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以美利坚白人为主体的400余年美国历史上，若论存在时间最长、权势最大和影响最深者，无出奴隶主之右。从英国殖民者在北美成功创建殖民地至美国内战结束，白人奴隶主存在了超过两个半世纪之久。在此期间奴隶主不仅一直控制着美国南部社会，而且从联邦国家成立到19世纪50年代末长期支配着联邦政府；奴隶主制造的黑人与白人不平等关系甚至延续到当代美国，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可谓至为深远。美国的奴隶主们是怎样产生的？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怎样维持自己的统治？最终又是如何走到了终点？剖析这些问题不仅对于深化美国史的认识，而且对于思考人类文明的复杂情态都有助益。
美国历史上的奴隶主以黑人为奴役对象，通过商业性蓄奴活动发财致富，兴家立业。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奴隶主的产生、成长和延续都有赖于五种条件的结合。其一，奴隶人口的可靠供应。奴隶主是将黑人作为财产加以占有的，黑人奴隶的存在正是奴隶主存在的前提，换句话说，奴隶主与奴隶是共生关系，没有奴隶就没有奴隶主，反之，没有人蓄奴也就不存在奴隶；其二，蓄奴活动的赢利性。奴隶主是抱着发财致富、兴家立业的企图从事蓄奴活动的，如果蓄奴活动无利可图，奴隶主也就不会产生蓄奴的意愿了；其三，蓄奴生活的安全性。奴隶主生活在被他们欺凌、侮辱、压迫、剥削的奴隶之中，朝夕相处，如果奴隶主对奴隶的奴役得不到安全保障，那么奴隶主不仅蓄奴赢利的目的难以达到，他们的人身安全也难有保障；其四，社会对奴隶制的接受和容忍。奴隶主在白人社会中属于少数，大奴隶主占人口的比例更低，只有广大白人非奴隶主接受奴隶制，至少是容忍奴隶制的存在，奴隶主的蓄奴生活才不至于被所在社会所否定；其五，奴隶制的正当性认同。人类作为高级动物，具有低级动物所不具有的心智和情感。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时期内，奴隶制在东西方都是被社会接受的制度安排，只是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才慢慢消失。到了近代，人本主义思潮和启蒙思想的传播，渐渐侵蚀了奴隶制在道义上的合理性。美国革命以及随之发生的法国革命和拉美革命，再加上19世纪上半期欧洲的政治变革，使得人类自由的理论在大西洋世界广泛普及，深入人心，奴隶制度被彻底绑到了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美国的奴隶主生活在大西洋世界之中，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蓄奴活动与时代思想潮流相逆背，如果没有一种能够让他们心安理得的亲奴隶制理论，这些人在思想上就可能受到良知的拷问。灵性之人是不可能长久忍受自我道德谴责的，所以，建构出亲奴隶制理论，论证奴隶制的正当性，不仅是奴隶主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他们自己坚持蓄奴生活的心理需要。
从英国殖民者到北美大西洋沿岸创建殖民地之初创立种族奴隶制，到美国内战的厮杀将奴隶制毁灭，在超过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奴隶主的生命历程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变革过程。殖民地时期是奴隶主的兴起阶段，在白人殖民者和移民之中，一小部分人在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奴隶主。他们拥有优越的财力、权力和智力，成为北美社会、尤其是南部地区社会事实上的统治者。美国革命后，北部各州的奴隶制逐渐消失，1787年的《西北法令》禁止在俄亥俄河以北的老西北部地区实行奴隶制，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又禁止在北纬36°30′以北的联邦地区引进奴隶制，而允许奴隶制在南部地区向西扩张，由此奴隶主渐渐变成了一个南部地区性群体。内战前在南部的“西进运动”为奴隶主争取到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生存空间，西部奴隶主的兴起壮大了奴隶主群体的规模；而南部以外大西洋世界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大幅度增长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为南部的主产作物棉花提供了利润丰厚的市场，市场空间和生产空间结合构成的经济空间，使得奴隶主蓄奴活动的赢利性得以确保。在日常生活中，奴隶主除了相互交往之外，不可避免地既要与自己的奴隶打交道，又要与非奴隶主白人打交道。奴隶主的这种人际交往范围就是他们的生活空间。一般而言，奴隶主多为地方社区的精英或强人。无论是对奴隶的管控，还是对非奴隶主白人的引导，奴隶主们往往能够成功。内战前美国南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奴隶暴动，非奴隶主白人大众也没有对奴隶主精英们的统治地位进行激烈的挑战。但是，不仅仅是在今天看来内战前美国南部实行奴隶制是一个时代错误，就是在当时，随着南部之外大西洋世界的主流舆论转向了否定奴隶制的合理性，奴隶主也需要化解奴隶制与时代精神潮流的冲突以及奴隶制与基督教伦理的矛盾造成的心理负担和思想紊乱。在18世纪后期以前奴隶制没有受到抨击时，奴隶主的这种心理压力并不严重，但是在美国革命后奴隶制遭到直接批判时，尤其是在奴隶制向西部扩张和奴隶主权益在联邦范围内的保护问题上，道德上的批判与经济和政治利益直接挂上了钩，至此奴隶主就无法回避奴隶制的正当性问题了。既然他们坚持奴隶制并追求奴隶制的扩张，就不得不为奴隶制的正当性寻找依据，这样，时势发展就迫使奴隶主走向了为奴隶制辩护之路。虽然理论上的争辩难分输赢，但在政治领域却并非如此。尽管内战前南部白人人口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但是与北部相比，南部人口增长规模远远落后于北方，南部白人占美国白人人口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南部白人人口的相对减少意味着南部奴隶主统治基础的萎缩，他们在联邦政治中的影响力趋向没落。奴隶主有着清醒的自我利益意识，当然不愿接受没落的命运。当19世纪50年代北部反对奴隶制扩张的立场愈益坚定时，南部的极端分子便开始了筹谋和鼓动南部脱离联邦的活动。1860年反对奴隶制扩张的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南部激进分离主义者认定，南部即将失去在联邦政治权力架构中的制衡力，奴隶制极可能在北部自由州的主导下通过联邦政府行动加以废除。为了捍卫奴隶主的根本利益，他们推动南部走上了脱离联邦之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部脱离联邦引发的内战最终毁灭了奴隶制，奴隶主名实俱亡，彻底成为历史。
生活于世间，人们生存环境的变迁是不可选择的。人的一生在社会层面上就是个人与生存环境的互动。环境变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刺激人做出反应。美国奴隶主在其生命历程中，经历了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期、独立建国时期、内战前时期和内战时期，美国奴隶主的兴起、成长和灭亡，就是由一个个奴隶主与时事互动的集体后果。奴隶主作为强势人物，在其所在社会中固然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但是人类的历史表明，任何统治者都既不可能实现对其统治社会的绝对控制，更不可能主宰外部世界的变革，完全阻挡外部世界的变革带来的冲击。个人的能动性是有限的，只能做出对变革的反应。殖民地时期，从北美白人殖民者群体中脱颖而出的奴隶主们，虽然安家立身于北美大陆的大西洋沿岸，但是他们的经济空间和思想视野是整个大西洋世界。他们使用的奴隶贩自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他们进行商业农业生产的地区位于大西洋岸边或有水路可通大西洋的内地河流两岸，而他们的产品远销欧洲，不管意识到与否，他们实际上都是大西洋人。正是大西洋世界给他们提供了兴家立业的条件，使得他们成长为管辖一方的统治者。可以说，英属北美殖民地创立和成长的结果之一，就是美国奴隶主的兴起。北美殖民地白人社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发展权利而与母国产生矛盾、发生冲突，奴隶主精英在北美从抗议到独立建国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他们的领袖人物，如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等成为美国的国父。正是奴隶主对美国革命的主导，决定了这场以“天赋人权”为纲领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成为维护奴役黑人制度的运动。尽管如此，革命时期的思想宣传还是启蒙了白人社会的反奴隶制意识，在奴隶制的经济重要性不大的北部地区，奴隶制通过多种方式渐渐消亡，美国的奴隶主失去了半壁江山，沦为南部地区性的统治集团。内战前美国实行奴隶制的南部和实行自由劳动制度的北部同时向西部扩张，为奴隶主和有志于蓄奴创业的白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新生产空间，而英国、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北部的棉纺织业兴起，为南部的主产作物棉花提供了可靠的市场，南部老蓄奴州奴隶人口的自然增长为新兴地区提供了奴隶来源，这些条件的结合使得内战前的半个多世纪成为南部奴隶主经济上的黄金时代，“棉花就是王”这句话成为奴隶主的狂妄得意用语。然而北部和欧洲走上反奴隶制之路，南部成为自由世界包围的孤岛，南部奴隶人口规模的庞大，加之南部在联邦权力格局中的式微趋势，迫使南部奴隶主最终做出了孤注一掷的选择：退出联邦，创建独立的奴隶制共和国。南部奴隶主的独立建国梦想被美国南北战争的炮火摧毁，奴隶制被毁灭，生存已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美国奴隶主名实俱亡。
尽管奴隶主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声势赫赫、权倾一时，但是美国治史者对奴隶主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克斯在1982年出版的《统治种族：美国奴隶主史》的前言中带着不无遗憾的语气写道：“现在我们对普通奴隶主的了解程度，远不及对普通奴隶日常生活的了解程度，更不要说了解那些非奴隶主白人了。”[1]从那时以来，一些美国学者投身于美国奴隶主研究，专题研究著作相继问世。
从近几十年间美国出版的奴隶主史研究著作来看，美国学者关注的领域之一是奴隶主与地方社会的演变。雷切尔·N．克莱因的《一个蓄奴州的统一：1760—1808年南卡罗来纳内陆地区种植园主阶级的兴起》，关注的是南卡罗来纳内陆地区奴隶主阶级的兴起过程及其影响。他发现：在南卡罗来纳西部内陆地区还处于边疆阶段时，那里的种植园主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为乡邻提供生产生活服务而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权势，由此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依附，也提高了内陆地区领导人物的政治地位。自耕农和正在兴家立业的种植园主情投意合，都接受甚至欢迎奴隶制。美国革命前后，棉花种植业扩张到西部，带动内陆地区奴隶人口大幅度增加，“奴隶制扩展进入该州内陆地区，非奴隶主家庭的数量和比例大大减少，这样一来，内陆地区占人口多数的自耕农更难以避免直接卷入奴隶制度”。就这样，南卡罗来纳社会便以奴隶制为基础实现了统一。[2]克里斯托弗·莫里斯的《变成南方：一种生活方式在密西西比州沃伦县和维克斯堡的演进，1770—1860》分析的是密西西比州沃伦县的社会变迁。他发现，沃伦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了三个独特的阶段。从1770年代中期到1790年拓荒农家过的是广泛地利用地方资源的生活，从事的是刀耕火种式的农业，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参与微乎其微。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一些拓荒农家开始牧养大批牛群，面向区域市场销售。在约1800年以后，那些牧养大批牛群的人开始利用奴隶种植棉花。而那些牧牛很少或根本没有牛群的人，则要等到该地的原初生物消失和森林消退使得拓荒经济彻底终结之后，才不得不也走上种植棉花之路。[3]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的《开创一个老南部：内战前佛罗里达中部的种植园边疆》，探讨的是佛罗里达中部莱昂县和杰克逊县种植园社会的兴起。他认为，在1821—1840年间数十个有着种植园主背景的富裕白人前往佛罗里达中部的杰克逊县和莱昂县。他们经过一番考察，又返回滨海的老蓄奴州，集合起家人和奴隶成群结队，南迁而来。到1827年，这两个县的种植园地区已经兴旺起来。种植园主通常与家族亲戚一起迁移，到达新地区后把新家园建立在亲朋故旧附近，以便能够前去走亲戚串门子，就像在故乡那样。[4]亚当·罗思曼的《奴隶国家：美国的扩张与腹地南部的起源》，研究的主题是内战前奴隶制种植园在西南部兴起及其影响。他认为，棉花和甘蔗这两种主产作物在西南部地区的成功种植带动了奴隶制在这一地区的快速扩张。南部腹地蓄奴的农场主和种植园主作为商品农作物的生产者置身于大西洋经济世界中，依附于他们无力控制的大西洋市场。西南部新的经济机会出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迁移而来，使得这一地区的白人和黑人奴隶人口在1820年达到了40万人，变成了一个奴隶制种植园地区。[5]
美国学者在奴隶主史研究中关注的领域之二是种植园主的生活。威廉·杜辛贝里的《黑暗的日子：美国水稻产区的奴隶制》，研究的主题是内战前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滨海平原地区大种植园主及其奴隶的生产生活情况。在杜辛贝里看来，奴隶制对于奴隶主而言是一种极佳的赚钱方式，奴隶劳动创造的财富极为丰厚。“在美国，绝大部分土地不可能像在欧洲那样几乎被人垄断。因而，获得大批奴隶通过农业获取财富就成为最可靠的途径。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滨海平原地区，以奴隶为基础的农业资本主义培养了一种高傲的‘贵族’，他们对美国历史的影响至为显著。”不过这些水稻种植园主对待奴隶的态度是恶毒的，他们并不关心奴隶的死活，对奴隶的控制是通过专制主义和残酷惩罚来实现的。[6]丹尼尔·布莱克·史密斯的《豪宅之内：18世纪切萨皮克社会种植园主的家庭生活》，分析的主题是18世纪包括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在内的切萨皮克地区大奴隶主家庭生活的演变。史密斯发现，从17世纪后期到整个18世纪前期是切萨皮克种植园社会的“黄金时代”。种植园主的家庭是开放的门庭，亲朋之间常有来往。大种植园主对于家庭事务，尤其是在子女的婚姻和职业选择问题上，拥有绝对的权威。实际上，子女婚姻的选择，常常受父亲的喜好、经济境况和社会地位所主导，而不是出于寻找伴侣或爱情考虑。到了18世纪后期，种植园主的家庭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恩爱家庭环境形成，孩子成为家庭关注的中心。家长相信子女应该拥有自主权，尤其是在选择婚姻时应该自主。种植园主家庭的私人性质越来越强，与核心家庭以外的亲戚联系越来越弱。到19世纪早期，家庭已经成为一个与社会分离的私人世界。[7]斯蒂芬·M．斯托的著作《老南部社会的亲密关系和权力：种植园主生活中的礼节》，书名已经表明了其要探讨的主题。他认为，种植园主相信，人的价值观和行动最好从人的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而不是种族和阶级视角来观察。在关于男女两性的价值观上，南部那些养尊处优的种植园主与其他生活优裕的美国人是一样的，只不过种植园主的认识更为执著和极端，尤其是对于家庭和社会的性别职责界定，性生活的含义，以及亲近关系的期望，都在他们的正式话语中有所表达。这种话语使得女性与男性的分歧更加尖锐，甚至造成关系疏离。关于家庭生活和社会，种植园主的心目中显然存在一种等级制价值观和信念，支持在两性关系、政治决策和为人父母的角色之中存在一种权威。在日常生活和礼节中，他们将个人的自尊和社会稳定结合起来。[8]T. H．布林的《烟草文化：美国革命前夕潮汐地带大种植园主的心态》，探讨的主题是18世纪中期至美国革命发生这一时期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的心路历程。他发现，时至18世纪60年代，很多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发现自己所欠英国商人的债务越来越多，债务的增加使得他们的个人自主性受到了威胁，而个人自主恰恰是他们价值观的核心。于是种植园主一边抱怨一边努力增加烟草的产量，同时表示要追求更节俭的生活方式。不过此时的种植园主没有采取集体性行动。他们只是在与英国商人的个人通信中讨论问题。到了60年代后期，种植园主将这种私人对话转变成公共话语，他们开始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为了摆脱对英国商人的依附，他们制定了不进口协定，相互之间探讨如何践行节俭和纯朴的生活，提出普遍道德改良方案。此时他们的话语仍旧不是政治性的，不针对英国国王和议会。只是到了1772年以后，种植园主的商业和宪政话语才融合成一种强烈的不满之声。他们将烟草和债务政治化，将英国商人看成既是英国对殖民地加以经济控制的工具，又是堕落社会的代理人。为了实现个人的独立，实际上是为了恢复个人的荣誉和美德，他们必须与威胁要奴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决裂。当然，不是所有的种植园主都走完了这样一种心路历程。有的种植园主拒绝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相信不与祖国分离也能找出某种办法解决债务问题。其他的种植园主则欢迎打破旧秩序，他们设想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其中种植小麦的农场主将取代种植烟草的种植园主，自耕农将取代贵族，自由共和制度将使他们从种植烟草时形成的心态中解放出来。[9]威廉·考夫曼·斯卡伯勒的《豪门之主：19世纪中期南部的富豪奴隶主》，审视的对象是特大种植园主。斯卡伯勒界定的“富豪奴隶主”（elite slaveholders），就是那些在1850年和1860年这两次联邦人口统计中拥有奴隶人数在250个以上的奴隶主，他们属于种植园主群体的最上层。他发现，这些特大种植园主的经济活动具有多样性，“内战前的富豪奴隶主并不是把他们的全部资本都投资到土地和奴隶身上，他们的利润也不是只从销售主产作物中获得”。在他看来，“富豪奴隶主显然是资本家”。[10]
美国独立战争刚刚胜利，渴望得到西部廉价肥沃土地的东部白人纷纷西进。在成群结队的西进移民中，就有很多种植园主家庭。这也是美国学者关注的领域之三。琼·E．卡欣的《家庭事业：南部边疆上的男女们》这本书，关注的是1810—1860年间种植园主家庭从南部滨海地区到老西南部边疆地区的迁移。他提出，从东部向西南部迁移是种植园主家庭的一项家庭事业。不过举家搬迁的种植园主家庭中男性与女性存在着思想矛盾。很多男性选择迁往西南部边疆是为了摆脱东部滨海地区那种复杂的亲戚关系网，而女性则尽力维持这种关系。很多种植园主家庭中的女性认为，男人们选择迁往边疆地区是受对财富的贪婪所驱使，而她们认为维持家族亲人们之间的联系远远重于追求财富。迁移还使得在对待奴隶态度上也出现男女差异。在东部滨海地区，种植园主男女们都努力遵守一种“家长主义”原则，给奴隶保留一点点做人的体面。但是移居到边疆地区后，男奴隶主抛弃了“家长主义”观念，而女性仍然保留着，甚至同情奴隶。不过，她们对奴隶的同情并没有发展到否定奴隶制的高度。即使心中有所不满，妇女也没有与男人进行正面对抗。“妇女没有直接挑战那个社会制度，是因为她们掌握的资源寥寥，在家庭内部她们的权力微小。离开家庭她们几乎就没有活路。”[11]詹姆斯·戴维·米勒所著的《依托西南部的南方：蓄奴南部的种植园主移民和认同》，关注的则是种植园主从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向西南部地区的迁移。他也发现，在迁家移民问题上，男性和女性往往存在着认识和优先考虑的差异。不过，他认为种植园主家庭的男男女女们都为成功迁移而努力，争取在新的家园重建原来的生活方式。种植园主迁移到西南部去是为了获得那里更肥沃的土地，他们选择西进拆散了很多奴隶的家庭，而长途跋涉反而却使得自己的家庭纽带更紧密。基督教福音派宣扬其信徒应该蔑视尘世跋涉的危险，这种说教显然迎合了迁移者的心理需求，缓解了由于移民造成亲人两地分隔所产生的心理忧烦。“这样，奴隶制中的人际关系和基督教中的精神观念，就成了蓄奴州将种植园主家庭约束在一起的要素。”[12]
大概是受妇女史学兴起和女性研究者日渐增多的影响，奴隶主家庭中的女性成为当代美国奴隶主史学研究的领域之四。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创新之母：美国内战期间蓄奴南部的女性》，探讨的主题是内战期间奴隶主家庭妇女的生活和思想。她认为：“作为南部的阶级和种族安排中最大的受益人，这些蓄奴家庭的妇女们在这场战争带来的变革中损失最多。社会权力基础的快速更迭，使得这些妇女自我定义的方方面面都成了问题。随着白人男性去了战场，奴隶制瓦解，以及战前繁荣生活的失落，性别、阶级和种族的特权也流失了，‘生活中的所有关系’都陷入懊恼和不确定之中。南部的显贵妇女们开始承认：她们过去的妇女观是假定奴隶的存在是要担当体力劳动，白人男性的存在是要提供保护和养育。作为这些妇女自我观念的核心术语，‘女士’一词在言指性别时，既包含了白人性，同时又包含了特权。女士的显贵地位过去一直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压迫性之上的。她们的上流社会妇女观是与阶级和种族棱镜紧紧绑在一起的，这些棱镜把她们反照了出来。”[13]战争期间，这些奴隶主贵妇们竭力应对战争的破坏，努力为自我定义和自我价值寻找新的基础。不过，也有很多妇女发明的新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旨在抵制变革。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所著的《种植园家庭内部：老南部的黑人和白人妇女》，关注的是生活在种植园家庭中的两类女性：奴隶主家庭的女主人和女奴隶，旨在“展示奴隶妇女和蓄奴妇女的独特经历”。她发现，“男主人的统治给女奴隶主和奴隶同样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但是结果却差别很大。对于女主人而言，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男主人的统治是与她们的个人关系融合在一起的。这种融合鼓励她们将这种统治看成是不仅合理而且自然的方式”。尽管男主人的统治，尤其是在男人滥用男性特权时，给女主人造成了痛苦和沮丧，但是并没有促使她们走到反对奴隶制的地步。“她们抱怨自己的生活，但是这种抱怨很少达到反对这个制度的地步，正是这种制度保证了她们作为贵妇所拥有的特权。”[14]柯尔斯滕·E．伍德的《做主的女人：从美国革命至内战期间的孀居奴隶主》，探讨的对象是寡妇奴隶主的生活处境和反应。作者认为，南部奴隶主家庭的女主人在丧夫之后，其所享有的女士身份给她们捍卫自身的利益带来有利条件。在对待现行社会的态度上，孀居奴隶主与男奴隶主没有什么差异。二者都支持白人特权和种族奴隶制，都为奴隶制进行辩护。[15]凯瑟琳·克林顿的《种植园女主人：老南部的妇女》，分析的对象是南部最富有家庭的妇女生活。克林顿发现，这些贵妇们虽然居住着富丽堂皇的宅院，使奴唤婢，拥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她们承受着过多的劳务，得不到足够的赏识。她们的责任未出阁前是取悦父亲，出嫁后是取悦夫君，很难能够独立自主。成婚后不仅她继承的财产和嫁妆立即成为丈夫的财产，就是她们的身体也无法由自己作主。家庭主妇的第一责任是为丈夫生育子女，想拒绝怀孕几乎不可能。种植园女主人很难摆脱男主人肆意妄为造成的伤害，由于没有其他生存之路，离婚几乎也是不可行的。那些不顾一切跟情人私奔的人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抛弃。妇女唯一的安慰来源是宗教。南部女性的生病和死亡率高于北部的女性，对宗教的虔诚和对宿命论的信仰，使得她们面向上帝寻求解脱。[16]
当代美国奴隶主史学研究的领域之五是奴隶主集团的意识形态。把奴隶主作为一个阶级对待并研究其阶级意识形态的佼佼者是已故的尤金·D.吉诺维斯和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夫妇。尤金·D．吉诺维斯1930年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祖父是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移民，父亲是一个码头工人。吉诺维斯青年时期思想颇为激进，17岁就加入美国共产党。不过在布鲁克林学院上学时被共产党开除，此后兴趣转向学术研究。[17]走上史学工作之路后，基本上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美国奴隶主，著作颇有影响。不过，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吉诺维斯皈依了天主教。这种信仰变更对于其史学研究究竟有多大影响不得而知。在其关于奴隶主意识形态的著作中，尤金·D．吉诺维斯的《奴隶主们的困境：1820—1860年南部保守思想中的自由和进步》，是一部篇幅不大但内容精练的作品。他认为，奴隶主是一个受过优质教育的阶级，他们熟悉历史，能够通过阐释历史来论证自己的社会理论。南部的知识分子将道德进步与物质进步区别开来，认为借助于基督教国家发生的运输和通信革命，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基督教，但是基督徒的道德不可能有本质性的进步，即不可能超越耶稣基督的教导。南部人承认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进步总体上是有益的。物质生活的转变，加之基督教在全球的传播，共和制度的兴起，以及获得个人自由的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开辟了一个人类历史辉煌的新时代。不过，南部人对于历史上的进步显示了一种矛盾的态度，这种态度时时出现在他们对古代和中世纪历史的思考中。作为新教徒，他们嘲讽中世纪的人们沉迷于迷信、偶像崇拜和腐朽的宗教价值观，可是却大力赞扬天主教会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他们蔑视中世纪的经济停滞和社会落后，厌恶专制主义、暴力、无知和缺乏娱乐。他们强烈谴责政治对经济的干涉是社会进步的首要桎梏，没有人认为中世纪是现代的榜样，但是他们认可中古社会的很多价值观，认为现代共和主义就根源于封建制度和宪政主义的演进。他们盛赞骑士的出现和基督教精神的成长，尤其推崇那种被资产阶级和金钱至上观念成功推翻的有机的社会关系。奴隶主知识分子批评中世纪的落后，欢迎伴随中世纪消失而来的进步，但对于旧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的消失深感遗憾。这样，他们在抛弃中世纪、接受现代性时，提出了两个相关联的主张，其一，南部仍旧是基督教社会，且已经被新教所改良，是抵御资产阶级异端邪说的堡垒。启蒙思想中缺陷甚多，这种思想带来了法国革命的恐惧、恐怖、政治极端主义和社会混乱；其二，南部的奴隶主与奴隶构成了有机的社会关系，唯有南部代表了没有资本主义社会邪恶的进步和现代性。它并非中世纪生活的再生，而是有着坚实的社会和精神基础的现代的、进步的奴隶社会。他们认为，南部是中世纪生活中健康的建设性成分的合理继承者。[18]
吉诺维斯夫妇在两人合著的《主人阶级的思想：南部奴隶主世界观中的历史和信念》中指出，内战前南部虽然是一个奴隶社会，但这是一个处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的社会，所以奴隶主也接受了很多现代性和进步的事物。在南部人思想中存在着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他们确实相信，尽管奴隶制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错误，这一点很多南部的知识分子痛心地承认，但是奴隶制却能够提供一个力量来抵挡资本主义中最具有毁灭性的东西，尤其是抵御资本主义对具有约束性的人际关系的侵蚀。”耐人寻味的是，这对夫妇明确表白自己对奴隶主怀有敬意。“首先，我们并不掩盖，也从未掩盖我们对奴隶主的尊敬，他们构成了老南部霸道的主人阶级。我们还不掩盖我们对他们的人品和成就怀有很多的钦佩。有些人坚持认为对奴隶主表达尊敬和钦佩就粉饰了奴隶制，淡化了它的残酷性和丑陋，赦免了白人奴隶主对黑人所犯罪行的集体和个人责任。我们觉得没有必要与他们辩论。”[19]《奴隶制中的白人和黑人：南部奴隶主新世界秩序中的阶级和种族》是他们合著的又一部关于奴隶主思想的著作，探讨的主题是南部的奴隶制学说。他们认为，南部奴隶主既推崇中世纪的社会关系，又接受市场经济，这样就陷入了一种理论困境，“即他们为之而战的未来既是建立在依附劳动关系基础之上的，同时又是建立在物质进步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物质进步是通过推翻那种劳动关系才实现的”。不过，尽管他们的理论自相矛盾，他们还是渐渐接受了自己创造的理论，“因为蓄奴南部置身于19世纪的资产阶级世界中，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领域与其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斗，奴隶主需要新的东西来捍卫包括等级制、州权主义和个人依附在内的传统价值观”。[20]除了吉诺维斯夫妇的上列著作外，杰弗里·罗伯特·杨格所著的《驯服奴隶制：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主人阶级，1670—1837》也是一部研究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著作。这本书的论题是1670—1837年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他发现，时至1830年代，这个南部腹地的奴隶制辩护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资本，并至少在南部部分地区得到快速传播，就像棉花和水稻生产得到快速发展那样。奴隶主思想的内容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北部都出现的那种对“现代性”的关怀。实际上只有通过广泛参与大西洋知识界的活动，南部的奴隶主才能形成他们的思想体系，然而最终正是这种思想体系将他们带进一种与西方世界其他部分相脱离的政治流亡状态。[21]
当代美国奴隶主史学研究的第六个领域是内战前南部的分离主义者。在这个领域最著名的成果是威廉·W．弗里林的鸿篇巨制《通向分裂联邦之路》。该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困兽犹斗的分离主义者，1776—1854》正文565页，第二卷《胜利的分离主义者，1854—1861》正文534页，合计1089页。就这项研究所耗用的时间来论，这是一部真正的力作。第一卷于1990年出版，作者在前言中称，他是在20年前开始这项研究的；第二卷出版于2007年，距第一卷出版又过了17年。也就是说，弗里林为这项研究投入了大约37年的光阴。弗里林认为，“在老南部的历史上，分离主义只是一些亡命徒”。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南部团结一致捍卫奴隶制的永久存在。可是南部人在奴隶制问题上有多种愿望。既有支持卡尔霍恩的主张、坚持奴隶制无条件永久存在的人，也有人赞成杰斐逊的观点，即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就将让奴隶制缓慢地消失。由于“太多的南部人为太多的理想而奋斗，所以分离主义者一败再败，最后失去了取胜的信心”。然而在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后，分离主义者这个南部少数派中的少数派，施展阴谋进行最后一次赌博。让他们惊奇的是，这一次分裂联邦的努力竟然胜利了。已经败北的分离主义者变成了胜利者。但南部仍然四分五裂，不可能使用武力赢得这场赌博的胜利。[22]
将当代美国奴隶主史学研究成果归入以上六个领域，只是一种粗略的概括性做法，是为了论述方便的无奈之举。在史学研究高度专业化的当代，博古通今、学识卓越的史学大家难以产生，治学者劳心费力于某一领域选取一个课题进行探究，功成者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这样一来，学术成果便往往以深度专题研究的形式出现，学术研究总体上看则呈“散碎”状态，难以归纳分类。美国的奴隶主史学研究状况也是如此，已有成果皆为专题研究，尚无通贯综论性的奴隶主历史著作出现。奥克斯的《统治种族：美国奴隶主史》，从书名想象似乎是一部美国奴隶主的通论之作，然而实际上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内容并不涵盖奴隶主兴亡的整个历程，而是分成几个专题加以探讨，时间截止到1860年，并未涉及内战期间的奴隶主，没有写到奴隶主的终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日渐兴旺，近年来中国大陆已有以奴隶主为对象或涉及奴隶主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何顺果的《美国“棉花王国”史》，研究的主题是内战前南部奴隶制棉花种植园的发展历程。棉花种植园主是奴隶主群体的核心，他们的种植园经济生产主导着南部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大量的事实证明，奴隶制不仅对种植园主个人是有利可图的，由奴隶生产的棉花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在北部工业革命兴起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奴隶制的采用，和奴隶种植园经济的扩张，不仅造成了南部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还妨碍着自由工业劳动力在南部的形成，导致了工业奴隶制在南部的产生和发展，并反过来影响到南部农业本身及整个南部工商业的发展，给南部经济带来了致命的创伤。”[23]陈志杰的《顺应与抗争：奴隶制下的美国黑人文化》，探究的是内战前南部黑人奴隶的文化生活。该书第一章分析的主题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作者认为：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中存在着对立和妥协两种现象。“实际上双方绝不是简单的支配与从属或压迫与反抗的关系。二者共存于同一种‘特殊制度’之中，既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阶级，又是相互依赖的两个群体，虽然在力量上相差悬殊，但二者都在这种涉及‘主奴辩证法’制度下积极地寻求最大限度地有利于自身的生活方式。”[24]王金虎的《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审视的主题是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的关系。这项研究的核心论点是：内战前南部奴隶主在经济上处于顺境，在政治上走向逆境。奴隶主集团为了捍卫奴隶制的永久存在而在1860—1861年冬春之际做出了脱离联邦的抉择，从而引发了长达4年多时间的残酷内战。内战的进行恰恰毁灭了奴隶制。“奴隶主的存在，是以奴隶制的存在为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奴隶制被毁灭了，奴隶主也就不复存在。可以说，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南部奴隶主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基础。”[25]国内也有专题文章探讨奴隶制在美国的确立。高春常在《英国历史传统与北美奴隶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北美奴隶制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和平自由交换原则和英国法律方面的‘自由’传统受到白人意识制约的结果；或者说，它是英国历史传统中所发育出的普遍性行为规范在白人共同体边界遭遇挑战的结果。”[26]梁茂信在《美国革命时期黑奴制合法地位的确立》一文中提出：美国的黑奴制形成于殖民地草创时期，然而美国革命并没有导致奴隶制被废除，正是1787年宪法中的涉奴条款“为黑奴制的合法化画上了句号”。“1787年宪法生效后，革命时期和平解放黑奴的所有希望都化为泡影了。”[27]上述这三部著作和两篇论文各审视了美国奴隶主史的某个方面或时段，但都不是对整个美国奴隶主兴亡历程的通贯性研究。
美国奴隶主的兴盛衰亡是一个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历史过程，奴隶主与其生存世界的互动构成了这一历史的内容。这项研究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北美奴隶主群体的兴起”，关注的是奴隶主群体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兴起历程，叙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各地区奴隶主群体的发展状况，梳理了南部大种植园主家庭兴起的路径，分析了北美奴隶主群体成长的基础条件。第二章“奴隶主与美国革命”，审视的是奴隶主集团与美国革命的关系，剖析了奴隶主集团，尤其是南部种植园主集团领导美国革命的企图，他们在美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利益得失，论述了美国革命背景下奴隶制在南部和北部的不同命运，并解析了美国国父们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矛盾表现。第三章“奴隶主经济世界的扩张”，探究的是内战前南部奴隶主群体的经济境遇，探索了奴隶主经济空间的扩张和蓄奴活动的赢利性，探讨了种植园主群体与南部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第四章“奴隶管理与主奴关系”，聚焦于种植园主的奴隶管理方式，辨别了奴隶制下主奴关系的共性和差异。第五章“亲奴隶制辩论”，考究的是内战前南部亲奴隶制辩论的演变，辨析了亲奴隶制辩论发生的因缘和论辩路径。第六章“奴隶主集团的政治争斗”，研究了内战前南部奴隶主集团在政治世界里捍卫奴隶制的努力，考察了他们在南部社会的统治地位，描述了他们通过联邦政府捍卫奴隶制的举措，考证了他们最终做出脱离联邦选择的根由。第七章“奴隶主集团的灭亡”，考察的是南部奴隶主集团经过内战走向灭亡的历程，解剖了他们在战争中的困境和磨难，以及在战后的境遇与选择。这七章论题的内容前后衔接相互关联，总体上反映了美国奴隶主群体的兴亡历程。
这项研究在指谓奴隶主的复数时，使用“奴隶主们”“奴隶主群体”和“奴隶主集团”三个词语。这种行文方式略有含混模糊之嫌，不过大致上符合历史本相。奴隶主人数众多且有一个共同身份，即他们都是蓄奴之人，说他们是一个群体理所应当。一个社会群体当然并非必然就会结为一个集团，美国奴隶主也确实不是时时事事都表现得高度一致，事实上在一些问题上奴隶主群体内部出现过歧异和对立，分属不同的党派，可是，在事关奴隶主根本利益的奴隶制命运问题上，绝大多数奴隶主选择了同样的立场，即他们几乎都捍卫奴隶制，这种立场在美国制宪过程中，在国会有关奴隶制的辩论中，尤其是在1860—1861年脱离联邦的抉择中，都得到了鲜明的宣示。不管个人情愿与否，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奴隶主们在事关奴隶制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就会结成一个集团。
[1] James Oakes, The Ruling Race: A History of American Slaveholders,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2, p. ix.
[2] Rachel N. Klein, Unification of A Slave State: 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South Carolina Backcountry,1760-1808, 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pp.6,7.
[3] Christopher Morris, Becoming Southern: The Evolution of a Way of Life, Warren County and Vicksburg, Mississippi,1770-1860,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 xvlii.
[4] Edward E. Baptist, Creating an Old South: Middle Florida's Plantation Frontier before the Civil War, 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2, p.29.
[5] Adam Rothman, Slave Countr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ep Sou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218.
[6] William Dusinberre, Them Dark Days: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Rice Swamps, New York and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p.431,432.
[7] Daniel Blake Smith, Inside the Great House: Planter Family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Society,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pp.21-22.
[8] Steven M. Stowe, Intimacy and Power in the Old South: Ritual in the Lives of the Planters,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 pp. xvii-xviii.
[9] T. H. Breen, Tobacco Culture: The Mentality of the Great Tidewater Planter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pp. xxv-xxvii.
[10] William Kauffman Scarborough, Masters of the Big House: Elite Slaveholders of the Mid-Nineteenth-Century South,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 pp.218,409.
[11] Joan E. Cashin, A Family Venture: Men and Women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6.
[12] James David Miller, South by the Souhwest: Planter Emigr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Slave South,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2, pp.9,11.
[13] Drew Gilpin Faust, Mothers of Invention: Women of the Slaveholding South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hapel Hil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 p.7.
[14] Elizabeth Fox-Genovese, Within the Plantation Household: Black and White Women of the Old South, 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8, p.30.
[15] Kirsten E. Wood, Masterful Women: Slaveholding Widows 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rough the Civil War, 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4, pp.10, 12.
[16] Bertram Wyatt-Brwn, “Plantation Women in the Slave South”,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1, No. 4（Dec. ,1983）, pp.517-518.
[17] J. William Harris, “Eugene Genovese's Old South: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ume LXXX, No.2（May,2014）, p.328.
[18] Eugene D. Genovese, The Slaveholders'Dilemma: Freedom and Progress in Southern Consevative Thought,1820-1860,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2, pp.1-7.
[19] Elizabeth Fox-Genovese and Eugene D. Genovese, The Mind of the Master Class: History and Faith in the Southern Slaveholders' Worldview,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pp.3,5.
[20] Elizabeth Fox-Genovese and Eugene D. Genovese, Slavery in White and Black: Class and Race in the Southern Slaveholders'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pp.3,9.
[21] Jeffrey Robert Young, Domesticating Slavery: The Master Class in Georgia and South Carolina, 1670-1837, 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 p.5.
[22] William W. Freehling, The Road to Disunion, Vol. I, Secessionists at Bay:1776-1854,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 viii.
[23] 何顺果：《美国“棉花王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24] 陈志杰：《顺应与抗争：奴隶制下的美国黑人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5页。
[25] 王金虎：《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页。
[26] 高春常：《英国历史传统与北美奴隶制的起源》, 《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10页。
[27] 梁茂信：《美国革命时期黑奴制合法地位的确立》, 《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第105, 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