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

一、文体的结构层次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体”一词，义有多端：或指称体裁，如明人徐师曾（1517—1580）撰有《文体明辨序说》[1]，辨析各种文学体裁的特征；或指称风格，如钟嵘（约468—约518）《诗品》卷中“宋征士陶潜诗”条评陶渊明（365？—427）的诗歌说：“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2]，盖指陶渊明诗风格简洁明净；或指称语体，如江淹（444—505）《杂体诗》三十首模拟古人名作如《古离别》之类的语言体式，自序称：“今作三十首诗，效其文体”[3]。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感叹中国文论中“体”的内涵，“既指风格（style），也指文类（genres）及各种各样的形式（forms），或许因为它的指涉范围如此之广，西方读者听起来很不习惯”[4]。“文体”一词的多重含义，在中国现代文论中也仍然延续使用。

其实，一词多义并非汉语世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例如在英语中，“style”一词，既可指某一时代的文风，也可指某一作家使用的语言习惯；既可指某种体裁的语言特点，又可指某一作品的语言特色；也有多种涵义，因此或译为“文体”，或译为“语体”，或译为“风格”[5]。概念所指称的对象的丰富性，造成概念自身内涵的多义性，这是一种普遍性的语言现象。

本文所用“文体”一词，指的是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根据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所指涉的范围的不同，可以有个体文体（包括作品个体文体和作家个体文体）、时代文体、民族文体、文类文体等[6]。由于中国古代文论中所说的“体”或“文体”，大都离不开“类型”或“文类”的意思，大致相当于西方文学术语中的genre[7]，所以本文所论也以文类文体为主。为了行文的方便，在本文中，如未特别加以说明，文体都指文类文体。

在古汉语中，“体”原本是人身各部位的总称。《说文》：“体，总十二属也。”段玉裁认为，十二属即顶、面、颐、肩、脊、尻、肱、臂、手、股、胫、足[8]。而且，“体”还表现为人身各部位的结构层次，《释名·释形体》说：“体，第也，骨肉毛血，表里大小相次第也。”[9]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具有把艺术形式拟人化的传统，文学批评家喜欢把艺术与人体视为“异质同构”，往往以人体结构来比拟艺术结构[10]。论“文”而称“体”，便是用人体来类比文章结构的总貌，以为文体与人体有相似甚至相通之处。正如明沈承（生卒年未详）所说的：“文之有体，即犹人之有体也。”[11]就像人体是由全身各部位组成的整体结构一样，作为一个和谐统一的生命整体，文体也有自身的组织结构。

文体的组织结构无疑是多层次的，古今中外的文论家对文体的多层次结构有着不同的划分方式。

刘勰（466？—539？）《文心雕龙·附会》说：

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12]

他认为，文的体制（即文体）由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因素综合组成，这四者构成文体基本的组织结构。与此类同，北朝颜之推（531—590后）《颜氏家训·文章》也说：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13]

他们对文体的构成因素所作的比喻略有歧异，如同是“事义”，刘勰比喻为“骨髓”，颜之推则比喻为“皮肤”；同以“骨髓”或“筋骨”为喻体，刘勰指的是“事义”，颜之推指的是“气调”。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是都用人体比喻文体；第二，更重要的是，都采用了文体结构的内、外二分法：在刘勰，内在结构因素有“情志”与“事义”，外在结构因素有“辞采”与“宫商”；在颜之推，内在结构因素有“理致”与“气调”，外在结构因素有“事义”与“华丽”。

这种文体结构的内、外二分法，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的习惯性思维。例如唐人白居易（772—846）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14]明人王文禄（嘉靖十年［1531］举人）说：“文显示目也，气为主；诗咏于口也，声为主。文必体势之壮严，诗必音调之流转。是故文以载道，诗以陶性情，道在其中矣。”[15]他们也同样是从内、外两个层次说明了诗的特征，比较了诗文的异同：言与声、气与声、体势与音调，这都属于外在层次；情与义、载道与陶情，这都属于内在层次。

现代中国的语言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借鉴西方文体学理论，对文体的结构层次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如王佐良、丁往道主编的《英语文体学引论》，在对每种文体的分析中，大致从语法、词汇、语音、语义、篇章五个方面入手。但在分辨诗体和其他文类的不同特点时，却指出了另外五个方面的特点，即：“诗反映生活往往是间接的、曲折的，但同时又是深刻的和强烈的”；“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诗更强调想像”；“诗有它独特的形式”，“诗句有一定的节奏”；诗讲究修辞，“语言特别优美和精练”；诗在词汇和句法上多有变异[16]。应该说，这五个方面更足以包容文体的构成因素。但是略显不足的是，第一，该书仅注重对各个方面条分缕析，而未能将这五个方面综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结构；第二，在具体的分析中，该书分别论述了诗的节奏、音韵、语言风格、语法、修辞等偏重于纯形式的特点，但却忽略了对诗体反映生活、强调想像等特点的分析。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创造》一书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从文体的呈现层面看，文本的话语秩序、规范和特征，要通过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体现出来，这就是（一）体裁，（二）语体，（三）风格。”[17]该书所论“文体”，取义较广，与本文所说的“文体”的涵义不同，本文所说的“文体”大致对应于该书的“体裁”，同时兼容“语体”、“风格”的部分含义。但是该书认为文体作为系统，其各个结构层次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这一研究思路对本文是极富启发性的。

朱艳英主编的《文章写作学（文体理论知识部分）》，认为文体结构的浅层因素包括五个层次，即形态格式、语言风格、表达手法、结构类型、题材内容[18]。这五个层次大致构成一个由外及内的结构系统。

综合以上诸种观点，我认为，一种文体的基本结构，犹如人体结构，应包括从外至内依次递进的四个层次，即：（一）体制，指文体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犹如人的外表体形；（二）语体，指文体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犹如人的语言谈吐；（三）体式，指文体的表现方式，犹如人的体态动作；（四）体性，指文体的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犹如人的心灵、性格。

文体的这四个结构层次，体制与语体，偏重于外，往往通过观察、分析便可以直观地把握；体式与体性，偏重于内，只能通过仔细的辨析和比较才能深入地体察。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韦勒克（René Wellek）、沃伦（Austia Warren）所说的：“文学类型应视为一种对文学作品的分类编组，在理论上，这种编组是建立在两个根据之上的：一个是外在形式（如特殊的韵律或结构），一个是内在形式（如态度、情调、目的等以及更粗糙的题材和读者观众范围等）。”[19]

文体结构系统及其相互关系如下图：

本文即拟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文体结构各个层次的构成、特征和功能等方面的论述，考察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的基本内容。

[1] 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 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页260。

[3] 江淹：《杂体诗》，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31，页444。

[4]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页4。

[5] 丁往道：《文体学概论·序》，秦秀白：《文体学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页1。英国文体学家罗杰·福勒（R．Fowler）编《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Modern Critical Terms，周永明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style”条，汉译为“风格”，说：“风格是一种表达方式。……风格可以被视为一个作家的特征，一个时期的特征，一种特殊的劝说方式（修辞）的特征，或是一种体裁的特征。”（页68）关于“style”在英语里的含义，刘世生曾列举过31种，见《文体学的理论、实践与探索》，《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第2期（1992）；后来他又补充列举该词另外几个含义，见胡壮麟、刘世生《文体学研究在中国的进展》，《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6] 参见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收入《中国古代文论管窥》（济南：齐鲁书社，1987），页22—32。

[7] 宇文所安认为，“体”是标准形式（normative form）。在中国文学思想中“体”的用法非常宽泛，“英文中那个比较含糊的词‘genre’（文类）庶几可以对译；但是，‘体’兼有英文‘style’（风格）一词的一个方面。”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附录《术语集释》，页662—663。

[8]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经韵楼藏版本，1981），页166。

[9] 刘熙：《释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2。

[10] 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页3。

[11] 沈承：《文体》，载《毛儒初先生评选即山集》（明天启刻本），卷4“策”。

[12]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卷9，页650。

[13] 颜之推：《颜氏家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上。

[14] 白居易著、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45《与元九书》，页960。

[15] 王文禄：《文脉》（《学海类编》本），卷1。

[16] 王佐良、丁往道主编：《英语文体学引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页199，页365—366。

[17]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1，页103。

[18] 朱艳英主编：《文章写作学（文体理论知识部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17—19。

[19]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页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