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拥抱不确定性：一个人的征程

在过去的十年中，很多事情都已经斗转星移。十年前，我们认为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想要到达何方，以及如何到达。在国家内部，我们正处于里根（Reagan）和撒切尔（Thatcher）时代的鼎盛时期，在当时看来产品是多多益善的，如果能把好价格和质量关，就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个人而言，虽然更加谨小慎微地谈论成就和个人财富，但我们认为贪得无厌或许也是件好事。大家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该如何管理企业，教授不同的人追求卓越方法的管理类书籍第一次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段令人陶醉的时光。确定性有其诱人之处，令人欣慰的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关于1984年的悲观预测是错误的。他在《1984》一书中，以确定性的另一种形式描述了作为主角的“老大哥”监视一切、掌管一切的做法。我作为一个对事物持怀疑态度的爱尔兰人，起初对这样狂妄的信心是心生疑虑的。但是，当我听到沾沾自喜的同事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屡有斩获，他们的奖金和房价不断飙升，或者人们最近为英国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s）的胜利欢欣鼓舞时，伴随着正义一方取得胜利，我感觉世界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秩序，原有的疑虑烟消云散。我甚至写了一本名为《解读组织》（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的书，认为这样的组织是可以被理解的，其行为也是可以被预测的。

有一段时间这种令人陶醉的时光似乎没有尽头。在1987年夏天的那段黄金岁月里，我完全陶醉在股市的飙升和房地产的繁荣中。一个开发商找到我，问我在伦敦郊区的公寓以什么价钱出售。10年前，我们花了1万英镑买下这栋公寓，而且一直都非常喜欢住在这里。但在1987年，任何东西，甚至是一个人珍爱的家都会被明码标价，所以我告诉这个开发商说，“100万英镑”。“成交。”他说。我也被自己大胆的报价吓了一跳，我冲进厨房，告诉诧异的家人说我马上会成为百万富翁。我和妻子吩咐各自的律师开始起草售房合同，我们则动身前往意大利庆祝25年来最幸福的结婚纪念日。在那里，我怀揣着满满的自信和被物质膨胀冲昏的头脑给她在托斯卡纳（Tuscany）买了一栋别墅。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在那个年代，一个腰缠万贯的学者还能为他的妻子做些什么呢？

当然，我应该知道世界上存在一种曲线逻辑，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曲线最终总是会向下弯曲，但是知道曲线何时会弯曲的人才是智者。只是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认为在许多方面发现曲线摆脱了原有的地心引力，人们在处理人类事务的过程中以为自己懵懂地发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能够复制在各个领域中取得的成功，并由此带来社会繁荣，而且有了它整个世界都将和平安宁。

10月第一周的星期四，我们从意大利回到伦敦。那天晚上，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节目中的天气预报，法国海岸外的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正在形成一股小型的台风。在那些日子里，就连天气预报员也言之凿凿地说：“相信我，这里不会有台风。”而就在那天晚上，英格兰南部遭遇了200年以来最严重的台风袭击。英国并没有对台风做好应对措施，因而损失巨大。伦敦停电了，这对下一个即将到来的星期一来说无疑是个凶兆。当黑色星期一到来时，全世界的股票市场一泻千里。

几天之内，我那价值百万英镑的买卖就泡汤了。在开发商眼里，这样的交易就不要再梦想着赚钱了。我现在有一栋既需要又买不起的意大利别墅，确信无疑的妄念就这样把我自己给耍了，然而这只是一件琐碎的私事。更严重的是，事物的确定性普遍土崩瓦解，现在世界上又弥漫着迷惘、不确定和怀疑的气氛。甚至传统的敌人也开始以非传统的方式来对付我们。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曾对里根说：“我们有秘密武器，不再是你的敌人了。”的确，有人告诉我，尽管五角大楼为应对“冷战”中的每一次突发事件都制订了计划，但对赢得这场战争并没有稳操胜券的把握。

在同一时期，博斯基（Boesky）和其他人的贪婪把自己送进了监狱——这在他们的计划中可从未出现过，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优秀的标杆企业跌落神坛。当房子的主人发现他所负担的抵押贷款超过房价的下跌幅度时，资产已经变成了负数。当许多市场的宠儿发现职业生涯戛然而止时，伦敦二手市场保时捷汽车的价格也在大幅下挫。

过去十年中的中间几年，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时期。在多米诺骨牌被推倒前我们曾有过短暂的欢愉时刻，但是我们取得的都是得不偿失的战果，由此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这些恰恰是现在的胜利者所需要担心的问题。我们兴高采烈地试图把资本主义哲学引入其他世界，确定对我们如此奏效的事物也会对他们同样有帮助，但这种确定性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那段时间我又写了一本书：《非理性时代》。该书主题的核心哲学是世界的变化已经很明显而且是非连续的，变化不再是依靠过去趋势对未来的直接预测。我认为，当变化已经以非连续的形式存在时，昨日成功的过往与明天所遇到的问题就几乎没有关联，墨守成规甚至可能会把事情搞砸。世界的每一个层面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构建。确定性消失了，新的尝试开始了。另一位爱尔兰人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说：“未来属于不按套路出牌的人，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人，只对不确定性有把握的人，有能力和信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的人。”我相信，万物皆有不同——组织、职业、学校、社会，大部分事物应该本来就有差异，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是用全新的方式应对即将到来的生活。

在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学到我现在还记得的任何东西，只记住了一个隐含的概念：生活中的每一个主要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了。问题是我还不知道答案。那些答案在老师的脑子里，或者在她的讲义里，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在那个确定无疑的世界里，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某种方式把老师的答案传递给我们。这是一个荒谬的假设。多年以后，当遇到一个我不熟悉的问题时，我就会去找专家。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个充满确定性的世界里，有些问题却是崭新的，或者我可能会找到自己的答案。我的能力不断地退化，自己的潜力也被掩盖起来。

我最终意识到，学校所学的那个隐含的概念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错误的。世界不是一个未解之谜，等待着偶然出现的天才来解开它的秘密。整个世界，或者说世界的绝大部分是一个等待被填满的空间。这种认识改变了我的生活。不需要再等待和观察问题要如何解决，我可以跳起来自己解决问题，可以自由地尝试自己的想法，创造自己的场景，创造自己的未来。生活、工作、组织都有可能以不合常理的方式构建自我实现的预言。

我知道这样做会有风险，也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也许会铸成大错。明智的做法是听取忠告以及智者的意见，但也不应该盲从；应该在下水之前测试一下水温，但是要记住一旦下到水中，在每个池子中都会感到温暖；必须学会原谅自己有时犯下的错误，但要记住找出犯错的原因。令人欣慰的是，糟糕的记忆往往伴随着创造力。由于记忆上的懒惰和健忘，我很少有精力去阅读我应该阅读的专著，也没有精力在适当的时候去引用它们。认为自己正在创造一个世界，而不只是在复制这个世界是件更令人兴奋的事。

如果确定性不再占据主导地位，那么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至关重要，包括对企业、学校和政府的领导力建设，以及人际关系、养育子女与生活本身。有趣的是，科学也从最初寻求完全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转而开始对混沌、创造力和复杂性进行研究。如此看来，事物的核心是空间和随机性。如果学习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我可能早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但如果要使这些事情有真正的意义，就必须亲力亲为。

如何看待世界的新方法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有一段时间，我为之欢愉的是这种方法为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可能创造出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职业、一个组织。然而，当我在世界各地谈到这个话题时，才逐渐意识到在世界各地的组织中，虽然领导者的肤色和其所在的岗位不同，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确定性的终结并不受欢迎。大部分人对此毫无准备，宁愿有约束也不愿有空间，宁愿有“轨道”也不愿有“旷野”，即使这条“轨道”不能通向天堂。对许多人来说，一旦确定性消失，世界将是一个懵懂之地。

人们不再知道他们想去哪里，或者该如何到达。对整个世界而言，少数人的富裕最终并不能让所有人都富裕起来。事实证明，市场非常适合做交易，但不适合用来盖房子。家庭可能是一件充满束缚的紧身衣，但至少还是一件外衣，可以用来抵御严寒。工作可能很无聊，但会使人们度过充实的一天。许多人想“回归本源”，正如英国的约翰·梅杰（John Major）在今年将其作为竞选口号时所提及的自己的感受，但并没有人知道本源是什么。确定性已经杳无踪迹。

事实上，如果生命不仅仅是一次基因传承，我们甚至不能确定生活本身是为了什么。作为企业的组织，真的值得你放弃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让股东暴富吗？一旦人们有了足够的钱来生活，又为什么还想要财富呢？如果在我的墓旁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查尔斯·汉迪长眠于此，他为自己的挥金如土而感到自豪”，这绝对不是我想要的不朽形象。生活中一定有比消费更多的内涵。然而作为社会及个体，最终被人们记住的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消费。看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就知道了——让人们激动不已的天才都在这个时期得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然而这一切都是由那些卑鄙的银行家花钱促成的结果。生活的确令人感到矛盾重重。

于是我又写了下一本书《空雨衣》，开始部分列出这些令人感到矛盾的问题。这本书的观点比上一本更加悲观，问题多于答案。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确定性消失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答案，但我希望这件事是在他人的帮助下完成的。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我们不仅自己会跌倒，而且会拖累其他人，因为现在社会和世界已经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从物质上来说，生产者需要消费者的支持，也需要其他企业的支持才能为消费者提供产品。世界总是存在矛盾，抑或一个空无一物的世界才能使你最大限度地成就自己，但是我们最终需要依靠别人的帮助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

将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转化为行动的良方并不容易。我发现这其中包括让人们接受我的关于成长过程的一些理念，或者至少可以把它们与其他想法联系起来。例如，前进之路往往是妥协，而不是胜利的结果。如果妥协听起来不顺耳，也可以称之为平衡。如果企业想要保持员工的专注性和创造力，同时在管控需求和员工自我管理的压力下找到有益的折中解决方案，就需要给予员工超出企业预期的更多的自由空间。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似乎必须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你的工作进展得这么顺利，我真为你高兴。”我妻子有一天对我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已经变成了我认识的最无趣的人。”我因此调整了生活的重心，也许现在我的事业不太成功，但我希望自己变得更有趣。

各国政府应该关注阿瑟·奥肯（Arthur Okun）提出的理论，如果想造福所有人，开放市场中“看不见的手”需要通过“看不见的握手”来平衡。人们并不总是记得亚当·斯密不仅写过作为资本主义圣经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还写过他认为更重要的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A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他认为同理心与适当地尊重他人是文明社会的基础，为了财富和效率而存在的市场，需要以文明为基础的同理心来平衡。然而对于那些与素未谋面或点头之交的人，你也不会给予太多的同理心。我们需要与不同的人接触，就像需要与自己的同类合作以获得舒适感和安全感一样。贫民窟的存在对富人与穷人都不是件好事。如果要说服富人对穷人进行投资，我们就需要改造城市和组织。假如富人不这样做，他们自己可能很快就会变成穷人。

对我而言，过去的十年是一段智慧之旅，我相信这段旅程反映了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从确定的世界出发，来到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这个过程中充满激发个人潜力的兴奋。现在的状态是“我”和“他们”之间必要的妥协，使“我们”一起出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他人可能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旅程，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路，即便最后的结果是殊途同归。我希望世界按照这种趋势发展，因为随着“冷战”时期的终结，资本主义现在成了它自己最大的敌人。我们必须证明能够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这种自由不会变成放纵，也不会变成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成就的少数人的暴政。

我感觉我们现在站在山巅，下面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土地，没有道路可以通行。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开自己的越野车独自上路，一直开进夜幕，不管结局是好是坏。但比这更糟糕的是，我们和自己的朋友一起跳进坦克车，一路冲向未来，碾压一切，让其他人不得善终。我现在确信修建让所有人都能通行的道路会是更好的做法，但这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个人利益，最终才能让所有人都能受益更多。我担心在社会、城市和组织里不会有人这样做，直到有一天人们对这段旅程的全部意义有了更好的理解。生活的意义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的首位，有企业愿意把涉及自身的那部分内容称为使命宣言。年轻的时候，人们忙着旅行，但不知道要去哪里。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只有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才会放眼远方。因此，我把希望寄托在成熟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年轻到心中还有希望的火光，也成熟到能够关心在确定性消失之后世界会发生什么，我想我就是这样的人。解决问题的困难在于必须要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智慧之旅没有终点。

在丁尼生（Tennyson）所写的精彩桥段中，奥德修斯（Odysseus）在奥德赛（Odyssey）之旅即将结束时，对水手说：

来吧，弟兄们

追求美好的生活永远不迟

大家坐好

开始划桨吧

理想为帆

划破喧嚣的海浪

迎着落日的余晖

沐着西方的星河

至死方休

虽然已经力不如昔

依然要去撼天动地

岁月、命运使我们步履蹒跚

怀揣着不屈的心

怀揣着坚定的信念

激励我们奋斗、探索、追寻

从不屈服

奥德修斯从未驶达“日落之地”。最终他回到了老家和王国的所在地——伊萨卡（Ithaca），但发现那里已经是一片狼藉。正是在那里，他出生的地方，他创造了自己的“新世界”。现实是无法逃避的。我们的未来也在自己的旧世界中，如果能学会以不同的视角看待它，并拥有坚强的意志，就一定可以改变这个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