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卢卡契：“整体性”思想与艺术哲学

本书论述20世纪德国的文学思想，有必要对本章探讨匈牙利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卢卡契的艺术哲学先做一个简要说明：在德国“文学社会学”思想的框架内阐释卢卡契的美学思想，不仅在于他的大部分论著用德语写成、先在德国发表，更由于论述20世纪上半叶德国关于“文学社会学”的早期思考，无法绕过他的学说。他的著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彼时德国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青年卢卡契在柏林和海德堡攻读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受到齐美尔和狄尔泰思想颇多启迪；他是布洛赫的同学和朋友，二者均出入于韦伯的学术沙龙和格奥尔格的朋友聚会。他的两部早期代表作《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前者受到艺术社会学的引导，后者受到韦伯类型学方法的影响。当然，人们应当对卢卡契的早期美学思想（约至1918年）与1930年前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做出必要区分。

1961年，卢卡契（1885－1971）关于“文学社会学”的论述第一次被辑录成《文学社会学论文集》出版，编者路茨在“论文集”导论中说：

卢卡契本人运用“文学社会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几乎一直带着批判的口吻。他把自己关于文学史研究的论文看做文学的历史哲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1]

编选这部论文集的目的，是为了把卢卡契丰富的文学论述纳入“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以便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诠释框架内，分析文学同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之间的功能性关系”[2]。的确，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卢卡契美学的核心问题，这就必然使他的美学思想呈现出宽广的文学社会学视域，这是所有真正的文学社会学理论研究都无法绕过的。编者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卢卡契式的文学社会学或多或少是一种采用历史－经验方法的文学之社会学。”[3]这里的“或多或少”中的“或少”究竟指什么呢？

中年卢卡契在他的生平回顾《我的走向马克思之路》中强调指出，他在学生时代所阅读的马克思著作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主要限于经济学、尤其是社会学；他当时还没有涉及唯物主义哲学，只是把马克思视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1906年至1907年成为齐美尔的朋友，1912年左右与马克斯·韦伯交往频繁。他写道：

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和马克斯·韦伯的基督教论著是我走向“文学社会学”的榜样。在这些著作中，虽然还能窥见一些被稀释和淡化了的马克思思想的元素，但是几乎认不出来了。我一方面以齐美尔为榜样，尽一切可能把“社会学”同那种极为抽象的经济基础区分开来，另一方面看到了“社会学的”分析只是真正科学地研究美学的一个先期阶段。[4]

卢卡契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社会学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方面，他的早期著述已经质疑和批判“文学社会学”命题，甚至否认这一研究方向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早期关注的、颇为独到的“形式的历史哲学问题”，在形式中见出文学存在的缘由，在艺术塑造中、而不是在内容关联中看到作品的社会因素。文学借助形式来反映现实这一立论，并以此考察文学与环境和现实的联系，当然也就直接关乎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后来，阿多诺的文学社会学观点，与卢卡契的早期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庸俗社会学”常被看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和庸俗化的观念体系。卢卡契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重量级人物，他拒绝将“庸俗社会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或内在危险，而直接视之为晚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的一个主导方向，同时也是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资产阶级思维方式的残余。他几乎否定了彼时“文学社会学”方向的各种尝试，反对一切以群体和阶层为出发点的文学研究，批评从事单独社会事实和历史现象的社会学探讨。在他看来，这些方法看似具体，其实极为抽象，只见表面而缺乏总体关照，无论如何也把握不住整体社会。卢卡契的立足点是其著名的整体性思想亦即历史哲学视角，黑格尔式的整体观对他的影响深刻而长久，他始终没有脱离其早期“小说理论”提出的历史哲学问题以及为此而设置的总体背景。

卢卡契的艺术哲学所主张的社会整体性观念，实为经验实证的文学社会学的对立模式；并且，他曾明确指出自己的美学思想和文学概念中的“艺术”和“文学”不属于社会学范畴。然而，他对历史哲学上的“正确性”和把握现实整体（“总现实”）的要求，他关于社会关系整体性之“反映论”的文学塑造理论，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时必须讨论的学说。他的理论可以称得上“恢宏”，但是其先验论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谈论文学与社会的时候，套用公式和武断是他的最大缺陷。他所说的艺术“真实”，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并带有很大的任意性。他那种从一般到个别、从个别到一般的“总而言之”的思维方式，使他在方法论上的设想和许诺很难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