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艺术哲学与文学社会学的分野

鉴于卢卡契对古典美学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重视现实主义艺术反映的整体性，路茨就卢卡契同文学社会学的关系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的美学，确实倾向于根究特定历史状况中的文学和社会之有凭有据的（‘特殊的’）制约吗？”“或者说，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能否在它宽广的历史场域的阐释框架内，获得有关文学和社会之历史－社会关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78]另外，鉴于卢卡契从来没有对他的“人文主义”、“进步”、“民主”等基本概念做过“确切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界定，或由于哲学家卢卡契的纯思辨色彩，以及他的文学观中的“社会”并非五、六十年代学院派文学社会学中的学科化范畴，路茨把卢卡契的文学观视为艺术哲学：“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只能属于艺术的辩证历史哲学，而不是文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社会学。”[79]

诚然，卢卡契曾在1914年发表论文《论现代戏剧的社会学》，然而，按照他本人后来的说法，这篇论文以及《小说理论》产生之时，他的思想还处于“反动”时期和受到“唯心主义神秘性”侵害的时期。[80]尽管如此，不少人认为《小说理论》是卢卡契最完美的一部著作，托马斯·曼、布洛赫、克罗齐、本雅明、戈德曼、阿多诺等人，都说这本书给他们留下了经久的印象。[81]由于《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布鲁姆纲领”遭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判，[82]卢卡契逐渐转向文学史研究，他的美学思想在1930年前后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他在1930年至1931年旅居莫斯科，亲自参加了历史上第一次马克思、恩格斯文论的系统编选和注释工作。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卢卡契遭到驱逐。他开始流亡苏联，一到莫斯科就在国际作家大会上做了题为《我的走向马克思之路》的发言。且不看这一自传是否确实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卢卡契对自我历史的违心而卑躬屈膝的清算；[83]1930年与1933年的两次苏联行，其生活经历和历史背景是不容忽视的事实：第一次侨居苏联时的马恩文论编选工作，使他有可能统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并在注疏的同时反思自己的美学思想。他第二次到达苏联，正赶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在苏联确立之时。尽管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与苏联官方的解释不尽相同，他却成为这个艺术方向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并“不断作出模棱两可的辩护”[84]。这种倾向在他以后的美学思想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其现实主义理论亦被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部分。没有这些经历，他后来的美学之路很可能是另外一种走向。生活使他置身于苏联对文学艺术中的庸俗社会学的批判，直接参加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设，投入了“表现主义论战”，即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85]且成为一方观点的主要代表。

只有把揭示个别作家或风格的所谓社会等值当作自己唯一任务的庸俗社会学，才认为阐明了社会发展史，就回答了和解决了每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完全不是这样看问题的。

再怎样精致的心理学，再怎样装扮成科学模样的社会学，都不能在这个混沌体[世界]中创造出一个真正的叙事性的关联来。[86]

卢卡契1933年之后的许多文学史著述，即对18世纪至20世纪的德、英、法、俄作家的分析，首先是在黑格尔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通过考察市民社会的经典文学，展示莱辛、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托马斯·曼、托尔斯泰、果戈理等大作家的作品，是如何反映他们所处时代中的社会矛盾的。他认为，正是对于时代风貌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使他们的作品成为伟大的艺术。他提出了关于社会关系整体性之“反映论”的文学塑造理论，视之为辩证法文学思想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在卢卡契看来，市民社会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才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楷模，它既不同于苏联官方所宣传的工人文学，也不同于“先锋派”的文学，如乔伊斯、多斯·帕索斯等作家的现代小说。尽管他认为“人道主义在苏联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加强”，赞扬“最著名的俄国作家们都感到有深入描绘新生活的必要”[87]，但是他所追求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与斯大林时期的僵化而简单粗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毕竟存在差别，故此，他的美学观点遭到了严厉批判。以他1930年代的一些论文结集而成的《十九世纪的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1937）和《论现实主义的历史》（1939）为导火线，苏联理论界对他进行了大规模清剿：一方面呵责他轻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另一方面诟病他对新的艺术形式视若无睹。[88]本来，作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所研究员的卢卡契，在流亡苏联的十年中专注于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遭到斯大林主义的清洗。换言之：“对卢卡契而言，美学是作为解决他所描述的困境的一种策略性反应而出现的。”[89]可是，他后来却经常成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信手拈来的批判对象，成为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步苏东理论界后尘，也曾组织过卢卡契批判；1965年译稿已经基本集齐、八十年代才得以出版的二卷本《卢卡契文学论文集》，原先是作为批判材料而编译的。[90]这就是卢卡契的“宿命”：从新康德主义经黑格尔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被许多人视为“马克思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91]或“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92]，却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修正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与“修正”只是一步之遥。

[1] 路茨：卢卡契《文学社会学论文集·导论》，第11页。（Georg Lukács,Schriften zurLiteratursoziologie,ausgewähltundeingeleitetvon Peter Ludz,Berlin/Neuwied:Luchterhand,1961）

[2] 路茨，同上，第12页。

[3] 路茨，同上，第29页。

[4] 卢卡契：《我的走向马克思之路》，《思想和政治论集》，第325页。（Georg Lukács,Schriften zurIdeologie und Politik,ausgewähltundeingeleitetvon Peter Ludz,Berlin/Neuwied:Luchterhand,1967）——另参见《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等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11页：“席美尔金钱哲学、韦伯关于宗教伦理的著作，是我早年的榜样。”

[5] 卢卡契：《现代戏剧发展史·导言》（1909），《文学社会学论文集》，第71页。卢卡契后来也批判了第二国际中的不少人“简单机械地、庸俗地、非辩证地和直接地从常常是被简单化了的经济事实当中去引申出思想现象和文学作品来”。（卢卡契：《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利德里希·恩格斯》（1935），《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5页）

[6] 卢卡契：《现代戏剧发展史·导言》（1909），《文学社会学论文集》，第72页。——后来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艾亨鲍姆的观点与卢卡契在此提出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素材的特性来自它的运用，材料存在于形式之中。（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1925）

[7] 卢卡契：《心灵与形式·论说文的本质和形式》（1910），《卢卡契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8] 卢卡契：《现代戏剧发展史·导言》（1909），《文学社会学论文集》，第72页。

[9] 参见巴尔：《乔治·卢卡契的思想》，《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张伯霖等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10] 参见卢卡契：《心灵与形式·论说文的本质和形式》（1910），《卢卡契早期文选》，第129页。

[11] 卢卡契，同上，第138－139页。

[12] 参见卢卡契，同上，第130页。

[13] 参见卢卡契，同上，第127页。

[14] 卢卡契：《小说理论·形式的历史哲学问题》（1916），《卢卡契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15] 参见卢卡契：《现代戏剧发展史·导言》，《文学社会学论文集》，第74页。

[16] 卢卡契，同上，第74页。

[17] 这篇论文是卢卡契根据《现代戏剧发展史》1911年修订本的序章改写而成的，1914年以《论现代戏剧的社会学》为标题发表于德国图宾根《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库》（Archivfür Sozialwissenschaftund Sozialpolitik）第38期（1914），第303－321、326－335、662－674页。（另载卢卡契《文学社会学论文集》，第261－295页）

[18] 卢卡契：《论现代戏剧的社会学》（1914），《文学社会学论文集》，第262页。

[19] 卢卡契：《艺术与客观真理》，转引自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7、58页。

[20] 参见卢卡契：《倾向性或党性？》（1932），《文学社会学论文集》，第113－114页。

[21] 参见卢卡契：《作家与批评家》（1939），《文学社会学论文集》，第210页。

[22] 形式社会学是形成于十九世纪末的社会学重要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齐美尔（Georg Simmel）和维泽（Leopoldvon Wiese）。他们主张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可以忽略内容，集中研究社会关系的形式。滕尼斯从“社区”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入手，分析这两种社会结构的一般形式，树立了社会形式（理想类型）研究的范例。齐美尔主张社会学应该脱离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专门研究社会关系的形式或人类交往的形式。维泽则提出了关系社会学，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人的交往构成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形式社会学对后来研究人际关系和群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23] 参见卢卡契：《作家与批评家》（1939），《文学社会学论文集》，第206页。

[24] 卢卡契，同上，第206页。

[25] 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1945），《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6页。

[26] 卢卡契，同上，第276－277、293页。

[27] 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1936），《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2页。（原文标题：Erzählen oder Beschreiben?，直译当为《叙述还是描写？》）

[28] 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阐发的“物化”命题，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异曲同工；其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尚未被发现。卢卡契是在苏联期间（1930－1931）第一次读到马克思的这部1932年面世的《手稿》。

[29] 参见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1945），《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81－282页。

[30] 卢卡契：《审美特性》，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48页。

[31] 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1945），《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1页。

[32] 卢卡契：《普希金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1947），《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95页。

[33] 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1945），《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9页。

[34] 参见卢卡契，同上，第301－302页。

[35] 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0页。

[36] 卢卡契：《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1938），《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08页。

[37] 卢卡契：《作家与批评家》（1939），《文学社会学论文集》，第206－307页。

[38] 卢卡契：《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1938），《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2页。（引文对译文有改动，原译为：“由于社会学的方法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无意识的卫道主义者。”）

[39] 参见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1936），《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0、80页。

[40] 菲根：《文学社会学的主要方向及其方法——文学社会学理论研究》，波恩：Bouvier，（1964）1974年，第74页。（Hans Norbert Fügen,Die Hauptrichtungen derLiteratursoziologie undihreMethoden.Ein Beitragzur literatursoziologischen Theorie,6.Auflage,Bonn:Bouvier,(1964)1974）

[41] 参见德尔纳、福格特：《文学社会学：文学，社会，政治文化》，第22页。（Andreas Dörner/Ludgera Vogt,Literatursoziologie.Literatur,Gesellschaft,politischeKultur,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94）

[42] 卢卡契：《巴尔扎克与法国现实主义·前言》（1951），《文学社会学论文集》，第243页。

[43] 《小说理论》草稿创作于1914年夏，定稿于1914/15年之冬，1916年发表在德语杂志《美学与普通艺术学》（ZeitschriftfürÄsthetikund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上，1920年出版单行本。此书与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被并列视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典范之作。

[44] 见卢卡契：《小说理论·完整的文化》（1916），《卢卡契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4页。

[45] 卢卡契：《小说理论·形式的历史哲学问题》，《卢卡契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46] 卢卡契：《小说理论·小说的历史哲学制约性及其重要意义》，《卢卡契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47] 卢卡契：《小说理论·完整的文化》（1916），《卢卡契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4页。——卢卡契以后在批判表现主义的时候，亦强调了表现主义的“碎片化”现象，认为它对世界的感觉不是从事物内部和真实世界进行构思，而是追求怪异新奇的艺术技巧，以起到标新立异的作用，“这种作用正是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它能够迅速地把事实上完全不同的、零碎的、从联系中撕下的现实碎块令人惊奇地拼凑在一起。[……]其最终效果不过是极度的单调无聊而已。”（卢卡契：《问题在于现实主义》（1938），载《表现主义论争》，张黎编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6页。（另译《现实主义辩》）

[48] 深受卢卡契《小说理论》影响的本雅明说：“小说家就是这样的。他是真正孤独、沉默的人。史诗的人只是休息。在史诗中，人们劳动一天之后便休息了；他们聆听、做梦、收集。小说家把自己排除在人群和他们的活动之外。小说的诞生地是离群索居的个人[……]。写一部小说就是把人的存在表现出来的不协调推到极端。”（本雅明：《小说的危机》，转引自秦露：《文学形式与历史救赎——论本雅明〈德国哀悼剧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49] 卢卡契：《小说理论·序言》，《卢卡契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VI－VII页。

[50] 参见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51页。

[51] 德梅茨：《马克思、恩格斯与诗人——德国文学史的一个章节》，第210页。（Peter Demetz,Marx,Engels unddieDichter.Ein KapiteldeutscherLiteraturgeschichte,Frankfurt/M u.Berlin:Ullstein,1969）

[52] 参见卢卡契：《小说理论·形式的历史哲学问题》（1916），《卢卡契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32页。

[53] 路茨：卢卡契《文学社会学论文集·导论》，第54页。

[54] 伊格尔顿甚至认为：“在讨论商品形式的变形问题时，卢卡契在每个方面都带上了唯心主义的色彩。”（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8页）

[55] 晚年卢卡奇一再批判自己的“充满错误”的史前史，包括他的早期整体性思想。这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少迷惑。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自我批评说：“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恢复了马克思的方法，我的努力却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因为我将总体论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页）卢卡契的自我批评或许出自内心亦即真正的反省，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他在苏联以及1944年返回匈牙利之后，紧张的学术气氛和严厉的政治批判给他带来的巨大压力。作家或批评家放弃或者批判自己早先的艺术主张，这是原来苏东等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常见现象，其根源不一定在观点本身，常常来自环境的压力。同样，他从《小说理论》或《历史与阶级意识》时代的思想到流亡苏联后倒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般被视为他的文学思想的一次断裂。其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一方面，没有对“伟大的现实主义”之乌托邦的坚定信仰，是很难成就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丰富著述的。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他作为一个流亡者面对斯大林主义而不得不“入乡随俗”的可能性。后来，随着1955年之后苏东解冻时期的到来，卢卡契又一次调整了他的美学思想，虽然还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却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他青年时代的新康德主义的理论目标。《审美特性》（1963）一书便不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他以这部巨著了却了青年时代（海德堡求学期间）就想写作一部体系性的美学著作的宿愿。卢卡契是矛盾的，詹姆逊的观点也许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卢卡契的多次转变亦即自我“背叛”和“修正”是他对作品及其结构、它们同社会的关系以及认识论价值的不断探索。（参见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39页）

[56] 参见邱晓林：《论卢卡契的文艺意识形态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72－75页。——海尔曼认为，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已经把整体性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范畴来研究。（参见海尔曼：《乔治·卢卡契》，《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张伯霖等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57] 卢卡契：《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利德里希·恩格斯》（1935），《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页。

[58] 参见《表现主义论争》（张黎编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卢卡契的相关论述。

[59] 参见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73页。

[60] 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0页。

[61] 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1945），《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4页。

[62] 卢卡契，同上，第274－275页。

[63] 卢卡契：《艺术与客观真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二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第429页。

[64] 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1945），《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87页。

[65] 卢卡契，同上，第288页。

[66] 卢卡契，同上，第290－291页。

[67] 参见卢卡契，同上，第288－290、293页。

[68] 卢卡契，同上，第291页（引文对译文有改动）。

[69] 路茨：卢卡契《文学社会学论文集·导论》，第59页。

[70] 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1945），《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2页。

[71] 参见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62页。

[72] 卢卡契：《变坏事为好事》（1932），《文学社会学论文集》，第150页。（Georg Lukács,Aus der Not eine Tugend, in:Schriften zurLiteratursoziologie,ausgewähltundeingeleitetvon Peter Ludz,Berlin/Neuwied:Luchterhand, 1961）

[73] 卢卡契：《〈巴尔扎克与法国现实主义〉序言》（1951），《文学社会学论文集》，第241－242页。（Georg Lukács,VorwortzuBalzac undderfranzösische Realismus,in:Schriften zurLiteratursoziologie,ausgewähltund eingeleitetvon Peter Ludz,Berlin/Neuwied:Luchterhand,1961）

[74] 卢卡契，同上，第243页。

[75] 卢卡契：《小说理论·史诗和小说》（1916），《卢卡契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译文略有改动）

[76] 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1936），《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0页。

[77] 卢卡契，同上，第73页。

[78] 路茨：卢卡契《文学社会学论文集·导论》，第61页。

[79] 路茨，同上，第68页。

[80] 参见卢卡契：《问题在于现实主义》（1938），载《表现主义论争》，张黎编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一九一四年冬至一九一五年，[……]我的《小说理论》（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部反动的著作）充满着唯心主义的神秘性，对历史发展的所有分析都是错误的。”

[81] 参见巴尔：《乔治·卢卡契的思想》，《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张伯霖等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8页。

[82] 《历史和阶级意识》由八篇文章组成：《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1919）；《阶级意识》和《合法性与非法性》（1920）；《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1921）；《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1922）。《历史与阶级意识》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列，共享二十世纪哲学桂冠。该书于1923年首次出版，在国际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和激烈争议，或许是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作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卢卡契进行了多次批判，将这部著作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消除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对立，是陈旧的黑格尔主义加上拉斯克（Emil Lask）、柏格森（Henri Bergson）、韦伯、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马克思和列宁等思想家之理论的大杂烩。而更多西方学者则对它评价极高，视之为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就，它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奉为圭臬。后来，卢卡契本人却一再检讨此书中的错误，认为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充满了唯心主义，缺乏反映论的观点，否认自然辩证法，因而是反动的。”（卢卡契：《问题在于现实主义》，载《表现主义论争》，张黎编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当今学界一般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纷繁思潮的奠基作，标志着西马思潮的开始。这部著作在二十年代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左派知识界人士，如德国的本雅明、布洛赫、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法国的莫里斯·梅洛-庞蒂和戈德曼。——卢卡契在1928年至1929年间撰写并散发“布鲁姆纲领”，这是卢卡契以布鲁姆（Blum）的笔名，为进行地下工作的匈牙利共产党撰写的宣传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纲领。在受到共产国际的公开批评后，卢卡契于1929年做了自我批评。

[83] 参见杜章智编译：《卢卡奇自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10-215页。

[84] 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8页。

[85]  1937年9月起，流亡在莫斯科的德国人主办的文学月刊《言论》（Das Wort）上展开了激烈的“表现主义论战”，卢卡契以《问题在于现实主义》（载《言论》，1938年第6期）介入论战。此时，该杂志上的论战已经接近尾声，卢卡契的文章立刻使论争的焦点转向现实主义理论问题。

[86] 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1936），《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9、63页。

[87] 卢卡契，同上，第77、83页。

[88] 参见罗森堡编：《乔治·卢卡契生平年表》，《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90－591页。

[89] 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8页。

[90] 参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91] 参见桑塔格：《乔治·卢卡奇的文学批评》，《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94页：“我不认为（如许多人那样）卢卡奇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最有趣或最可信的形式，他也不是（如他一直被称呼的那样）‘马克思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92] 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转引自燕宏远：《国外对卢卡契的几种评价》，《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张伯霖等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