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面向跨文化、跨学科的新时代

迎接文化多元共存的新世纪^[1]

电讯网络遍及全球，大众媒体铺天盖地，经济、科技日趋一体化。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进入21世纪。那么，强势文化会覆盖各地区的本土文化而一统天下吗？现存的各民族文化会不会在日益频繁的交往中“融为一体”而失去自己的特色？这正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欧洲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敏感。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贝托·埃柯（UmbertoEco）在1999年纪念波洛尼亚大学成立900周年大会的主题讲演中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

“承认差别”被强调提出，除了殖民体系瓦解、各种中心论逐渐消亡等社会原因外，还有更重要、更深刻的理论原因，那就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大改变。这一改变的核心主要表现为：与主体原则相对，强调了“他者原则”；与确定性“普适原则”相对，强调了不确定的“互动原则”。总之是强调对“主体”的深入认识必须依靠从“他者”视角的观察和反思；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答案，而是在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中，在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性由于种种机缘，变成了现实。这种蕴藏着众多可能性的“混成”之物就是中国道家所说的“道”，就是“不存在而有”。

事实上，没有“他者”，就不可能认知“差别”，没有“差别”，也就不可能有“互动”。2000年在非洲马里的廷巴克图、西班牙的圣地亚哥、意大利的波洛尼亚都曾召开了由国际一流学者参加的关于这一思维方式重大改变的研讨会。在这三次会议上，中国学者都作了十分精彩的、独树一帜的发言。2001年，北京还要召开第四次国际会议，在已有基础上对同样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势必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他者”。因为正如一位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所说：“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他甚至写了一篇专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著名文章！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孔夫子早就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别，并在和谐、适度、互动的相互关系中，共求发展。这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只有“不同”，才能在差别的张力和互动中发展创新；如果都相同、都统一，就会泯灭生机，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老子关于“有生于无”，“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极其精彩的论述则对我们今天在不确定的关系中了解互动原则和“不存在而有”的道理有着非常深刻的启示。

看来在新世纪，各个不同的民族文化都会在“他者原则”和“互动原则”的新思维下，重新认识自己，得到更新，使自己的特点更加彰显，同时为其他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当然，这并不是说，吾人无须努力，一切自会水到渠成；恰恰相反，要做到“差异共存，互相尊重”，特别是尊重和容忍那些自己不习惯、不喜欢的东西，还需要几代人的“苦修”，但是，人类既然有能力、有智力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保护大自然、改进自然生态方面携手共进，那么，为什么唯独在发展多元文化、保护人类文化生态方面就无能为力、束手待毙呢？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1] 2001年元旦为《人民日报》海外版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