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阐发研究与中国学派

如果说作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的兴起也就一百余年的历史的话，那么，所谓阐发研究的提出就是更晚近的事情了。1979年台湾学者古添洪在一篇题为《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的初探》的文章中，首先把援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方向界定为“阐发研究”，并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进一步解释说：

“阐发”的意思就是把中国文学的精神、特质，透过西方文学理念和范畴加以表扬出来。我并进一步界定“中国派”的内涵，认为在范畴、方法上必须兼容并蓄，亦即我们要容纳法国学派主要从事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主要从事的类同研究，加上我们所提出的、符合当前状况的“阐发研究”。^[1]

人们通常认为，古添洪的这一命名就是所谓“阐发研究”的肇始了，然而，事实上早在1973年就有学者提出了这一理论方法：

过去20余年来，旨在用西方文学批评的观念和范畴阐释传统的中国文学的运动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这样一种趋势预示在比较文学中将会出现某些令人振奋的发展……应该指出，运用某些西方的批评观念和范畴来研究中国文学，原则上是适宜的，这正如古典文学学者采用现代文学技巧与方法来研究古代文学的材料一样。^[2]

1975年，台湾召开了第2届东西文学关系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台湾大学的朱立民在会上提出了“运用西方的批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构想。随后他又在相关文章中指出：“许多论文是研究中国文学的，而大多数作者用的是西方现在流行的批评方法，这就是我们当前所需要的。”朱立民的意见引发了学者们热烈的讨论，所谓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创建问题也应运而生。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最早“提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酝酿和发生的，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淡江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时。据称，会上朱立元、颜元叔、叶维廉、胡耀恒、A.Qwen Aldridge等学者都曾提出“中国学派”的构想。与此同时，淡江大学的《淡江评论》和台湾大学的《中外文学》也相继创刊，专门刊发“比较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和“用比较的方法讨论中国文学”的论文。一时间，用欧美新理论新观点批评中国古典文学的风气大开。各种理论和方法诚如夏志清先生所描述的，“近年来，在中国，在美国，之风大开，一排新气象”。

最早“写下”“中国学派”一词的，当是李达三先生。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文中，李达三先生将在观念上“与比较文学中早已定于一尊的西方思想模式分庭抗礼的”“对于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有兴趣的学者”统称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并解释说该文是一份“属于意识形态的临时声明”，因为“中国学派不是从学院中产生，更不是在纯学术的讨论中发展，中国学派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诞生的……她的发展是伴随着救亡图存，伴随着中西文化论战，伴随着社会政治文化改良运动而发展的”。因而“中国学派”的目标应该是：

首先从“民族性”的自我认同出发；逐渐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化自觉；然后与受人忽视或方兴未艾的文学联合，形成文学的“第三世界”；进而包含世界各种文学成为一个大体，最后，将世界所有的文学在彼此复杂的关系上，做出全面的整合。^[3]

李达三先生说，所谓中国学派，如果改称为“中庸”学派，也许更为恰当。因为中国学派采取的是不偏不倚的态度，它不仅是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优点加以吸收和利用之后的一种变通之道，它更以东方特有的折中精神，在左右逢源中按照“既定目标”勇往直前。^[4]这一“既定目标”便是以“西学中用”为主导，以一种“拿来主义”的单向阐发为文化策略，其根本目的是推动中国本土文化的突围与发展。所以，“中国学派”的提出与“阐发法”的应用，是伴随着强烈的立足国际舞台的民族身份意识与文化自觉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阐发研究成果，也多烙有鲜明的“拿来主义”的印记。正如夏志清先生在《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势》一文中所描述的：

近年来，在台湾，在美国，用新观点批评中国古典文学之风大开，一派新气象……但这种外表的蓬勃，在我看来，藏着两大隐忧。第一，文学批评越来越科学化了，系统化了，差不多脱离文学而独立了……第二个隐忧是机械式的比较文学的倡行，好像中西名著、名家，若非择其相似的来作一番比较研究，自己没有尽了批评家的责任。^[5]

在某种意义上，韦勒克所指陈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也正是当时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比较文学“蓬勃”与“隐患”并存的状态尤为明显。因为“中文系的研究方法，大体上亦正是早期法国学派的历史性外缘研究；而外文系的文学研究取向，由于执教的师长大部分皆受过新批评的洗礼，可以说是20世纪的理论性、分析性与美学研究。这种新批评的训练，再加上中西文学比较先天上的缺乏血缘关系，很自然使我们的比较文学走上美国学派，甚至狭隘的类比研究的途径。终于出现了‘汉宫秋与都柏林人的比较’、‘红楼梦与卡拉马助夫兄弟的比较’的怪诞的论文”^[6]。

实际上，在具体的文本分析实践中，面对那种生硬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所带来的弊端，大多论者也能够自觉地调适外来理论与本土文学之间的距离，并结合本民族的理论模式对外来模式进行改造，以求更加切近被解释对象的文学价值。而且，随着阐发研究的进一步实践，比较文学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价值，仅仅依赖对外来文化和文学理论的“借用”是远远不够的，有时甚至背离了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初衷。只有立足本土，重新发掘自己本民族文学理论和文学话语的现代价值并加以发扬，才会真正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于是，双向阐发的提倡和实践成为当务之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地比较文学学者“双向阐发”的研究实绩及对“中国学派”进一步强调，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比较文学立足国际舞台的进程。

然而无论是“拿来主义”的单向阐发，还是强调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主的“对话式”双向阐发，阐发研究始终伴随着弘扬本土文化，发展和建立“中国式”比较文学的文化心态和身份意识。从“西学中用”的早期阐发方针，到中西合璧的“跨文化”与“对话”理解，阐发研究的核心并非在于建立某种方法论以完成阐释学的目标；“中国学派”也并非师法“法国派”或“美国派”以立“派”为目的。^[7]“阐发研究”与“中国学派”两者之间互为动因、互为因果的关系清晰可辨：阐发研究的肇始与发展始终伴随着建立中国学派这一特定价值取向。阐发研究实际上承担着服务于特定文化策略的文化工具功能。阐发研究在东西方之间“相看两不厌”的宽广视域及其博采众长的方法论对策，使中国比较文学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充满弹性的学科理论、学科方法和学科价值目标。

综上所述，阐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几乎成了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阐发研究确立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色；中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最重要贡献或许就是创造了“阐发法”。当然，阐发研究无论怎样“阐发”，它一定与阐释、诠释、解释等相似或相近概念密切相关，这使得我们不能不讨论阐发研究与阐释学之间的关系。

[1] 参见黄维梁、曹顺庆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2] 同上。

[3] 李达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黄维梁、曹顺庆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4] 同上书，第139-140页。

[5] 夏志清：《钱锺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黄维梁、曹顺庆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9页。

[6] 张汉良：《比较学研究的方向与范畴》，黄维梁、曹顺庆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8-109页。

[7] 张汉良先生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历史回顾》一文，对比较文学各种“派”的称谓以及“中国派”还是“中国化”提法有过精辟的评论。详见黄维梁、曹顺庆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9-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