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天边的雾霭

作为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可能是被引用次数最多，阅读量却最少的典籍。比如说，有谁知道他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由于经济增长将刺激需求，有利可图的投机行为被描述为一种公共产品，人们四处传播着由此带来的安逸与进步。因此任何有爱国情节或有感情的人都不能对此提出异议。（但是）这种经济增长的性质，与诸如休养生息的农耕思想背道而驰，使得人们在无休止索取的意愿驱使下，既无方向又无节制地追求世界上的一切无用之物。

亚当·斯密如果今天还健在，应该去城市的购物中心或观光大道上逛一逛。他会发现商店的橱窗里堆满了琐碎的物件，人们身边充斥着用过即弃的东西。在当今社会，经济增长源于说服更多的人去购买越来越多他们似乎想要但并不需要的东西。然而如果没有这类诱导性的需求，就不会有亚当·斯密所说的“安逸与进步”，其产生的经济增长也无法传递给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我们中的许多人需要“浮华和奢靡”的经济提供一份工作。

“一份工作”确实仅仅只是工作而已。世界上最好的管理者也无法从整理超市货架或摆放商品，销售T恤衫、马克杯、塑料玩具，甚至是售卖盒饭中发掘出工作的意义。这都是些苦差事，并不是人人向往的体面工作。这只是人们为了挣钱而做的营生，而金钱本身就是进入我们对自己承诺的富裕生活的桥梁。

作为一种荒诞的讽刺，这也是困扰当今现代国家的诸多纠结之一。为了给人们供给现代生活的必需品，我们必须花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在生活非必需品以及“无用之物”上，这都是生活垃圾。更糟的是为了生产这些东西，人们消耗了世界的资源，污染了环境，使乡村和城镇变得肮脏不堪。这一切并不是资本主义所承诺的，在世界市场上拥有自由选择权的美好新世界。

我们曾经认为自己可以拥有一切，金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的选择权，而技术可以为人们的选择提供支持。如果不想要孩子，科技会让人们享受性爱的乐趣，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如果人们事后改变了主意，也可以利用科技手段进行补救。即使人们不能长生不老，至少也可以将寿命再延长10年左右，社会将确保国家对老年人晚年的健康负责，不会让他们成为子女的负担。事实上，国家将会搞定人们不想自己做的一切事情。例如，《德国基本法》（Basic German Law）列出了17项个人基本权利，但没有1项个人义务，除了偶尔纳税之外。简而言之，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将为人们所有的需求提供必要的资金，而技术将以某种方式解决任何人们不愿承担的后果。

这其实一直是痴人说梦。理性的政策总是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幅员辽阔的美国，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住在哪里，同时也可以择邻而居，于是就出现了富人区、老人区，并且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贫民区。社区由一种理想生活变成了人们防止他人进入的自私自利的领地，这让人们想起中世纪欧洲的城邦——对于城里的人来说城邦是美好的，对于城外的人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也是城里的人要筑起高墙的原因。

当我们在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中面对铺张浪费的现象时，却要求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免破坏环境。这些国家想要在做出我们所要求的牺牲前得到一些奢侈的享受，这也不是不合情理。我们陷入了自己设计的陷阱之中，不愿意接受他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也就不会轻易得到他人的支持。当我在佛罗伦萨（Florence）和塞维利亚（Seville）旅游，被熙熙攘攘的游客挤成一团时，此时我会想，如果只有少数幸运的人（当然包括我自己）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旅行目的地该有多好。一切自由的选择很容易给大多数人带来困扰。

企业也未能幸免于抛出虚假承诺的诱惑——为所有人提供不错的高薪工作是企业的承诺之一。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妇女想要找到工作。但是企业也需要效率，这就意味着当企业要完成同样的工作时，在可能的情况下，企业将聘用更少的员工完成更多的工作。在过去的25年里，欧洲经济增长了70%，但是仅仅创造了10%的新工作岗位，远远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而且似乎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企业成长得越快，所需要的员工就越少。

企业同时宣称，员工现在是企业的资产，企业承诺将在工作中提供一个以关怀和培养为目标的企业社区；日本企业的传统也已被转换成西方的方式。但在对作为资产的员工给予关注的同时，就像养牛一样，牛群在接受养育的同时还要产奶。那些在企业找到适合自己工作的幸运员工发现，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传统的10万小时的工作时间被压缩到30年，而不是原来的50年。人们每周需要工作67个小时，留给家人或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很少。企业被视为创造财富的工具，无论财富是金钱、健康、教育还是服务。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发现，在企业家的意识里，企业内的员工已经成为机器，须服从组织的目标，按企业需要取舍，但这并不是企业成立的初衷。

另一种人们不愿看到的结果是，“有限责任”这一良好的设计机制最终会被那些从未关心过企业，且与员工素未谋面，也不参与产品与战略设计的股东所利用。企业作为一种财产被投机者买卖，赚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经营者必须要在短时间内使企业盈利。

许多其他的做法也不符合企业成立的初衷。在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企业的需求已经不同以往，更不应该把女性排挤出新型的高效企业，但每周67小时的工作时间意味着女性不得不经常在工作和养育子女之间做出选择。人们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女性选择生育，或者找到更好的方法将两者结合起来。在当今大多数富裕国家中，每个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不到1.5个。孩子太多可能是问题，但孩子太少的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会产生由越来越少的人赡养老人的老龄化社会，而且这一次科技不可能再在50年内改变什么。所有人的境况都将比我们父母所处的时代更糟糕，今天的许多美国人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身处这样的境地。

穿越迷雾

很显然，在当今社会想要经济永远保持增长是不可能的。即使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能保证人们的生活幸福。在过去的20年里，英国经济增长了40%，德国经济增长了50%，日本经济增长了60%，但是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明显提高。事实上，调查结果显示的恰恰相反，日本人羡慕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停止追求持久经济增长的幻想，转而听从亚当·斯密关于“休养生息”是人们首要目标的提醒。

如果我们这样做，更多的可能是由于环境所迫，而不是自身的选择。人们自身经历所塑造的价值观与在价值观引导下所做的事一样多，而即将发生的事情将使我们所有人面临新的选择。在过去，大多数人似乎满足于把所有的工作时间都“出售”给企业，在合理的范围内按照企业的意愿去做事。人们的选择主要与如何使用企业支付的薪水与企业留给人们的时间有关。这种做法很正常，金钱以及金钱能买到的东西主宰了人们的价值观。钱越多，人们的选择就越多。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毕竟是一个物质世界。

这也是一个体制统治的世界。大多数人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中谋生与获得认同感。在这些组织中，权力、权威和控制如影随形。我们可能并不总是喜欢组织所说的话或者组织对我们的要求，但是很明显，权威无处不在。这种情况即将发生改变。

就像600年前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将欧洲带入新一代的技术革命一样，我们的世界也即将迎来一场同样重大的变革。那时，人们将第一次能够支配自己的时间，在自己的家里用自己的语言阅读圣经。人们不再需要去教堂，聆听执业牧师用拉丁文讲解上帝的教诲。人们可以自己决定是与非，区分上帝与魔鬼。其结果是教会丧失了权威，大多数组织的权威也会随之瓦解。个体的解放带来了创造力，并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各方人士都想要展示自己的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自由也产生了分裂和无政府状态、冲突和镇压。当然，也有一些人渴望过有秩序和守规矩的日子，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设法恢复秩序和规则。

电视、电话以及电脑终端就像现代的印刷机一样，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设想的有线和无线世界。当摩托罗拉（Motorola）帮助每个人实现生来就有个人号码并有一部私人电话的梦想时，一部电话才真正属于一个人而不是某个地方了。虽然这些故事听起来微不足道，但这意味着办公室将变成和教堂一样没有必要的存在。电视让每个人都能对世界事务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削弱了总统、首相、女王和企业董事长的神秘感。CD光盘和互联网让所有人都能接触到全世界的知识，剥夺了各地教师相对于学生的知识优势，也削弱了教师的权威。

就像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这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对那些能够看到并把握机会的人来说，是一个充满巨大机遇的时代，但对许多人来说，也会是一个充满巨大威胁且令人恐惧的时代。将组织和社会团结起来会更加困难，领导力、远见和共同目标等更加柔性的说法将取代控制和权威等比较生硬的词汇，因为这些生硬的词汇不会再对人们产生威慑作用。组织将不得不成为社区而不是财产，员工变为社区成员而非雇员，因为很少有人能接受被他人掌控。社会会分裂成更小的组织，但也会重新组合成比现在更大的组织，以达到特定目的。联邦制作为一种古老的体制，尽管存在内部矛盾，但再次成了流行的组织形式。

有趣的是，在新互联时代，许多产品对环境的破坏将会更小。制造多媒体光盘不需要砍伐树木。健康、教育、个人服务和休闲活动等新的经济增长领域所需的原材料要少得多，与“物质”相比，它们更多地与心理的充实和身体的健康有关。与过去的制造业巨头相比，这些新的增长领域也来自规模更小、对人们更友善的组织。无论如何，“物质”将越来越多地由“物质”来制造，而不是由犹如机器般运行的人来制造。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更多的人会拥有足够的资源，大部分人将会过上清心寡欲的生活。事实上，比起“无用之物”，他们可能会对亚当·斯密提出的“休养生息”更感兴趣，如果“休养生息”存在市场空间，那么经济也会有所增长。

人们可能会发现，当我们对如何使用时间有越来越多选择的时候，尽可能以高价或尽可能多地出售时间也许并不总是有意义的做法。我们可以花时间做其他事情，即便只是坐下来和朋友聊聊天。许多人会利用时间来提升自身的技能，扩展自己的能力空间，因为当今社会智慧是通往财富和权力的通道。时间和技能将成为最稀缺的商品，是每个人的私有财产，而不是企业的财产，这也将从根本上打破双方博弈的平衡。无论对于什么年龄、什么类型的人，教育都将再一次为大家所珍视。

当然这种做法也存在隐患，“休养生息”只会成为富裕国家特权世界中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我们可以通过先让穷人变富的方式，让穷人有更多的财富可以用来支配，从而使社会进步。然而，要开始这样的良性循环，首先要做的是对穷人进行投资，在扩展能力空间、提高技能以及提高工作主动性方面给予穷人更多的支持。这种做法对整个世界、个别群体甚至对组织来说，都是卓有成效的，但也会一如既往地要求富人在一开始就做出短期的牺牲。

只有对那些可能带领我们实现目标的人存在信心时，我们才会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所信仰的目标和理想做出牺牲。因此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里，领导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同时，哲学或者说对事物本真意义的探索，也会成为经济学的驱动力。就个人而言，由于没有组织会来干预我们的生活，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命运更加负责。这将迫使我们明确生活中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环境会把人们造就成哲学家。

本书的逻辑

本书的内容反映了我对人们即将进入的时代的关注。从字面上看，一篇文章就是对答案的探索或者测试。我的文章和演讲也是如此，它折射出我对事物本身的求索精神。因此对我而言，本书也是我的其他作品的素材。有时候素材比我已经完成的书稿更加生动，更具探索性与时效性。对于辛勤劳碌的人而言，本书短小精悍，更适合读者阅读与理解。

本书收录了本人近五年来写的文章，包含了《非理性时代》（The Age of Unreason）和《空雨衣》（The Empty Raincoat）两本书的雏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内容，都取决于当时的背景以及它们面向的特定读者。我把自认为比较出色的文章放在一本书里，以便从文件夹中再次唤醒它们，让我能够和比第一读者更广泛的群体分享这些文章。然而就像所有此类藏书一样，这本书需要用心研读，而不是囫囵吞枣般地一扫而过。

所有文章的共同点是对不确定性的描述。2500年前，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在演讲时曾提醒听众，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就像生活永远在变化一样。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相信他所说的话。在本书的第1章——“拥抱不确定性：一个人的征程”（Beyond Certainty: A Personal Odyssey）中，我解释了自己是如何认识到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如果不想无所事事地等待神一般的领袖告诉我们要去何处以及如何到达目的地，我也给出了如何将找寻生活的目的与意义提上自己行动日程的答案。

接下来的三章探讨的内容是，对于我而言，在思考工作和商业世界如何才能实现最优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基石是什么。第2章是“即将来临的职场文化”（The Coming Work Culture），我向美国民众介绍了“组合工作”（portfolio）的概念。这篇文章是为《利尔》杂志（Lear's）撰写的，这是一本面向新一代职业女性发行的刊物。这也反映了我的一种认知，即工作正变得越来越碎片化，独立工作人士将成为新职场的一项关键特征，最重要的是，这种现象意味着女性获得了新的机遇。

第3章是我为《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撰写的文章，题目是“企业权力的平衡：新企业联邦宪章”（Balancing Corporate Power: A New Federalist Paper）。这篇文章旨在探讨组织向所有人下放权力时会发生的现象，无论组织大小，采用全球化还是区域化管理，录用的是专业人才还是普通员工。题目的含义是，人们有时可以从过去的思路中找到通向未来的线索。作为一种理念，联邦制已经存在了20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我们似乎已经忘记在政治和商业界，联邦制的主要原则是什么，这些原则在早期美国《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一书中已被作者阐明。这篇文章被选为《哈佛商业评论》年度最佳文章，并获得了麦肯锡奖（McKinsey Award）。

第4章“企业因何而生”（What is a Company For）是我在英国皇家艺术、制造与商业促进会（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论坛上发表的演讲，在伦敦举行的这次论坛是为了纪念20世纪80年代初的英国改革倡导者之一迈克尔·尚克斯（Michael Shanks）。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些质疑，即：随着我们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社会，股东与其说是企业的所有者，不如说是投资者，传统意义上认为企业是股东拥有的财产的观点是否依然可行？未来谁才是企业财产真正的受托人呢？这篇文章后来引发了人们对“明天的公司”在社会中担任的角色和责任的重大关注。

再浏览一遍上述文章，除了一些细微的数字上的更新，我对于自己所写的内容并无遗憾，也没有需要修改的内容。世界仍在如我所预料地发展着，痛苦是巨大的，但是改变又微乎其微。我对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但对人们把握这些可能性的意愿感到悲观。

本书的其余部分是我在英国企业家协会（Britain's Institute of Directors）主办的期刊——《企业家》（Director）杂志上刊登过的31篇短文。在过去的5年里，我得到该杂志的编辑斯图尔特·洛克（Stuart Rock）及其同事的邀约，每两个月可以就我想到的任何有关英国企业界读者、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家感兴趣的话题发表一些文章。我并没有删减并按时间顺序排列这些文章，因为它们就像日记一样，记录了我当时所关注的事情。

谈到这里，我意识到当时我提出的31个观点至今仍然有效。令人惊讶的是，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据我观察，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没有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一两个例子之外，这些文章似乎都没有过时，在杂志编辑指导下，我的想法是针对特定事件有感而发的。现实却令人沮丧，人们无所作为，生活仍然按照预言我行我素地继续。

英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被自己悠久的历史与零星的辉煌所束缚。因为历史悠久，人们觉得未来的到来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们也许会感到诧异，所有这些文章的前提是奉劝大家不要守株待兔。我们可以塑造未来，虽然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但如果因为过去的羁绊错过了未来的发展，对我们而言将是莫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