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沈从文不是在五四时期成名的作家，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以后才逐步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沈从文正式登上文坛是与徐志摩的欣赏和推荐分不开的；沈从文步入文学圈以后，接触最多的也是徐志摩所代表的“新月派”，跟胡适、林徽因等人都过从甚密。“新月派”成员大多曾留学欧美，推崇西方的文化理念和绅士风范；而沈从文是一个来自湖南湘西、地方行伍出身的、自学成长的青年，一句英文不会讲，对西方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兴趣。沈从文自己说过：“我看外国小说不大受影响”^[1]。他要好的朋友施蛰存也曾经这样描述他：“安于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怯于接受西方文化。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2]。沈从文还常常戏谑地自称为“乡下人”。

那么，新月社诸人特别是胡适、徐志摩和林徽因这些重量级人物，为什么会如此欣赏，并且积极扶植和培养一个文化理念跟他们并不相同的年轻人呢？

跟同时代作家相比，沈从文的文学理念和创作风格带有非常明显且出奇坚定的本土倾向。这种倾向体现在艺术上，是忠诚地遵循中国本土传统的艺术精神和美学精神，主张新文学必须“有个传统艺术的空气，以及产生这种艺术品的心里习惯”^[3]；体现在社会发展上，是强调对本民族文化的尊重，认为必须“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重建起来”^[4]。沈从文跟同时代作家的最大区别，就是在对于传统文化评估上的区别。也正是沈从文这一特点吸引了新月派的注意和赞赏。

在新文化运动落潮以后，新月派是比较明确地意识到传统文化重要性的一个团体，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徐志摩、闻一多则在诗歌艺术上提出了“新格律诗”，这些努力都是意图把新文化运动未曾思考过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那就是“新文化如何和传统文化接轨”，“新文学又如何利用传统的文学资源”？沈从文的出现，让他们看到了这一命题延续的可能性。对此，夏志清有过非常精辟的解释：“他们对沈从文感兴趣的原因，不但因为他文笔流畅，最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5]。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西方文化资源中寻找“新文化”的构成因素不同，沈从文明确而坚定地提出，要更新民族文化，要实现“新文化”，必须以本土民族文化资源作为主要构成要素，即“把历史上积累的民族智慧来运用，走出光辉炫目的新路”^[6]。沈从文主张进行文化寻根，倡导对本土民族文化的优点和弱点进行辨认。他曾明确说明，写作那部著名作品《边城》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7]。而展开这种本土民族文化优点和弱点的梳理和辨认，不是为了把本土民族文化资源从新文化建设的工地上清理出去，恰恰相反，是为了让那些优秀的本土民族文化资源成为最主要的原料和基石。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表达的，“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8]。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沈从文所有的作品中都贯穿着一条明确的主线，那就是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发掘以及民族品德的重造。在他的作品中，对于民族文化优秀基因的发掘和展示，也是其小说叙事的深层内涵。

沈从文提出的这条通过激活本土民族文化优秀基因，从而推动民族文化更新和发展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进，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了重要的价值和深刻的意义。

那么，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是如何实践他的这一文化设想的呢？

[1] 转引自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2] 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3] 沈从文：《创作杂谈》，载《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03页。

[4] 沈从文：《绿魇》，载《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6] 沈从文：《〈艺术周刊〉的诞生》，载《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7页。

[7] 沈从文：《〈边城〉题记》，载《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8] 沈从文：《〈长河〉题记》，载《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