斗争中，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妇女也参与到反抗封建政府的斗争中去。在1789年10月5日，妇女组成的游行队伍在巴黎的市场中集结并行进到市政厅，要求政府官员对法国严峻的经济形势负责，为市民的食物短缺采取对策，并要求王室解除对制宪会议的干涉，从凡尔赛宫搬入巴黎，了解人民的疾苦。在城市官员不能给出相应的回应后，多达8000名妇女带着各样武器参加到挺进凡尔赛宫的革命队伍中去，参与了这场武力革命（图1-3），这种在女性历史中少有的革命反抗行为充分反映了法国妇女思想的成熟与觉醒。

从封建王朝的鼎盛到衰落，再到资本主义政权的建立，18世纪的法国社会经历了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替和过渡，社会政治的激变给整个国家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成为了18世纪法国女装文化丰富多变的原动力。18世纪法国女装主流风格的变化是社会政治变化的真实写照：18世纪初，庄重奢华的巴洛克风格女装是宫廷王权鼎盛文化的代表；兴盛了大半个世纪的艳丽夸张的洛可可女装则是封建王权走向没落，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产物；法国大革命前，服饰风格的多样化、古典化、休闲化倾向正是社会思想开放、新社会阶级崛起并孕育革命力量的写照；而法国大革命期间和之后出现的新古典主义女装正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平等意识的直接反应，也是宫廷服饰文化没落，资产阶级服饰文化兴起的开始。法国著名作家阿那托耳·法兰士（Anatole Frantz）说过的一段话清晰地阐释了服饰文化和社会变化发展的紧密关系。“在我辞世百年之后，若还能纵览书林，你猜我会首先挑选什么来阅读？我不会选小说，也不选类似小说的史记，我将毫不迟疑地直取一本服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个世纪妇女的服饰，它能清晰地向我显示人类历史的发展状况，甚至比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和学者告诉我的都多。”[13]如阿那托耳·法兰士所说，服饰是社会政治思想状况的最直接反应，以宫廷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女性服饰的发展变革是18世纪法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这也说明社会政治体制的更迭是服装样式与服饰文化变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二、丰厚发达的经济基础

虽然18世纪法国的封建王权统治已经在走下坡路，政治局势危机四伏，但18世纪的法国依然是欧洲人口最多、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在18世纪初，法国的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法国东北部地区就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在里昂、奥尔良等一些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出现了大量生产纺织品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雇用千百人以上的纺织工厂并不罕见。随着商品流通加快，卢昂、亚眠、波尔多等许多法国城市都发展成对外贸易中心，出口提花丝绸、蕾丝、缎带、皮革等各种奢侈品。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地为法国提供了广阔的原料基地和销售市场。由于纺织业的发达，18世纪的法国集中了欧洲一半以上的货币。

发生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加速了欧洲工业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资本主义的进程。从纺织服装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1733年约翰·凯发明了飞梭（图1-4），1764年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多轴纺纱机，1775年查理德·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图1-5），后经由塞米尔·克隆普顿改进，造出了“骡机”，这些由英国人发明的纺织技术很快通过英吉利海峡传播到法国，提高了法国纺织生产的机械化水平。18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境内的纺织工厂广泛利用水力动力启动纺纱机，至18世纪末期，法国的纺织厂已经开始使用蒸汽机，家庭手工业生产逐渐被大规模的工厂机械化生产所取代，新技术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法国纺织服装业的发展。

此外，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英国棉布在法国的流行，造价相对低廉的棉布逐渐取代了丝绸在服饰面料中的中心地位，丰富了法国人的“衣”生活。另外，早在18世纪初期，由于化学科学技术的进步，法国研制开发出了色系丰富的耐水性染料，使服饰面料的色彩变得丰富耐用。此后，木板套色印染和滚筒印染技术也逐渐成熟，使面料的后期染整加工技术大大提高，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使服饰生产的质量提高，数量大增，服饰价格逐渐下降，提高了18世纪服饰流行变化的速度和服饰商业消费的速度。同时也促使服饰逐渐成为大众消费购买力所能及之物，为以服饰为源的大众时尚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物质与技术基础。

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当时欧洲最发达的纺织业以外，庞大的国家人口也是法国成为18世纪西方服饰时尚中心的主要原因之一。“18世纪初期，作为欧洲的强国，西班牙和英国的人口皆为500万左右，而同期的法国人口已经达到1800万到1900万。至18世纪末期，法国人口已经达到2700万，同时英国人口才仅达900万。”[14]18世纪的欧洲，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法国，每一件发生在法国的重要事件必然在欧洲引起重大反响。以巴黎为例，1795年仅巴黎市的城市人口就达到61.7万人，城市中庞大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为纺织服饰业提供了巨大消费市场的同时，也提高了流行信息传播的速度，促进了法国成为欧洲时尚中心的进度。

三、独特新颖的文化现象

法国18世纪的时代独特性体现在社会过渡与转型期中出现的一些新文化现象，这些新社会文化现象是形成独特时代服饰文化的重要原因。

（一）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与阶级联姻

随着法国工商业的日趋发达，社会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都不断增加，他们渴望获得更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奢华的着装成为他们彰显自己经济实力和获取身份认可的重要手段。同时，随着封建王朝的日趋没落，世袭贵族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一些并不十分富有的封建贵族期望从经济实力雄厚的金融资本家那里获得经济支持，而金融资本家则期望通过贵族获得社会地位与身份的认可，于是在18世纪的法国，贵族和金融资本家两个阶层之间经常联姻（图1-6、图1-7），使两个阶层的生活与文化交融在一起，同时，两个阶层之间也在追逐精致和优雅生活上相互攀比。社会阶层关系的微妙变化客观上促使法国的服饰纺织行业和奢侈品工业渔翁得利，迅速发展。

（二）崇尚女性与女性美的时代特征

如之前引述龚古尔弟兄在他们的著述中对这一独特的女性时代做出的精辟描述，18世纪的法国社会对女性充满了崇尚和赞美之情，男人能够为女性屈膝相迎，脱帽致礼，清理道路，推门扶椅。男人对女性大加赞赏，对女性言听计从，以为女人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视为自己的殊荣。这种性别间的社会关系在之前的欧洲，乃至人类社会中都是罕见的。康德在《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中说：“法兰西性格里有崇尚优美的基因，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装饰的爱好上，也表现在对女性的尊重上，正因为女性在法国有突出的社会地位，这样又反过来强化了法兰西热爱优美的性格。”[15]康德将法兰西民族对女性美的崇拜归因于法兰西民族崇尚优美的民族性格，认为法国女性在公共场合的优美感传达使她们得到男性和社会的尊崇。然而，对女性的崇尚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有其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首先，这种女性崇拜直接根源于社会体制的腐化。18世纪是法国君主专制政体发展的巅峰时代，少数上层阶级完全靠下层民众供养，生活无忧而为所欲为，这个阶级必然会成为社会寄生虫，而寄生虫生活的目的就是肉体的享乐。就如18世纪享乐主义倡导者之一，贵族教士加利亚尼所说：“人活着不是为了探索真理，也不是为了成为欺骗的受害者。……人活着完全是为了享受欢乐。我们还是纵情享乐吧”[16]在享乐成风的世纪，风流必定是享乐的重要方式，而“风流的实质，就是把女性变为享乐的工具，成为肉欲活生生的化身，女性从而登上了社会的宝座。女性体现了情欲，因而被人顶礼膜拜……这种形式的女性崇拜和肉欲崇拜，同君主专制主义自身的产生一样不可避免，一样是必然的历史后果”。[17]可以说，18世纪法国社会崇尚女性的深层根源就是君主专制政体下的风流浮华之风。其次，崇尚女性也源于法国社会独特的性别关系。在中世纪的法国，男士中就风行一种尊崇女性的“骑士精神”，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到17、18世纪的法国宫廷，追求谦谦君子风度的贵族礼仪也对女性谦让和推崇有加。但这种“骑士风度正说明两性关系中较强一方对较弱一方的服务，并以此成为男性自己的荣誉。”[18]他们对女性尊崇的内在心理是对男性强者地位的强调，而女性的自我价值却要通过获得男性的尊崇来实现，这恰恰是法国社会中两性关系的真实本质。

18世纪法国社会崇尚女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女性身体上表现出的性别特征与性别美的崇拜，此期对女性身体美的赞颂变得空前热烈。在小说、诗歌、绘画，甚至百科全书中对女性身体美的赞颂被法国人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会用最热烈的词句赞扬女性的胸部（图1-8），在一部18世纪非常流行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芭尼莎》中，女主人公“隆起的酥胸”被比拟成“雪花石膏塑就的爱情之山”[19]除胸部之外，18世纪的男性还对女性的手、足、腿、胯骨（图1-9）赞赏有加，对身体各个部分的描写颂赞，诗词、绘画作品举不胜举。但18世纪法国社会对女性的身体美完全是从色情的角度去欣赏的，恰如法兰克福1754年出版的婚礼布道词集《女人和美》中所写：“美能够让女人完成她们的使命，叫我们或多或少地沉浸在使我们高尚的欢乐的海洋中……因为女性没有任何长处，所以上天把美赐给了她”。又因为服饰与女性身体的紧密关系，18世纪法国社会崇尚女性与女性美的时代意志在女装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使此期女装在塑造和表达女性身体美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使此期服饰文化成为研究服饰与性别关系的典型案例。

然而，使女性沦为情欲的审美对象并不是在女性崇拜时代文化所带来的唯一影响，从另一方面看，女性崇拜也的确赋予了法国女性从未有过的社会身份和话语权利。她们通过俘获王者之心，获得干预甚至操控国家政治的权利；她们通过温文尔雅的服饰礼仪，推动了法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她们通过主持沙龙，得以接触科学知识和理性思想，也得以展示她们的政治社交才能；她们通过参与社会生产和消费，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时尚文化的发展；在这些参与和改造历史的过程中，女性对自身身体、身份和性别关系也开始进行主动的反思与调整，在一个世纪中，女性服饰文化前后经历的巨大变化正是这一时期女性生活和思想变化发展的真实写照。

（三）对私人生活空间和私人生活方式的强调

18世纪是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许多新兴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文化变革中萌发和形成，其中包括私人生活空间界限的明晰和私人生活方式的强调，这种变化同时引起了人们服饰衣着观念的变化。虽然从人类开始定居生活以来，人们在起居生活中就有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划分，但在早期西方社会中，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分界并不清晰，人们并没有相对私密的生活空间，也没有形成私密生活的观念。以17世纪路易十四的生活为例，他起居的凡尔赛宫也是国家政府办公中心，他的日常生活起居完全在公共空间中进行。每天早晨8点15分，国王起床，第一个宫内侍从走进国王的寝宫，将国王的床帐打开，至此，“国王的个人生活算是告以结束，从这时起他便生活在众人面前，他的一举一动都有旁人见证。”[20]国王早晨的起床梳洗活动伴随着接见数批觐见的廷臣，他当着众多贵族的面剃须刮脸，更换睡衣和内衣，他甚至坐在马桶上接见最受宠的廷臣们。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在众目睽暌下进行，更不消说日常的办公和娱乐狩猎等活动，都是在贵族廷臣的簇拥陪伴下进行。直到一天结束的就寝前，有身份的贵族都以参加国王更换睡衣的就寝仪式为荣。可见，国王的生活完全没有私人空间，所有事情都在公共空间中进行。同时，凡尔赛宫的廷臣们也在相当开放的起居空间中生活。但是，到了18世纪，随着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室内生活空间发生了较大改变。以巴黎为例，18世纪城市建筑面积大增，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面貌不断改变，以至于“从17世纪末到法国大革命期间，随着城市（巴黎）面积的增长，城市规划不断调整，城市的面貌不断变化，使巴黎的城市地图在一个世纪中更换了一百多张”[21]。另外，人们的社交活动方式逐渐改变，女性主持的沙龙等小范围社交圈子的活动日趋频繁，也导致室内空间格局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18世纪法国室内空间设计发生了以下两方面的变化：第一，室内空间的面积由大变小。在17世纪，地位越高的人生活起居的房间面积越大，室内装饰风格越气势恢宏，但到了18世纪，主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们的生活空间越趋精致小巧，室内装饰的风格也从宏伟转向精致。这一点从18世纪时代艺术重心的转移就可得到印证。18世纪法国洛可可艺术风格最典型地表现在室内装饰艺术上。在艺术史上，18世纪之前的诸多时代艺术更多关注“大艺术”（Fine Art）领域，如哥特时期的教堂建筑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巴洛克时期的宫殿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等，与之相比，18世纪的洛可可艺术则将注意力集中在诸如木刻、金属工艺、陶瓷、织绣等附属于室内装饰空间的“次要”艺术上，即通常所说的“小艺术“（Decorative）。时代艺术中心的转移及对室内环境的关注恰恰反映了18世纪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变革。第二，越来越多的私人生活空间从公共空间中划分出来，私人建筑空间也越来越注重功能性。从18世纪开始，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层次逐渐丰富，人们的社交圈子扩大，小团体内部的交流变得繁密，人们更加注重私人生活和个人享乐。18世纪法国著名建筑家小布隆德尔（Jean-Baptiste Blondel）提出：“公共建筑外表注重条理整饬，私人建筑内部则注重功能。18世纪的新建筑大抵是按照这一原则设计的。”[22]以这样的设计思想为指导，虽然在外形上许多著名的法国宫殿与府邸依然保持着从文艺复兴时代沿承下来的中轴对称式古典主义格局，但建筑物的内部却将原来空旷整饬的空间灵活地划分开来，室内空间依生活所需被巧妙地划分成功能不同的小房间。室内居室建设的规划有了很大改变，室内空间多华丽小巧，注重功能，甚至划分出了女性闺房、儿童房、书房、餐厅、厨房等具独立功能的房间。室内空间还特别注重居住舒适度的设计，例如，许多居室开始配备抽水马桶和有自来水管道的冷热水盥洗室。建筑为个人和家庭私人生活服务成为18世纪法国室内建筑的新思想。“因为多种新空间在房子里的划分，家庭空间第一次出现了性别化和个性化的区分，私生活和私人空间被大众所重视……巴黎涌现出许多新型的室内建筑和室内空间环境，大众也开始对建筑感兴趣，而且居家环境的改变也开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23]新的生活方式首先表现为人们对私人生活方式的重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界限越来越鲜明。从前公共开放的卧室现在变得私密，仅仅被用来休息和接见最亲密的人（图1-10）。以路易十五为例，“国王的生活区域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面对公众，另一部分是他个人生活的区域……他就职后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寝宫改革……路易十五的寝宫豪华、宽敞，却不保暖，以致路易十五在那儿住时经常感冒。改造后的路易十五的寝宫变小（图1-11），连着一个面积很小的餐厅，在这里只能是心腹人员、有头衔的情妇和有限的几个朋友……路易十五偶尔在小餐厅与几个心腹和仕女举行‘小晚宴’，他甚至自己动手为他们烧咖啡”。[24]更加有趣的是，路易十五还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建立了秘密的小阶梯，这个小阶梯直接通向二楼蓬帕杜尔夫人的秘密小卧房和会客厅。服饰文化对私人生活理念的兴起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室内休闲服作为一种新服饰种类开始在私人空间中穿着，休闲服以着装者的舒适为原则，堪称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服饰设计。18世纪开始，男士睡袍和睡帽流行（图1-12），女士睡袍也开始出现（图1-13），这种宽松的睡袍甚至逐渐在正式的公共场合穿着，其轻松慵懒的式样能极好地衬托女性性感妩媚的美，以至这种便装广受欢迎，并成为18世纪最流行的宫廷女装——法国式罗布的前身。此外，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丰富化和生活空间的多样化，服饰的种类和样式也日趋丰富，出现了如浴服、睡袍、晨间化妆服、室内休闲服、午后半礼服、晚宴正装礼服、户外运动服等服饰种类的细分。另外，女性以私人空间为平台，通过开放化妆间、家庭客厅和卧室等私人空间，开始了积极争取公共话语权的活动。生活空间的改变促使生活方式和着装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而家庭和女性的地位都得到极大提升。

（四）城市文化与市民阶层的兴起

市民，20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11版《新华字典》给出的解释是：城市居民，英文译义为citizen。阶层，指出身于不同阶级的人由于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我们可以对市民阶层这一合成词汇的含义做如下阐释：居住在城市中的，具有某种相同文化或经济特征的社会群体。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以巴黎为首的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迅猛发展，城市人口比例明显上升。18世纪法国人口统计证实了这一点：工商业高度繁荣，导致主要从事工商业生产与经营工作的新兴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也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壮大而日益提高。“市民文化崛起成为18世纪法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特征”。[25]与1695～1707年的人口统计数据相比，1714年法国巴黎人口统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出，西方城市人口的划分肇始于此，这同时确立了城市市民阶层的形成。与17世纪相比，18世纪法国城市规模扩大的主要因素是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仍然以巴黎为例，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巴黎城市人口约50万人，到路易十六时期增长到80万人。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日趋成熟，18世纪法国境内兴起了许多类似的城市，如里昂、马赛、波尔多、南特、鲁昂、图鲁士、贝尚松、奥尔良等城市，其人口也在18世纪期间从原来的约2千人发展到约2万人。作为地区经济的中心，城市的地位大大加强，加上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市民文化逐渐发展成熟，在一些中等城市之间还形成了密集的城市网络，为市民文化与经济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8世纪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因素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城市自身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另一个方面是外来移民的增加。仍以巴黎为例，“如果让我们查阅一下目前掌握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750年至1790年，巴黎市每年移入的人口在7千人到1.4万人之间……这些移民人口中有33%是其他国家的银行家、商人等，65%是巴黎城区周边的小资本家或法国其他城市的商人，只有少量的移民来自农村”。[26]在18世纪的法国，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城市居民共同构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市民阶层。以巴黎的城市居民为例，大银行家、资本家等占城市人口的5%；为宫廷效力的地方执政主管、法官、税吏等政府官员占到城市人口的18%；商人、裁缝、工匠、零售商等中产阶级的比例达到36%；从事家政服务的侍从婢女也占到了29.5%的城市人口比例。市民阶层的社会地位处在封建贵族和下层农民之间，成为整个社会的中间，他们有机会为上层贵族服务，一些大资产阶级甚至与贵族通婚，因此，他们有机会了解贵族的生活和文化，同时，城市中较贫穷的市民又与社会最下层贫穷工人在城区中混居在一起，能够接触到社会最底层水深火热的生活。市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封建贵族、农民都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他们又处于封建贵族和下层农民之间的社会中间阶层，这使他们成为社会文化传播和沟通的桥梁。他们具有一定的经济消费能力，但与贵族的奢靡消费完全不同。他们倡导理性节俭的消费模式，但他们对服饰和生活的品位很大程度上受到贵族阶层的影响和引导；他们在知识、文化与经济领域内较有才能，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品位，并不像贵族一样仅以奢侈华丽为美；他们在为君主和贵族服务的同时，将自己的身体与价值观念同君主的权威相区分，他们很注重市民阶层自我身份的塑造、建构与识别，他们意识到自身文化的属性除了有别于封建贵族的文化外，也有别于教会神权的文化，他们极力塑造属于自己的，带有普遍价值观的市民文化。服饰作为人类身份与文化的重要标识，成为市民塑造自我身份的主要手段之一。如美国社会学家卡琳·A.伍思特说：“为身体着装是一种动力机制，也为构建与展示一种有教养的、个性化的肉体自我提供相应的技术手段……由于时尚具有象征性，它不仅允许市民将自己的身体与价值观念同身体的概念与君主的权威相区分。更重要的是，通过把注意力置于本阶层的自我塑造中，它帮助了市民阶层自身的构建、塑造与区分。”[27]在市民阶层形成发展的初期，身份的建构要求市民阶层力图突破封建贵族的服饰审美和消费意识，形成属于市民阶层的服饰“品位”和服饰“消费观”，特别是市民阶层中的女性，她们多是工商业主的妻子，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贵族的家政侍女，作为男权社会中市民阶层社会地位与消费文化的代言人，她们有机会接触封建贵族，了解他们的服饰生活品位，但她们无法也无力着装奢华，她们必须建构属于自己阶层的审美品位，同时，她们也追逐文明、时尚的服饰，她们积极地推动了服饰流行的速度，加速了时尚的大众化传播速度，成为了时尚流行“滴入式效应”[28]关键性的中间链条，也成为时尚文化大众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在近世纪服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