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廖瓦·奥多耶夫采夫（正是那个奥多耶夫采夫家族的后代）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惊涛骇浪——基本上过得顺顺当当。说得形象一点儿，他的生命线像流水似的从一位圣人的双手里，透过指缝，从容地滑落了出来。既没有无节制的匆忙，也没有断处和结扣，它，这条线，处于平稳的、稍微拉紧的状态之中，只是间或也有些弛垂。
他与这一古老的、有名望的俄罗斯家族的所属关系，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的。要说他的父母曾经回想起并确认过与本氏族的关系，那还是好多年前的事啦，那时还没有廖瓦呢，要不他还在娘肚子里呢。而对廖瓦本人来说，自从他记事起就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与其说他是这个家族的后裔，倒不如说是个同姓者而已。他叫廖瓦。
在幼年，他——更准确地说，他的父母——确实（廖瓦受胎于一个“不幸的”年代[1]）遭遇了某种变故，其命运滑向他们那位了不起的祖先，这么说吧，滑向“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2]。廖瓦模模糊糊地记得：天气很冷，妈妈用“和服”（特大绢花）换来土豆，而他——廖乌什卡[3]，不知怎么的，就向池塘跑去，在池塘边捡到三个卢布，——就是这个水边，有一溜灰色栅栏和一些石子的地方，他由于一时高兴而重重地撞在了栅栏上，这不，连那三卢布纸币的颜色他也记住了。但他不可能记得，也不可能明白的是，父亲“还算是幸运的”，像这样“温和”的手段基本上是不会有的，他们的遭遇实属万幸，因为廖乌什卡的爷爷还是在父母结婚那年才“被带走的”，此后将近过了十年，在这些年里，他们“没有被动过”。（爷爷只是在那个时候才被抓走，这也是爷爷“有福气”，因为抓得“正是时候”，要是再晚些，就“不会这么便宜”他了，不会只是让他换换流放地而已……）后来，爷爷音信全无，这也可能是糟糕透顶的事情，但这并不是对爷爷，而是对他们来说：他在那儿不管怎么样，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已经……至于其他的“域外”亲戚就不用提了——可以想见对他们设下的种种陷阱。总之，“会变得更糟”。然而，廖瓦并不懂得这种实证计算法。他不可能记得，也不可能明白这一点，即使在后来，他虽不能明白，但能记事的时候，因为已有十来年没人当他的面儿提到爷爷了。而他廖瓦本人所遭遇的一切不知怎么就变成了所谓“战乱中的童年”。的确如此，他们遭到流放后不久战争就开始了。他们所在的边远地区出现了疏散者，他们的家庭状况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形。
最后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原因是被隐瞒了很久之后廖瓦才知道的，当时他已知晓所谓爷爷“还活着”是怎么回事了）一切都相安无事，战后，他们一家三口人就像从疏散区回到了故城一样，一个也没有落下。爸爸还是在那所大学里，当上了副教授，后来逐步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在他父亲曾经辉煌过的那个教研室当了教授（有关爷爷的情况，廖瓦就知道这一件事情）；廖瓦本人上学念书，慢慢长大成人，中学毕业后考上了父亲所在的那所大学；妈妈好像并未做什么事情就渐渐老去了。
廖瓦是在所谓的“学术”氛围中长大的，从小就一心当一名学者，只是他觉得不要像父亲那样当语文学者，或像爷爷那样当“人文学者”，而最好能做一名生物学家……这门学科在他看来更为“纯洁”一些，就是这样。他喜欢看到每天晚上妈妈把一杯酽茶端进爸爸的书房。爸爸在昏暗的房间里不时地踱着步，时不时地传来小茶匙碰在杯子上发出的清脆响声；爸爸跟妈妈说着什么，声音很轻，如同轻幽的灯光在黑暗中只能照亮堆放着纸页和书本的桌子。家里没人的时候，廖瓦就给自己沏上一杯更浓一些的茶，就着一根通心粉喝茶，一到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头上仿佛戴上了一顶黑色的院士帽。“得像父亲那样，但要比父亲更有作为……”
他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读完第一本书的，书名叫做《父与子》。他特别引以为豪的是，他读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厚厚的正经八百的书。他从未读过那些薄薄的小人书，也未读过有关保尔·柯察金和帕夫利克·莫罗佐夫[4]之类的宣传册，对此他甚至感到有些洋洋自得（不过，他没有意识到，这主要并不是他的功劳，因为奥多耶夫采夫家里根本就没有这些书；其原因无需解释，也无法说清——事实就是如此……）。也许，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是怀着浓厚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痴迷地读完这本书的。在他的想象中，像这样大部头的书应该怀着一种十分崇敬的心情去读，可这本书读起来并不感到怎么吃力，甚至也不觉得枯燥无味（不知怎么的，打小时候起，他的印象里好像就觉得后者是一种特定使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使他感到惊讶的，还有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一词，以及这些少女经常饮用的一种“略带甜味的水”。廖瓦想象到屠格涅夫当时的情况，也就觉得这样写是情有可原的，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好于屠格涅夫的，好就好在那些东西都不存在了，那个时候必须是一头白发、一脸大胡子、英俊而又伟大的人才能写出现如今连廖瓦这样的小毛孩（当然还要是非常聪明的……）都能领悟到的一些东西；还好在他正是出生于这个时候，而不是那个时候；好在他正是廖瓦，这么早就懂事了……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廖瓦对严肃事情的认识是与仪表体面、相貌堂堂联系在一起的。而当他读完了普希金的“所有”作品，并在学校里为纪念诗人诞辰150周年作了报告之后，他真的已经不知道，在他面前豁然敞开的人生道路上还需要做些什么：所有的目标都已达到，而后面剩下的时间就像童年时代那样还很多。为了经受住这场等待，必须具有一种“意志力”，这是那些年里廖瓦在家庭樊笼之外所寻得的近乎唯一的、因而对他具有神奇作用的一种精神范畴。他就坐在这张很深的沙发椅上，整个身子都陷了进去，只有他戴的黑圆帽露了出来，他头一回教自己要学会勇敢，因为失去双腿的马列西耶夫[5]所富有的意志力是双手健全的廖瓦所缺乏的。莫非因此他才表示，对他来说，自然科学比人文会更具吸引力……不过这好像太富心理分析的色彩了。父母暗自察觉到儿子具有人文科学方面的禀赋，对他的天然喜好未加拂逆……
廖瓦喜欢读报纸上悼念学者的文章。（而悼念政治活动家的文章他就略过不看了，因为他们家里从不谈论政治——既不说难听的，也不说好听的——他视其为一种流于表面的现象而不予置喙，主要并不是出于小心谨慎——好像也没有人这样教导过他，而是因为这与他毫不相干。关于他所受教育的这一方面——“不过问政治”，下面还会专门来说的，这里只是先提一下。）他觉得这种文章的笔调特别体面雅致，令人肃然起敬，每当这时他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在各种学术团体任职、周围簇拥着许多学生的长者，想象着自己的生活中接二连三地会出现一些可贺可庆的事情。在悼念文章中还会提到此人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所具有的顽强毅力和勇气，然而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就连小小年纪的廖瓦也明白，不做出这种“努力”，一切都“只是空洞的幻想而已”，不过这些空想所留下的主要还是酽茶、圆帽以及所有那些丰富多样的消遣活动——显然这理所当然地属于应得的人们（或者，不知为什么，通常都说成“有功之士”）。
他们家的房子是按照著名的伯努瓦[6]的设计而建造的，结构优雅而洒脱，具有典型的革命前的现代派建筑风格；房子看上去没有一扇相同的窗子，因为各套住宅都是按照客户要求来建的，不管什么样的，你都能看到：又窄又高的，天窗式的，圆形的——虽说极不匀称，但一望便知有一种整体感，“自由缎绦”水草线犹如童年时代那样不可抗拒地出现在房子的许多部位（雕塑装饰，阳台和电梯的栅栏，以及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些门窗彩花玻璃），——这座可爱的房子里住着许多垂垂老矣的教授及其担任系主任的儿子们，以及正在念研究生的孙子们（虽说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顺利地做到世代相传），——因为附近有三所高等学府和一些科研机构。房子坐落在一条空荡荡的漂亮的老街上，正对着那座赫赫有名的植物园及其研究所。
廖瓦一向喜欢这座静谧的科学殿堂。他能想象到，这座带有白色圆柱的高楼大厦里的人们，以及漂亮可爱的植物园里随处可见的那些古老的、差不多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木质结构的当做实验室用的小房子里的人们是怎样在忘我地、不辞辛劳地工作着。这些人远离喧嚣，远离所有发出轰鸣的音响装置，一心从事自己的那项重大事业，沉浸在自己的植物世界中……在选举苏维埃代表的时候，植物研究所里曾设立了一个选举站，当时廖瓦同父母一起踏上宽大的铺有地毯的阶梯，怀着崇高的心情端详着蓄着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的那些杰出的植物学家的画像。他们冷漠地看着他，一点儿也不热情，就像是在打量一条纤毛虫，可他们又怎么会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得挤一挤，给廖瓦的画像腾出一席之地？……想到自己的将来，他兴奋得凝神屏气，心里美得不行，都有点发紧了。
既然本章的题目叫做“父亲”，那就得说道说道：廖瓦发觉自己不喜欢父亲。自打记事起，他一直十分依恋妈妈，妈妈时时处处都和他在一起，而父亲只跟他待上一小会儿，就往桌旁一坐，活像一个没有一句台词的配角，脸上也总是愁眉不展的。每次想逗廖瓦玩的时候，都显得很笨拙，极不自然，犹豫老半天也想不出，究竟要拿什么话来逗儿子，即使终于说出了什么，那也是老一套——廖瓦只是记得替父亲难受的那种感受，至于父亲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动作，他都记不得了，这样后来每次短暂的见面（父亲总是很忙）都只是化成了这种难受的感觉，仅此而已。父亲似乎连抚摸廖瓦的小脑袋都不会——常常弄得他缩起身子，如果把廖瓦抱坐在膝盖上，——廖瓦也总是感到坐得不舒服，浑身一紧张，自己就已经感到不舒服了；甚至连一句“你好”和“怎么样”父亲也说不好，听起来总有点拘谨、不自然，弄得廖瓦很不自在，低下头来，要是旁边没人看见，他就感到十分庆幸。廖瓦模模糊糊地记得有一次父亲让他坐在单膝上，说道：“在平坦的小路上走啊，走啊；又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啊，走啊，忽然——扑通一声掉进了坑里！”——力气可真够大的……即使这样父亲从来也不知见好就收，怎么也玩不腻（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沾沾自喜？），廖乌什卡就只好首先停止玩耍。
这样在整个童年时代，廖瓦虽说也经常见到父亲，但每次都很短暂，甚至都不知道父亲的面孔是什么样的：睿智的，还是善良的，抑或是漂亮的……他是在一次很突然的情况下头一回见到他的。父亲到南方的一个下属学院去讲课，差不多已有三个月了，那天妈妈决定擦洗一下窗户，廖瓦在一旁帮她。他们擦完了一扇，准备擦第二扇……房间里的亮光分为两半：一边是飞扬着灰尘的光线，另一边则是春天那明媚、洁净的阳光，——父亲一下子走了进来，他那宽大的茧绸裤带进来一阵风，手里挥动着答谢者送给他的一只新包，上面刻有一个菱形的标识。标识被照得一闪一闪的，父亲穿着一双白鞋，一只脚跨进了盆边的小水洼里……他跟妈妈站在房间的飞扬着灰尘的这一边，而父亲则站在明净的春光里……他很像一张底片，一个网球运动员，很像《健康》杂志的封面人物。他的皮肤晒得太黑了，一头的白发（他的头发早就开始变白了），一张年青人的胖脸，个头高大，穿着一件就像他的头发一样引人注目的、极为合身的敞领衬衫……这里本来应该写一写领口里的男人所特有的刚健而又令人爱慕的脖子……可既然已看不到脖子了，我们也就不屑去描写它了。廖瓦太关注父亲脚上的那只白鞋了：面子上匆匆忙忙地抹了一层牙粉，——廖瓦凝神想象着，父亲是怎样用吐沫把牙刷弄湿，再去擦鞋子的……他就这样记住了父亲现在的这副样子，哪怕再有十年也不会有所变化，他所想象的正是那时所记住的样子：晒得黝黑，充满自信，——似乎从那以后他们就永别了。也或许是另一个原因才记住的：父亲顷刻间就对妈妈产生了影响，并表现为一种廖瓦不曾体验过的难堪，表现为一种淡淡的微笑，眼前的她，站在飞扬着灰尘这一边的老姑娘顷刻间变年轻了，可随即又老了……更重要的是，在那一瞬间廖瓦根本就不在她的眼里。廖瓦顿生妒意，也因此就记住了。结果那天有一扇窗子没有擦完……然而，刹那间，一种生疏而隐秘的爱情生活无声无息地，不知不觉地影响到了我们——我们虽为把情感深藏在内心感到困惑，可又为别人那闪现出的情感而感到害羞，于是我们还是把情感禁锢起来：为时已晚，那样做对我们已不合适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这种事情对廖瓦来说还为时尚早，但他却能感受到。
还有这起“一卢布事件”也把父亲那晒得黧黑的脖子——这一并不重要的形象装进了框子，并镶上了玻璃，这是被一个人（不知此人是谁）所喜欢的脖子，后者对此也深信不疑……其实，几乎也没有一卢布什么事儿，可是对廖瓦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成了一张比十卢布还大的大票子。他们院子里的一个女邻居，五楼的楼梯台，一匹跑不动的老马，一条喂养三个孩子的母狗——后来廖瓦为了这一个卢布恨了她好长时间！——喊住了他，把他挤进偏僻的窄巷中，廖瓦正替她感到害臊，她告诉他（现在他已记不得，对她用什么字眼合适了……），有人在文化休息公园，好像就在餐厅里看见他的父亲同一名年轻女士在一起，父亲把一个整卢布给了一个要饭的！一个卢布的大票子让女邻居感到特别可恨，备受侮辱，气不可遏……公园，年轻美貌的女郎，水上餐厅，送给乞丐的那一个卢布——另一种生活的这一串的诱惑也使廖瓦感到震惊不已，他心绪恶劣地回到了家里。再说——当时还是困难时期，战争结束没过多久……嗬，真像他——廖瓦后来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所知道的那样，他们所有的人那会儿并不老——都很年轻哩！父亲不满40岁，母亲也才35岁，可那个可恶的女邻居还不到30呢。
他一连三天都不吭一声，和父亲连招呼也不打，妈妈问他：“你怎么啦？”在一阵闪烁其辞之后，他极不情愿地讲出了那张大得不得了的一卢布钞票的事情。看来，他讲的这件事儿对妈妈的震动也很大，因为她当即就镇定了下来。她的脸消瘦了，一见到廖瓦就变得正颜厉色，随之而来的就是训斥，严厉而又切中要害的训斥，现在他明白了，她这样做心里就会轻松得多。无可挑剔的逻辑性，从容不迫，义正辞严，分明是一副起诉的样子，这些都证明她的心情变得轻松了。他们两人的心里变得晶莹透彻，既忐忑不安又很平静，一如哈在镜子上的热气。后来，热气蒸发了，一层暮色笼罩在镜面上，一切都变得昏暗了。
然而，父亲留下的映像没有比那次差旅归来更为鲜明的了，此前也不曾留下过什么映像，除了一张结婚照，当时他是爱妈妈的……妈妈像一只可爱的小燕子，有一双圆圆的眼睛，不到20岁，头上裹着缠头……将这两张照片相比较，廖瓦不能不对其中的变化感到吃惊：一个戴着圆顶礼帽，拿着手杖，嘴角的形状像浆果，眼睛里透出一种叶赛宁式的清纯与绝望，长得像牛犊似的美男子和这个肥胖的，皮肤晒得黑黑的，穿着茧绸喇叭裤的种牛（“仪表堂堂的男子”）竟是同一张面孔。似乎他的父亲一下子出生在两个世纪——上一个的和当今的这个世纪，似乎只有不同的时代才可以有一张面孔，而同一个人却不行。
廖瓦有一次忽然认定自己与父亲并不很像。但也不能说是完全相反——就是不像而已。不仅是在性格上，性格的不同倒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就是在长相上一点儿也不像。他这样认为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们的脸型、眼睛、头发、耳朵分明就是不像——它们的确很少有共同的特征，但最主要的是，他想用一种巧妙的方法（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故意不去理会的，并不是这种形体上的相像，而是一种真正的，无法捕捉到的，地地道道是他们家族遗传下来的某种相似的东西，而不是相貌上的相像。在少年和青年时期，他对父亲的某些手势或语调越来越感到气恼，连父亲所做的最普通的、最无关紧要的一些动作，他也越来越不愿接受了，这可能就是他们家族遗传下来并得以发展的那种无法捕捉到的相似点，而不愿意非得在自己身上找出父亲的影子的诸种做法只不过是性格形成和确立的一种方式和途径而已……这其中妈妈也起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她常常因为父亲有一些改不了的坏习惯而生他的气，如站着用刀子吃东西，或是对着水壶嘴喝水，——其实廖瓦也这样做，她却熟视无睹。这说明她的爱情受到了伤害，她之所以爱儿子，几乎就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她为此而做出一副不爱父亲的样子（由于经年累月的经验，她已不必硬去装成这副样子了）的东西。要是廖瓦发觉父亲的动作在自己的身上有所反映：比如说在厨房里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对着水壶嘴喝水，——这就意味着，对父亲的气愤在他身上又有所加重，于是他就不让自己发觉有这种相似之处。
而人们显然既看到廖瓦同父亲特别不像，同时又看到他俩特别地相像。当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的时候，我们就会选取想要的那一半儿。廖瓦选定的是不像，于是从那以后，他只会听到人们说他和父亲是如何地不像。
最后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他已经上了大学，并正在经历着那场不幸的初恋的时候，忽然发觉（虽说稍晚了些）自己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有一次，他凭着自己敏锐的悟性，甚至都已猜出真正的生身父亲是谁了。他感到庆幸的是，他可以把这个秘密讲给一个人听，当他转身朝向昏暗的窗口，从抽搐的脸上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试图用这一诉说来赢得那位无情恋人的首肯的时候……然而，这并没有真正打动她的心灵。可我们这下又扯远了。
但假如我们再继续扯下去，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个人色彩很浓的那种生活，也会去捉弄廖瓦的（大约30岁的时候），而父亲开始衰老了，内心里变得晶莹透彻了，这时廖瓦透过这种晶莹透彻的内心，怀着怜惜而又痛苦的心情，越来越真切地看出与父亲无法割舍的，业已存在的那种亲情关系，不愿意看到或听到父亲的那些荒唐而又无关紧要的手势或言谈，而真的转过身去面朝窗子，默默地流出泪来。多愁善感也是他俩共有的特征……
总之，只是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即我们快要知道廖瓦故事的悲惨结局的时候，廖瓦才会明白，父亲确实是他的生父，他——廖瓦，也是需要有一个父亲的，正如有一回父亲也需要他的父亲——廖瓦的爷爷，父亲的父亲一样。但关于这件重大的事情我们“也”还是要专门来谈的。
假使我们把目标制定得更加具体——写一本有关我们主人公的《童年·少年·青年》煌煌三部曲，那我们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果说廖瓦对“童年”还记得一点什么：民族迁移（5岁时），偷看窥视，小偷小摸，忍饥挨饿，打架斗殴，几座木房和暖棚以及一些乡村景色，——所有这些倒是可以营造出某种孩童观看民间戏剧的气氛，甚至还可以使这一气氛具有一种密实感，让裸足、光斑、气味、草茵和蜻蜓都散发出满满的诗意（“阿爸，阿爸，咱家的网把死人拖上来啦！”[7]）；倘若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我们眼皮底下过去的，被我们看得真真切切，我们便会再献上……廖瓦对“少年”则几乎什么也记不得了，反正是少之又少，正如现在常讲的，“在资讯方面”我们会碰到困难的。似乎我们只能用历史背景来替代他的这些时光年华，但是我们还是不打算这么做：大家已经知道的那些信息就足够我们用的了。所以，廖瓦就像是不曾有过少年似的——上学念书，然后就毕了业。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把裤子弄窄一些，把鞋底做得厚实一些，把上衣放长一些。我们还得把领带系紧。那些敢作敢为的年轻人涌上涅瓦大街，想弄清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中的一些细节。让我们以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作用和命运吧。作用是指在共同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命运是指共同命运中的一分子。前者尚未得到充分的评价，就像任何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后者也未得到应有的同情或怜悯。
不管怎么说，他们把自己也“赔进去了”……他们可不是我们年轻人中糟糕透顶的那一部分，他们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把大好年华（精力）都用在了收缩裤子这件事情上。我们不仅要为此（裤子），不仅要为数年后不期而至的随便放宽裤子的可能性而感激他们，还要感激他们使整个社会都渐渐习惯于容忍另一种东西：另一种方式，另一种思想，有别于你的另一种人，因为这是来之不易的。他们所遭遇到的，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反动势力。对这场缺乏严肃性的、毫无价值可言的、小题大做的斗争所采取的一笑置之的右倾自由化态度（不就是裤子么！……）其实是肤浅的，而斗争却是严肃的。别让“斗士”们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角色”一词的涵义就在于它已是现成的了，它已经为你写好了，你只需装扮它、扮演它就成。“斗士”一词的涵义就在于此。但愿他们就是想招各自的母黑琴鸡和母野鸡的喜欢。谁要是不想……然而他们经受了迫害、巡查、革除，强制性迁移，就是为了两三年后“莫斯科服装”和“列宁格勒服装”自动转向生产24厘米的裤子，而不再生产44厘米的裤子，可在像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虽说有不少剩余的裤子……
可我们往往偏向于廉价的东西。还是赶紧说一说占据“第二”的доля吧，它只是第一个доля的同音词而已，即不是指“一部分，大蛋糕上的一块儿”，而是指“命运，可怜的命运”。在涅瓦大街上你不会再看到他们这些少先队员了……命运使他们各奔东西，四处奔波，他们就这样长大了。但他们毕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其贡献大小。假使他们还是以那副英雄人物的姿态出现于当下，——那他们在进口商品、外汇、洋货、特丽纶织物、拉芙桑衣物……的滚滚洪流中就显得十分可怜了！一想到他们的战斗年华，现在所有的这一切东西，可以说，他们都应该白得（白拿）……他们也应该像老战士那样，有权用散发着酒气的断臂拍打自己的胸脯，以强调他们曾为芬兰人拥有苏联的伏特加和苏维埃拥有芬兰的特丽纶织物流过血。瞧，我又从叙述的时间转回到写作的时间……
数年前我还有幸最后一次见到这样的人——四十来岁，满脸都是被生活的重负所压垮的痕迹，但依旧忠诚于自己的那个美好的英雄时代。
不可能看不见他。他就杵在那儿。众人都愣住了，纷纷转过头来，惊呆得甚至都没有发出笑声；还没有来得及抬起手来，伸出一只手指向他指去，他就已经趾高气扬地拖着脚步走了过去，这就意味着：10年，甚至15年过去了，——天哪！——真是弹指一挥间……——因为他一点也没有变。15年过去了——这还算不了什么，至于说这15年里发生的那些事情过去了——那倒是的确如此！这是一个时代。无论它是瞬间即逝或踱步慢行——谁也不会发现，因为大家都身在其中，同它一起行进。突然就到了当下；而过去，既愚蠢又傲慢，对所发生的变化无动于衷，拖着脚步走掉了，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溜达了一下”就……
这就是50年代初期那个名声最臭的“阿飞”。还是穿着那条裤子，那件从肩上耷拉到膝部的绿上衣，身上佩挂的几乎就是能干的手工业者的家里墙上挂着的那些小玩意儿，还系着那个结儿打得非常精致的领带，还是戴着那个钻戒，额头上还是梳着那种鸡冠型发式，还是那种步态——即使在那个年代也是最为滑稽可笑，最适合《鳄鱼》杂志刊登的那副丑相，就是马戏团里的丑角也早就丢弃这副打扮。“维亚特金[8]……”——有一个老头儿回想起来，可就是维亚特金也没人记得了。再说，此人走起路来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瞧，他得到的是街人的怜悯和羞愧……没有人笑——大家都窘住了：他是个疯子。他是个残疾。天哪！我想，原来人们还总是沉迷于那个时代：别人爱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爱别人！简直是疯了……如果不用新的式样把自己遮盖起来，那就同这个疯子一样，对那个时代留恋不已……
这个一向喜欢赶时髦的老手，这个冰糖做的历史小兵，不知怎么在它的舌头上没有化掉，反而还有一股昔日的甜味……可这股味道现在也太容易被忽略了！即使它只不过是想讨得母黑琴鸡和母野鸡的喜欢，捍卫过“不过是”第二男性特征的自由，但它毕竟用自己的双肩也多少承受住了一些压力（哪怕是一大团棉絮……），当然也有些压力没能承受住，我们现在可以为此作证；但它毕竟挺住了，并让下一代为了进一步放宽裤子而继续斗争（其实已经变得顺利多了！），不过也可以说它没能挺住，因为它总是把目光朝向对大家来说已经逝去的青春……
城市里仅有的这一个疯人，现在不知怎么根本见不着了，所以也就没有机会试着去作一番检验……可有朝一日（已完全是在当下了，那以后差不多过了20年）我们会在涅瓦大街和花园小街的拐角处碰到一小拨人，大约三四个人。我们的目光不知不觉停留在他们的脸上……我们肯定从未见过他们，对他们的面孔感到很陌生，然而这正是他们——那个时代涅瓦大街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有“奔驰”“吉洪诺夫”“速度”……虽说从未见过面，但名字是记得的，正像每一代人不由得会记住那些守门员和那些中锋的名字一样。他们朝我们的脸上看了看，露出一点疑虑的神情，又把目光移开了……
这几十年里他们身在何处？在所有这些动荡的年代里我怎么从未见过他们？而我又是身在何处呢？……他们就站在跟前，但我一点儿也认不出了，有点儿谢顶，脸上浮肿，四十来岁的样子——还显得挺文雅的：在精心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方面，他们总是先于别人……如果多加留意一下，就可以从他们身上嗅出一股淡淡的洋味。嘴里还留有柠檬白兰地的酒香哩，这酒就是从位于拐角处后面的那家“苏联香槟”店里买来的。喂，伙计们，得留点儿神，这些年里你们可开了眼界啦！……他们站了一会儿，从过去的岁月里朝涅瓦大街长长地看了几眼，同众人没什么两样，坐进一辆挂着私人车牌的“伏尔加”，车子开走了，可在我心里留下了一抹难以名状的哀愁：这些年飞逝到哪里去了呢？
是啊，这些年并没有白过，我们不是穿得更好了吗，应该知足了……天哪！这样损害人的尊严是绝对不允许的！
就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我们用窄裤子来喻指的那个时代里，廖瓦顺利地读完了中学，考上了父亲所在的那座大学。其实，他不属于那种无所顾忌的人，他没有滑向可笑的极端化——他也利用他们失败的苦果，依据法规（虽说快要到被允许的极限了）来慢慢将裤子变窄。既不可笑，也不危险……我们肯定说不出，究竟是什么教育了我们，又是在何时。在大学里，在喜欢读《青春》（杂志）的那段时期，它就已经习惯于占据最大的（理想的），但又允许的范围：以填满所提供的整个容量。
可是这套新衣服，不知怎么我们缝了好长时间，其实现在大伙儿早就穿在身上了，我们要把它穿到廖瓦的身上，再继续往下讲……甚至就连廖瓦父亲的那条宽大的裤子，尽管穿得很当心，也多穿了五年，但还是穿破了，不得已，只好跟大伙儿穿得一样了。确实是这样，就是现在也可以发现他的穿着打扮是落伍于时代的（大约落后三年），还可以发现他对厚呢子、啥味呢等“质量好的”面料十分留恋。
1955年廖瓦给自己做了第一套衣服，是英国时装杂志为1956年设计的款式，这套衣服他穿着十分合身，因此而征服了第一个女人的心。或者毋宁说，是第一个女人征服了他的心。法伊娜……
虽说廖瓦进了大学，似乎离童年对科学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可实际上他却无心于此。倒不是因为他发觉这份崇拜是不切实际的，或是幼稚的（廖瓦还不至于持批判态度）——而是他变懒了。再说也应该开始明白，或者至少是感觉到这些头戴小圆便帽的学究蛮不是那么回事儿，尽管宇宙进化论的首创者还会打网球，还喜欢带着画板去野外写生，但这并不能说明理论本身有什么价值……虽然父亲从未向廖瓦灌输过这方面的思想，也没有向他透露过学校里的一些内幕：不知是为了爱护廖瓦呢，还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事实上，廖瓦对一些事理总要比别人明白得更早。但如果父亲能把当时对自己非常不利的一些秘不可宣的真相隐瞒起来不让儿子知道，那么其时代本身就没有隐瞒什么。于是，尽管廖瓦的家里笼罩着十分慎言小心的气氛，但总有什么东西在骚动不安，似乎空气也在蠕动，忽而窗帘被换了，忽而餐具又被洗过了一遍，花瓶又重新被擦过一遍，最后阁楼也被拆掉，但又重新砌了起来——似乎有一种多余的能量，附加的光色……
（后来在电影里就多次出现这样的镜头：主人公默默地、神态安详地走到窗子跟前，振臂一挥，推开了窗子，并传来歌声——“溪水潺流，白嘴鸦高飞，还有那树桩……”，可就连导演本人也不会知道，他干吗每次都要做这个动作——只要瘫子又一次站立起来，或者，终于开始按脚本摄制新的影片……其实就是因为从此之后就可以在影片中出现猛然推开窗子的镜头。）
时代变得越发鼓噪起来，有时也会清醒过来，那时便会悚然一惊，并向四处张望，但一看啥事也没有，没人注意，也没人来抓把柄，指出他的话前后矛盾，便说得更加来劲了。廖瓦的父亲，虽说不跟别人闲扯，但受时代的垂教，也会走进厨房，晃动着身子，抽着烟，听一会儿从大学里回来的儿子廖瓦讲的各种笑话……他就这样听了一会儿，只是出于习惯而眯起双眼，他对这些笑话未表明态度就猛地转过身去，不过这也还是出于习惯，回到自己的书房，抽抽烟，喝喝茶，敲敲打字机。看来他对这种闲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没有表露出来，而只是抽抽烟，眯了眯眼睛，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这是他的习惯使然。
时代开始聚众热闹起来——似乎以前不曾有过朋友、客人和生日。现在人们连借口也不用找就欢聚一堂，来享受那种精神上的趋同和对亲朋好友的惊叹：原来，他是一个多好的，多聪明的，或者多有才干的人啊——不过，人们这么喜欢他全是为了自个儿。时代在鼓噪。于是人们就浮到面上来，惬意地晃荡着，就像是喜欢躺在水面上的人终于等来了假期，在温暖的海水里晃荡不止……
我们曾顺便提到过的那个酒鬼老头儿，这时又出现了。假使在他身上没有独特地反映出所有参与者的缩影，那他就不值一提了。（没准儿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一个人呢？……）在廖瓦出世之前，他曾是他们家的朋友，曾爱过廖瓦的祖母和母亲——就是他现在又回来了。他是一个直爽而恶毒的人，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随随便便，经过一番努力他搬回到原来的住处，像十年前那样，又成了奥多耶夫采夫家的邻居。
有一次，廖瓦从学校回来，透过两扇敞开着的房门，看到有一个陌生的老头——一边气鼓鼓地，腿脚不大灵便地走着，一边指挥着别人把廖瓦从小就很眼熟的那些东西（我们跟那些东西的关系……）搬出来，那些东西是：镶嵌在鎏金黑亮的葡萄藤做成的框子里的椭圆形镜子；台灯，就是过去的煤油灯（搪瓷和青铜做的）；刻有一对黑孩子的爱神雕像（他们是古罗马的占卜官）的手杖和一个光滑的红木长柜，廖瓦小时候曾在上面把骨制圆片当足球踢着玩，那按钮滑动得非常轻快……老头儿用难听的脏话把扫院子的那人臭骂了一通，因为那人把柜子搬进房门时，方法不当。他拍了拍柜子，用颤抖的双手恶狠狠地指点那人该怎样把柜子搬出来。那人傻呵呵地摆出一副乐于听命的样子。
这时廖瓦一眼看到了父母亲，他们差不多跟打扫院子的那人一样在乐颠颠地忙乎着。他们紧紧地盯住老头儿的那张嘴，听到他说出的在一般的家庭里严禁使用的那些脏话，似乎感到非常惬意。他们的脸上舒展光滑，差不多就跟结婚照上的一样，一旦有了爱的机会，他们的面孔就很容易变成这样……直接反映在父母脸上的这种坦荡的，不受任何关系的影响和扭曲的爱使廖瓦感到十分惊讶。这种爱的机会就是青春的再现。过了很久廖瓦终于明白，对老人的爱之所以一下子就让人乐于接受，是因为这种爱只要在形式上是无私的，那么在奥多耶夫采夫的家里就几乎可以成为唯一的一种爱的方式，这就是互爱。
“嗳，廖瓦！这就是狄更斯大伯！”接着廖瓦就感觉到了一只硬邦邦、热乎乎的手，看到了一只像细瓷般泛白的袖口和一个玛瑙色的袖扣……“你接一下！……”于是廖瓦接过那面椭圆形的镜子，并尽量把金色葡萄藤镜框拿得稳一些；他在镜子里闪现了一下——他的影子对他也太无礼了：他显得体格壮硕而又笨重，他倒觉得老人体态“优美”（该词由于长期不用，已被人遗忘了）；但如果词语被人遗忘，或是还没有合适的词语来表达，只觉得非常显眼，只有一种无言的、说不出来的感觉，岂不怪哉。
感情在这位老人身上的酣畅流露使得廖瓦感到十分惊奇，简直有一股魅力：无论是嫌恶、冷漠、生硬的态度，还是咄咄逼人的贵族派头……就连那件稀条纹的、落伍的、战前就有的、穿在干瘦的身上像宽松的短上衣一样晃荡不已的蓝衣裳似乎到了下一个季节便会流行起来：因为它看上去十分雅观（廖瓦的那件英式衣服是做给母牛穿的，现在也正穿在母牛身上），那件衣服在整个战争年代里似乎一直都放在箱子里，像折信纸那样叠成四折，于是首先留下的正是这四道折痕；还有那双樱桃色的半高靿皮鞋，鞋尖的样式已经老掉牙了，由于上漆的缘故上面裂痕斑斑；还有那件衬衫……天哪！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穿白衬衫的……因为他们不能彻底保持干净，就是这么回事儿！……还有领带（这可不是普通的领带，而是领饰）上的佩针——在廖瓦看来，那上面闪耀的是钻石，纯净的清水。那脸庞……廖瓦已经爱上了狄更斯大伯。他，狄更斯大伯显得异常清洁。而且他并没有经过“洗濯”：要是那样，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他总是干干净净的，感觉不到他身上有任何气味……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他是从哪里回来的，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特瘦又黑；最后的几根银丝中间有一道分缝，梳理得非常精细（后来廖瓦发现狄更斯大伯有一把专门用来梳头的银刷）；嘴抿得像手风琴折层似的，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狄更斯大伯还没有来得及装假牙呢；而眼睛——杏仁似的，分得很开，虽说像蒙古人那样，但却很大——简直就是马在打着响鼻儿，斜着看人时的那双眼睛……在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幅肖像之后，需要说明的是，狄更斯大伯显得干瘦而精巧，但又不能说矮小……“你这死人往哪儿钻！”他用拳头捅了捅扫院工的肋骨，大喊一声，他的声音也是俄国人特有的，就像司祭的说话声。
这些东西在廖瓦看来都是家常物品，但狄更斯大伯却把它们看得很重。也就是说，他这一辈子，东西还是有那么几样的，却没有家……
狄更斯大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尤瓦肖夫），或者叫米佳[9]大伯——廖瓦管他叫狄更斯，只是因为很爱他，一生都在揣摩他，也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但却难以说清，——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争，而在别的时期，在那几次战争空隙之间，却在闲待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小小年纪就当了陆军准尉，自然是沙皇部队的军官，国内战争期间摇身一变，成了红军的指挥官，是最后一批复员的，本来要到行政部门供职，可就在廖瓦出生前不久却去了西伯利亚，后来因为他是基干军官又被召回到前线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复员那会儿，不知他是在什么地方看中的，也没准是从德国运来的（这种事情他是干得出来的），反正有了这三套家具，却没有住房——于是他就把它们先“存放”在奥多耶夫采夫的家里，当时他们一家刚从“疏散地”回来，除了一套空荡荡的住房和还健在的祖母外，什么也没有。有一回，他突发慈悲，一下子大方起来，把家具赠送给了奥多耶夫采夫一家——可不久他就拿到了房子。于是他又让当时已添置了一些家具什物的奥多耶夫采夫一家把他馈赠的礼物暂时“存放”在他的住房里，随即那三套家具送到了尚无人居住的空房里，后来他就回到了战前的那些年代所待的地方。
现在，米佳大伯彻底回来之后，却绝口不提他当初曾把这些家具送了出去。所有这些年里他一直惦记着住房里还没有摆上家具呢，于是，与奥多耶夫采夫久别后一见面首先提到的就是那份清单，上面列有暂存在他们那儿的家当。还列有一只箱子，里面好像装的是：一把“吉列”剃须刀，一套发刷——还有一些从旧杂志上剪下来的画。一一过了目，并恶狠狠地把母亲骂了一通，说她不该在他的柜子上熨衣服，其表面光滑度因此而受到了影响，——他把所有这些家当通通拿走并搬到楼上去了。
妈妈听说米佳大伯真的收回了他的赠品，反而觉得满心欢喜……可就是米佳大伯的这份小气，甚至是吝啬（更何况它们所表现出来也还是有一点理由的）——奥多耶夫采夫一家也觉着这是人世间极为可爱的特性。再说，米佳大伯本人还凶狠狠地撮起没牙的嘴，故意强调一下，我就是小气，我就是喀山酒馆小老板的儿子……他还扬言，关于白菜汤和蟑螂的那则著名笑话，就是他编出来的，其中的人物原型就是他的父亲……——他本人就被灌了许多生活之酒，所以很容易醉，一说起酒馆老板，就不免夸大其词……可让廖瓦感到惊讶的是，就连米佳大伯的缺点也很有特色，也会让人喜欢。很有个性。
他们住宅里的空气又流通起来了，似乎人们一直记得的，突然又遗忘了的一间倒塌的小屋被人扒开了，破损的维也纳式椅子被运往别墅去了，它们在那里非常适合待在淋雨的地方，而在这里人们把窗子擦洗干净，它就朝向另一面——径直对着花园……米佳大伯常在晚上来，带着他的细颈玻璃瓶（标识为花体字Н，下面还有一根小棒子），于是大家都聚拢到厨房里。廖瓦不记得他们一家人曾在何时聚过，虽然一共三口人……就连父亲似乎也十分情愿地走出书房——昏暗的练步场，满脸高兴地一直听完米佳大伯那充满机趣的闲聊。他似乎一辈子都把内心的无聊深藏在自己的书房里，在那里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感到极度苦闷。只要米佳大伯一来，父亲就几乎不再眯缝眼睛了……妈妈笑盈盈地、迷恋地看着米佳大伯，当她把目光移开，越过糖罐或勺子，投向父亲或廖瓦时——还没有来得及变换表情哩，这一幸福之光也照亮了他们的脸上，他们一家人都把目光从米佳大伯的脸上移开，彼此看了一眼，都没有来得及变换自己的眼神，看到对方的这种滑稽可笑、是耶非耶的眼神，真是其乐陶陶，对这份乐趣还未加以领会和品尝，只是羡慕地朝对方使了使眼色……廖瓦的家里喜气洋洋，而这似乎正是没有家室的米佳大伯给他们带来的。米佳大伯经历过的事情很多很多，比任何人都多。我们不知为什么需要这样做——让别人多谈谈他自个儿的事情……
有一回，米佳大伯讲了一件事情，说得非常贴切、精当，妈妈听了笑得很甜，可父亲笑得很不自然，而廖瓦却显得悲悲戚戚（是由于妒忌，全是那个法伊娜），——他不怀好意地朝父亲扫了一眼，甚至在想，他的父亲实际上是米佳大伯。
妈妈有一张米佳大伯“年轻时”的小照，是战前拍的，上面题有充满爱意的字儿——美男子，雅士，让人爱煞的君子……廖瓦拿着相片在镜子跟前站了一会儿，发现他俩长得是一个脸型——这下他深信不疑了。米佳大伯比父亲也就大个10岁左右，至于说没有牙齿，那也不难解释，看来他缔结的是一桩不相称的婚姻，廖瓦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由于米佳大伯显得消瘦、精壮而黝黑，最主要的是有一副凶相，所以看上去比脑满肠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父亲年轻。又把父亲比较了一下：列夫·德米特里耶维奇并不比尼古拉耶维奇逊色……
其实并不是米佳大伯讲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而是因为他喝醉以后，就会对人世看得越发清晰和真切。“废物”——这便是他的结论，可听到米佳大伯做出的这种结论，心里差不多都要为之一振，因为每次都不会怀疑：他说得对不对，准确不准确。就像任何一个非同一般的嗜酒成性的人一样，他显得特幽默，无论是手势，还是讥笑、冷笑——所有这些都完全代替了语言，总是充满了机智。准备回答什么样的话，他好像先要在脑子里过一遍，我们能捕捉到他的思想，知道他想说什么，可后来——他什么也没说，因为无论什么话都已不值一说了，他只要不失时机地嘿然一笑，我们大家也就跟着发出爽朗的、会心的笑声。
廖瓦有一回在他面前吞吞吐吐地说起自己不该步父亲的后尘，并为没能去研究“纯”植物学而感到叹息……米佳大伯一扫廖瓦身上残存的这种“书生气式”的敬仰之情，因为这也是一种“废物”。原来，米佳大伯在战后正是被派到这样的研究所去工作，因此他知道得很清楚，“你的这个”植物研究所其实就是废物，一个装有蜘蛛的罐子：你越是仔细，越是考究，就越发相信，那里边，在那份寂静中其实是闹哄哄一片，像蜘蛛般的纷乱……于是他——米佳大伯就从那里被押送出来了。“我是总务管理人员。孟德尔[10]和摩尔根[11]跟我有何相干？！可所长这个家伙，以为我之所以不搭理他，是因为谴责他迫害摩尔根学说的拥护者——于是我就被押走了。我根本就不习惯于把手伸给畜生们去握。干吗要提到孟德尔，既然一看他的嘴脸就知道他是个畜生！……他就来诬陷我……！”正是由于这个研究所，所长，以及那个可怜的毫不相干的孟德尔的缘故，甚至就连天气也变成了废物，廖瓦变得随便、开心起来，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解释清楚这种效果。
[1] 指1931年。——译注。
[2] 此语出自普希金抒情诗《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十二月党人在革命失败后，有百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矿坑去做苦役。普希金为他们献诗表示敬意。此诗的首段为：“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请保持住高傲的耐心，/你们的痛苦劳役和崇高志向/绝不会归于徒然。”——译注
[3] 廖瓦的昵称。——译注
[4] 保尔·柯察金和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前者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根据自己的生活所描画出来的青年革命战士的完美形象；后者是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少年英雄，其英雄事迹是，作为一个13岁的小学生，告发了亲生父亲特罗菲姆，说他是人民的敌人。苏联解体后，学者们经研究发现，这位少年的英勇事迹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杜撰出来的。1991年，俄罗斯政府决定拆除各地的莫罗佐夫雕像。——译注
[5] 马列西耶夫（1916—2001）：苏联飞行员，卫国战争期间击落敌机4架；在一次空战中身负重伤，截去双腿后学会使用假肢驾驶飞机，并重返团队，又击落敌机7架，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译注
[6] 伯努瓦（1813—1898）：俄国著名建筑师。——译注
[7] 此句出自普希金抒情诗《溺鬼》。——译注
[8] 鲍·彼·维亚特金（1913—1994）：苏联著名的马戏丑角演员。——译注
[9] 米佳：“德米特里”的小名。——译注
[10] 孟德尔（1822—1884）：奥地利自然科学家，遗传学说的奠基人。——译注
[11] 摩尔根（1866—1945）：美国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创始人之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