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尚書》南宋王朋甫刻本的幾個問題
劉曉麗
【内容摘要】 臺北“中央圖書館”所藏宋淳熙間王朋甫刊《尚書》十三卷，是《尚書注疏》版本系統中存世較早的版本之一。海内尚没有人對此重要版本作專門研究。通過校勘發現，王朋甫本《尚書》或來源於注疏本；朱希祖等人對其附釋文的論斷有偏頗之處。查其鈐印，其遞藏情況也可推悉一二。
【關鍵詞】 《尚書》 王朋甫本 附釋文 遞藏
《尚書》之刊刻，始自五代國子監，爲經注本。之後北宋國子監翻刻五代監本，南宋國子監翻北宋本，皆經注本。北宋端拱年間孔維等人奉敕刻《五經正義》[1]，其中就有《尚書正義》，世稱單疏本。南宋初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始將經注本與疏文合刻[2]，世稱八行本或黄唐本。南宋初期又有經注附釋文本，即將陸德明《經典釋文》摻入經注本中，或附在各卷之後，或附在各段之下，亦或散入相應的文字之下。[3]此後建安書坊又有經、注、疏、釋文合刻本，即《九經三傳沿革例》所稱“建本有音釋注疏”本。其特點爲半頁十行，注疏合刻，附有釋文，世稱注疏合刻附釋文本。其來歷或曰八行注疏本補入《經典釋文》，或曰經注附釋文本加入單疏。自此後，元明清三朝經書刊刻皆以經、注、疏、釋文合刻爲主流。從經、注、疏、釋文合刻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看出經注附釋文本的重要價值。而現存宋代《尚書》經注本附釋文者僅有建安王朋甫本和纂圖互注本。而王朋甫本又在纂圖互注本之前，故而昌彼得先生稱王朋甫本“實爲祖本，亦具有版刻史上之意義”[4]。但海内尚没有人對這一重要版本作專門研究，近期張麗娟女士所著《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限於研究範圍，對王朋甫本也没有做詳細論述。今以參加杜澤遜教授主持《十三經注疏匯校》項目的機緣，把南宋王朋甫本《尚書》與同爲南宋福建刻本、但時間上略晚的經注疏附釋文本魏縣尉宅本《尚書注疏》進行了通校，對王朋甫本《尚書》的刊刻淵源、特點、附釋文的價值、遞藏等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
臺北“中央圖書館”所藏《尚書》十三卷七册，爲南宋淳熙間建安王朋甫刊本。半頁十行，行十九、二十字不等，小注雙行，行二十三字。釋文標目作黑底白字。卷首刊圖十九幅。《尚書序》後有一長方牌記曰：“五經，書肆屢嘗刊行矣，然魚魯混殽，鮮有能校之者。今得狀元陳公諱應行精加點校，參入音釋彫開，於後學深有便矣。士夫詳察。建安錢塘王朋甫咨。”此本避諱缺筆並不嚴謹[5]。構、慎二字缺筆較嚴，其餘有避有不避。卷五第三頁《盤庚上》爲抄配，同卷最末一頁缺頁。書中鈐有“柳堉”、“吴越王孫”、“白堤錢聽默經眼”[6]、“寶絳閣藏書記”、“任邱王文進字晉卿藏”、“曾在白門張氏古照堂”、“白門張氏藏書”[7]、“蔣祖詒”、“穀孫”、“宋本”、“張”、“珩”、“希逸”等印。
一、王朋甫本《尚書》之來源
依王朋甫本《尚書序》末牌記所言，王朋甫本《尚書》的底本當是經注本，後經陳應行“參入音釋”，將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散入相應文字之下，成爲經注附釋文本。然經校勘發現，王朋甫本《尚書》有一條疏文作注文的情況。王朋甫本《尚書》卷五《西伯戡黎》第十二頁上第六行注文：“文王率諸侯共事紂，貌雖事紂，内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紂不能制，日益强大。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爲周。”而魏縣尉宅本此處作：“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内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化爲周。”兩本注文差異甚大。但王朋甫本此處的這段注文卻與魏縣尉宅本的一段疏文頗爲相似。疏文作：“‘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内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强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爲周也。”其他《尚書》各本如兩浙東路茶鹽司所刻八行本、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陽本、明北監本、清武英殿本皆與魏縣尉宅本同。基於以上情況，我們推測應該是王朋甫本在編輯過程中誤將此段疏文當作孔安國注文，摻入書中，並取代了本應有的一段孔安國注。
然而王朋甫本作爲經、注、釋文合刻本，不應有疏文。何以有疏文混入注文之中？我們認爲王朋甫本《尚書》或許本就來源於經注疏本。後人或陳應行把注疏本中的疏文剥離後成爲經注本，之後又由陳應行摻入釋文，再由王朋甫付梓刊行。這樣就可以解釋王朋甫本的注文中摻入了疏文的原因。
倘若王朋甫本《尚書》真的來自於一個注疏本，那麽這種可能性又有多大？
首先最需解決的是底本問題。如果王朋甫本《尚書》源於經注疏本，那麽它的刊刻時間必然要晚於經注疏合刻本。而經注疏合刻之始，當屬兩浙東路茶鹽司所刻八行本，據《禮記正義》所附黄唐跋知，《禮記正義》刊刻時間爲孝宗紹熙三年，而《易》、《書》、《周禮》的刊刻時間又在此之前。對此三經刊刻的時間，在其出現之初就争論不休。日本的細川利和、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以及中國的昌彼得、李致忠等先生都做過專門的論述。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的八行本《尚書正義》，避諱至“構”字，“慎”字不避，可知《尚書正義》刊刻在孝宗之前。故筆者傾向於張麗娟女士在《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中所持論點：此三經的刊刻時間當在紹興後期。
關於王朋甫本《尚書》的刊刻時間，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王文進《文禄堂訪書記》粗粗記作南宋刻本。朱希祖、臺北“中央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編》的著録精確爲宋乾道、淳熙間刊本[8]。但這些著録主要是依據避諱字。我們還可以通過考察陳應行及第的時間來確定王朋甫本《尚書》的刊刻時間。依《序》後牌記可知王朋甫本《尚書》爲“狀元陳公諱應行精加點校，摻入音釋”，則王朋甫本《尚書》刊刻時，陳應行已經是狀元。據《嘉靖建寧府志》記載，陳應行爲淳熙二年恩科狀元。由此可知王朋甫本當是淳熙二年以後的刻本，再加上避諱字的考慮，則稱王朋甫本《尚書》爲淳熙年間的刻本當更爲準確。以上通過對八行本《尚書正義》與王朋甫本《尚書》刊刻時間的推測，可知王朋甫本《尚書》的刊刻比八行本《尚書注疏》晚十多年，故陳應行很有可能受到八行本《尚書正義》的影響，以此爲底本進行編輯。
從《尚書序》後牌記可知王朋甫爲錢塘人。而宋代兩浙東路茶鹽司公署在越州，越州即今之紹興。紹興與杭州僅一江之隔，八行本《尚書注疏》刊刻之後，王朋甫、陳應行容易得到並據以編纂。而且在操作的可行性上，疏文大段成文，剥離起來當非難事。如此看來，王朋甫本《尚書》來源於經注疏本是極爲可能的。
二、王朋甫本《尚書》附釋文的特點及其校勘價值
（一）王朋甫本釋文與孔傳界畫並不分明
王朋甫本由“狀元陳公諱應行精加點校，摻入音釋”，其釋文標目往往刻爲黑底白文，故而十分醒目。朱希祖在《宋浙本尚書孔傳附釋文跋》中稱：“凡釋文標題用白文，眉目頗醒。”又在《再跋宋浙本尚書孔傳附釋文》中稱道説：“況劉本（按：指涵芬樓影印劉氏嘉業堂所藏宋刻《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尚書》）《釋文》，十之七八固有墨綫作圍，以示區别，然十之二三皆無此標幟，《孔傳》與《釋文》已不能分别，不若浙本[9]（按：王朋甫本《尚書》）《釋文》，必用白文，與《孔傳》界畫分明也。”[10]校勘發現，實則王朋甫本《尚書》釋文並非如朱希祖跋文中所説的那樣釋文標目“必用白文，與孔傳界畫分明”。而是與纂圖本一樣，也有十之二三没有標識。加之王朋甫的注文並不與毛本、監本、殿本一樣刻爲單行小字，而是與釋文並爲雙行小字。釋文標目不加標識，很容易造成孔傳與釋文相互粘連、界畫不分。細加區别，有三種情況：
1. 釋文標目未作標識或標識不全，使釋文與前一條粘連
如《尚書·序》第二頁上第九行釋文：“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十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釋文中的“典”、“謨”、“訓”、“誥”、“誓”、“命”是《尚書》的幾種文體，理應全部標識爲白文，但王朋甫本僅標出了“謨”、“誓”兩種，其餘三種卻未標識出來。卷一《舜典》第六頁下第十行釋文：“肇[11]，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并、幽、營也。”“肇”字爲白文，但同爲釋文標目的“十有二州”卻没有標識出來。這種情況在王朋甫本《尚書》中屢見不鮮，此處僅舉兩例以作説明。
王朋甫《尚書》的釋文標目還有雖標識出來，但不完整的。如卷三《禹貢》第四頁下第六行：“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於漢’，非。”既是“四水名”，應當標出“江沱潛漢”四字，而王朋甫本《尚書》僅“江沱”二字標出，同樣是釋文標目的“潛漢”卻没有標出。此外還有卷四《太甲上》第七頁下第七行：“先見，並如字，注同。”既稱“並如字”，“見”字理應也是釋文標目，應該標識出來，而王朋甫本《尚書》“見”字卻未標出。卷六《泰誓上》第一頁上第六行：“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釋文標目“有三年春”未標識。卷九《召誥》第五頁上第三行：“誕保文武受命，絶句。馬同。”“文武受命”作爲釋文標目未標識。此種情況王朋甫本時有出現，此處不再一一列舉。
2. 釋文標目被省去，被標識爲其他文字
王朋甫本《尚書》時有脱漏釋文標目的情況，更有不僅脱去釋文標目，並標註其他文字者。如卷七《洪範》第一頁下第十行釋文：“上，時掌反。[禹所第敘，][12]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已下皆洛書文也。”王朋甫本此處釋文標目“禹所第敘”四字脱漏。同卷第四頁下第三行釋文：“[占用二，]馬云：‘占，筮也。’”釋文標目“占用二”三字脱去，“馬云”二字當作釋文標目被標出。王朋甫本《尚書》的這種錯誤，有時候讀者可以根據上下文意猜出其中缺漏的字詞，但有時卻可能對之後的《尚書》其他版本造成影響。
如卷一《舜典》第五頁下第七行釋文：“[上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大一神，在紫微宫。天之最尊者。’”王朋甫本《尚書》釋文標目“上帝”二字脱去，“王云”二字爲白文。魏縣尉宅本無此段釋文，十行本、永樂本、李元陽本、閩本、明北監本此段皆作注文，且無“上帝”二字。查八行本無此段注文，而《經典釋文》有，可知當爲釋文無疑。由此可見王朋甫本把釋文標目“上帝”脱去，使得之後各本皆無“上帝”二字。進而導致各本釋文均誤作孔安國注。此處錯誤一直延續到清乾隆四年刊武英殿本《尚書注疏》時，才依《經典釋文》（按：武英殿《尚書注疏》所依《經典釋文》爲通志堂本）改正。
3. 釋文或誤爲注文
朱希祖批評纂圖本《尚書》釋文與孔傳界畫不分明，實則王朋甫本《尚書》也存在注文、釋文連在一起的情況。如卷九《洛誥》第一頁上第十行：“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須食墨。[河朔，]朔北也。瀍，直連反。近，附近之近。”整段文字跟在經文“瀍水西，惟洛食”之後，中間没有任何標識，很容易讓讀者以爲此一段全爲注文，實則“我使人卜河北”到“兆須食墨”爲注文。“兆須食墨”以後爲釋文。但釋文標目“河朔”二字省去，“瀍”、“近”二字又未標識出來。這就使得釋文與注文“兆順食墨”連在一起。使得釋文與孔傳界畫不分，以致釋文誤爲孔傳。
（二）王朋甫本所附釋文可補《經典釋文》之訛缺
前文雖然猜測王朋甫本的底本是一個經注疏本，但作爲南宋初期刊刻的《尚書》版本，所附釋文肯定保留着南宋初期《經典釋文》的面貌，我們可以借助它對現存的宋刻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中的訛缺作一些訂補。朱希祖也稱：“《經典釋文》宋本失傳已久，清代内府雖有宋本，儒者皆未之見，今亦不知何在。《尚書釋文》自宋開寶中妄改後，已乏善本，況今又無完善宋本……今此本釋文，較他本爲完善，足資校勘，則此書更不容蔑視矣。”[13]現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經典釋文》與王朋甫本所附釋文進行比較，發現王朋甫本所附釋文確有優長之處。
《經典釋文》卷二《皋陶謨》：“俊又，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乂。”王朋甫本“又”作“乂”，是。《經典釋文》卷三《禹貢》：“壤，□丈反。馬云：‘天性和美也。’”王朋甫作“若丈反”。《經典釋文》卷五《盤庚中》：“屬，音獨，注同，馬云：‘獨也。’”王朋甫本“音獨”作“音燭”，是[14]。《經典釋文》卷十《君奭》：“左右，馬□：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王朋甫本“□”作“云”。《經典釋文》卷十一《君陳》：“垢，□□□”，王朋甫本作：“垢，工口反。”《經典釋文》卷十一《顧命》：“戺，音□□音□。”王朋甫本作：“戺，音俟。徐音士。”以上6例，皆《經典釋文》訛缺者，王朋甫本作爲南宋初期刻本，較好地保存宋代《經典釋文》的面貌，使得我們能夠通過它來訂補現存《經典釋文》的訛缺。
三、王朋甫本《尚書》之遞藏
《浙江藏書史》稱：“此書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其遞藏情況不可考。”[15]然此書朱希祖《酈亭藏書題跋記》、王文進《文禄堂訪書記》、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均有著録，蘇精在《近代藏書三十家》也偶有提及，故通過考察此書鈐印及前人著録，其遞藏情況，或可推悉一二。
（一）徐信符、朱希祖及其之前藏家
此書朱希祖曾藏過，是朱氏藏書中最爲稀貴者。朱氏甚是喜愛，雖無藏印，卻寫過兩篇長跋。他在《宋浙本尚書附釋文跋》中稱：
余蒞廣州，順德某氏出鬻此書，反復瀏覽，彌覺珍貴，雖間有蟲殘，無傷大體。前有明柳堉印，在清則曾藏南京張氏，有“白門張氏藏書”及“曾藏白門張氏古照堂”二印，末有“吴越王孫”及“白堤錢德（按：當作“聽”）默經眼”二印，則知又藏於杭州錢氏。此書本爲浙刻，余又浙人，故不惜以鉅資購之。[16]
從此序跋可知，此書明柳堉、清白門張氏及錢聽默曾經收藏過。此跋文作於1933年5月31日。當時朱希祖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長。“順德某氏”是何人，跋文並未交代。查朱希祖在5月31日的日記稱：“十二時十分至小北路徐信符家購得《宋本尚書孔傳附釋文》。”[17]據《歷代文獻家通考》知徐紹棨，字信符，以字行。“其藏書處初名南州草堂，後改爲南州書樓，在廣州小北山路一百二十號”[18]。由此可知“順德某氏”即南州書樓主人徐信符。故知此書在朱希祖之前曾藏於明柳堉、清白門張氏、錢聽默、徐信符之手。
對於“白門張氏”，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中把“曾藏白門張氏古照堂”一方印章誤作“曾在白門張氏”、“炅堂”兩方印章。據《天禄琳瑯書目》著録，白門張氏曾藏有余仁仲本《周禮注》，“各卷末有‘曾藏白門張氏古照堂’(白文)、‘白門張氏家藏’(朱文)、‘雲客’(白文)等印。”[19]但“名無考”，可見乾隆間人已不知白門張氏爲何人。
（二）王文進、劉聲木
朱希祖之後，此書又被多次轉手出售。蘇精在《近代藏書三十家》慨歎稱：“……宋刊本《尚書孔傳附釋文》，在大約十年之間一再轉手後，爲中央圖書館所得而攜至臺灣……時間如此短促，轉手卻是如此容易，展卷相對，令人感歎！”[20]傅增湘在《藏園群書經眼録》中稱：“癸酉八月朔趙萬里持來，索三千元，無力收之。”[21]“癸酉八月朔”即一九三三年八月初一（1933年9月20日）。可知此時趙萬里曾攜此書來訪，欲售於傅增湘。又據朱希祖《日記》稱：“六月十四，九時修改《再跋宋浙本尚書孔傳附釋文》一篇”[22]。可知六月十四日時此書還在朱希祖手中，最晚到9月20日時已經開始向外出售，傅增湘即人選之一。
從王文進《文禄堂訪書記》對王朋甫本鈐印的著録來看，他見到此書是上“有‘柳堉’、‘白門張氏藏書’、‘曾在白門張氏’、‘古照堂’、‘白堤錢聽默經眼’印”[23]，鈐印並無增加。或趙萬里買書未果後，把書賣給了同在北京的書賈王文進。但顧頡剛在《尚書本子總録》一文中稱：“錢塘王朋甫本《尚書》十三卷，宋建安錢塘王朋甫刊行，廬江劉氏曾藏一部，有趙萬里傳校本（日定本）。”[24]查《尚書正義定本序》所列校本稱：“王朋甫本：宋建安錢塘王朋甫刊本，廬江劉氏所藏，用趙氏萬里傳校本。”[25]是又廬江劉氏藏過此書。廬江劉氏即劉聲木，名體信，字述之，後改名聲木。
王朋甫本《尚書》中並没有劉聲木的鈐印，筆者也未找到劉聲木關於此書的記載，無從得知他與王文進誰先誰後。且《朱希祖日記》所收朱希祖1933年的日記只到9月23日，中間並未提及售書一事，亦不知此書最終售於何人。但較之劉聲木，朱希祖出售此書時，趙萬里、傅增湘、王文進都在北京，往來方便，所以此書售於王文進的可能性更大。同時，我們還可以根據現有的材料對王文進、劉聲木的藏書時間做一個大致的推算。
對於劉聲木收藏此書的大概時間我們可以根據日本《尚書正義定本》的編纂時間推算。日本昭和十四年（1939）編定《尚書正義定本》時，曾把王朋甫本《尚書》作爲校本之一，所用即趙萬里傳校本。日本《尚書正義定本》開始的時間在《尚書正義定本序》當中交代的很清楚：“凡所銓敘，始於昭和十年四月。四易星霜，始登梨棗。”[26]“昭和十年”即1935年，由此可推知，至晚到1935年4月，王朋甫本《尚書》還在廬江劉氏手中。而王文進藏書在朱希祖之後，劉聲木之前，所以王文進收藏此書的時間最長爲1933年9月20日到1935年4月。
也就是説朱希祖之後這段時間，此書當輾轉於趙萬里、傅增湘、劉聲木、王文進手中。是時，趙、傅、王皆在北京，朱希祖託趙萬里介紹買方[27]，趙萬里攜書至傅增湘家，欲將書售於傅增湘，價高未果。後轉入王文進的文禄堂之後又輾轉到了劉聲木手中。
（三）蔣祖詒、張珩、陳群
王文進之後，除增加了“任邱王文進字晉卿藏”“寶絳閣藏書記”等王文進的印章外，還有“張珩”、“希逸”、“蔣祖詒”、“穀孫”等蔣祖詒、張珩的印章。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稱：“至於張珩‘韞輝齋’中的藏書從他的祖父張鈞衡再傳而來的雖有一些，……其中獲自松江韓氏‘讀有用書齋’及南潯同鄉蔣氏‘密韻樓’的不少。”[28]此書後或經王文進之手售於蔣祖詒，後經蔣祖詒到張珩手中。
王朋甫本《尚書》中雖没有“陳群”或“澤存書庫”的印記，但陳群的澤存書庫確實曾藏過此書。據劉兆祐稱：“南京的澤存書庫，有善本圖書四千四百餘部，四萬五千册左右，其中不乏宋元刊本及稿本。……又藏有《尚書》十三卷七册，宋孝宗時建安王朋甫刊本。”[29]對於此書爲什麽没有李群或澤存書庫的印鑒，蘇精曾做過一番調查，通過對照中央圖書館當年接收澤存文庫時的書目與該館善本書目，發現“每部書上都没有鈐蓋陳群或澤存書庫的任何印記”[30]。抗戰勝利後，澤存書庫的書籍先由教育部上海區接收委員會接收，后轉交復員回南京的中央圖書館，其中就包括王朋甫本《尚書附釋文》。一九四九年運至臺灣。
以上便是王朋甫本《尚書》的遞傳情況。此書由明代柳堉、清白門張氏、錢聽默收藏，1933年1月至9月，此書藏於徐信符、朱希祖處。之後此書輾轉於趙萬里、王文進、劉聲木之手，其間趙萬里曾拿與傅增湘看過，並有一傳校本。1939年日本編定《尚書正義定本》即用趙氏校本。之後又到了蔣祖詒、張珩手中，後收入陳群澤存書庫。今藏於臺北“中央圖書館”。
總之，王朋甫本《尚書》的刊刻時間當在淳熙年間，其底本或爲一經注疏合刻本，且其刊刻當受到兩浙東路茶鹽司所刻八行本的影響。其釋文雖在體例上有不足之處，但對現存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具有一定訂補作用。而且從所鈐印鑒來看，王朋甫本《尚書》遞經名家收藏，流傳有緒。以上對南宋王朋甫本《尚書》的討論只是初步嘗試，關於這一珍貴版本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拓展，本文的不足或錯誤之處還請讀者指正。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
[1] 《玉海》卷四十三《端拱校五經正義》條記載：“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敕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板行之。”1988年上海書店據清嘉慶十一年校刻本影印本。
[2] 宋紹熙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禮記正義》黄唐跋：“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謹識。”
[3]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頁。
[4] 昌彼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敘録》：“紹興（熙）末年，兩浙東路茶鹽司開始将注疏合为一編，刊雕以行，亦便讀者，即世所艷稱之八行注疏合刻本，或稱黄唐本者是也。宋末建安書坊又補入陸德明釋文及重言、重意及參考圖解，及所謂十行注疏合刻本，为明清兩朝十三经注疏刊雕之祖本。”1991年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影印本，第3頁。
[5] 傅增湘在《藏園群書經眼録》中卻説：“避諱極謹，至慎字止。”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4頁。當時此書由趙萬里攜去，傅增湘只粗粗過眼，並未仔細校勘，故而有誤。
[6] 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編》著録此書時，把鈐章中“白堤”誤爲“百堤”。
[7] 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編》著録此書時，把鈐章中“白門”誤爲“百門”。
[8] 朱希祖在《宋浙本〈尚書〉孔傳附釋文跋》中稱：“避諱字有宣祖之‘殷’，太祖太宗之‘匡’，太祖之‘胤’，真宗之‘恒’，仁宗嫌名之‘貞’及‘徵’，英宗生父之‘讓’，如《舜典》‘惇德允元’，《禹貢》‘終南惇物’，《釋文》：‘惇音敦，是也。’蓋爲孝宗乾道、淳熙間刊本。”
[9] 朱希祖誤認王朋甫本爲浙本，在《酈亭藏書題跋記》中收有《宋浙本尚書孔傳附釋文跋》和《再跋宋浙本尚書孔傳附釋文》兩篇跋文。稱：“此書本爲浙刻，余又浙人，故不惜以鉅資購之。”並解釋了稱此本爲浙本的原因：“王朋甫蓋爲建安人，而設肆於錢塘，建安爲刻書人最多之地，錢塘爲南宋京都，故曰建安錢塘王朋甫。余稱此書曰浙本，不亦可乎？”按：此書字體、版式爲宋建本一路。所謂“建安錢塘王朋甫”，謂在建安的錢塘人王朋甫。
[10] 朱希祖《明季史料題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14頁。
[11] “肇”字當作黑底白文，爲便於處理，現以加粗字體表示，下同。
[12] “禹所第敘”四字王朋甫本脱，故加[ ]以示補全，下同。
[13] 朱希祖《明季史料題跋》，第113—114頁。
[14] 黄焯《經典釋文匯校》：“屬，音燭。景宋本同。宋本‘燭’作‘獨’，當涉下文‘獨也’而誤。”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6頁。
[15] 朱希祖《明季史料題跋》，第114頁。
[16] 朱希祖《明季史料題跋》，第114頁。
[17]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7頁。
[18]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521頁。
[19] （清）于敏中等奉敕編《天禄琳琅書目》卷一，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3頁。
[20]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64頁。
[21]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4頁。
[22]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第281頁。
[23] 王文進《文禄堂訪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頁。
[24] 顧頡剛《顧頡剛全集·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十（上）》，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73頁。
[25] 《尚書正義定本序》，《四部要籍註疏叢刊·尚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23頁。
[26] 《尚書正義定本序》，《四部要籍注疏叢刊·尚書》，第122頁。
[27] 查《朱希祖日記》，此段時間朱氏曾託人攜書至京出售，且與趙萬里有書信往來，故此書極有可能是朱希祖託趙萬里出售的。
[28]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增訂本，第217頁。
[29] 劉兆祐《國學大叢書·文獻學》，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版，第449頁。
[30]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增訂本，第176頁腳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