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及其变化

一、“稳中求进”，宏观政策体现“松紧搭配”的格局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问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现在又回到了危机之前的“松紧搭配”的格局，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说明财政政策还是扩张的，它的首要目标还是保增长，目的就是稳定社会的就业。“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对于前一个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言，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方向是从紧的，它的首要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现在宏观政策两大政策与手段，方向不同，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稳健”的。目标不同，一个是首先保增长，一个是首先遏制通胀。

为什么不能把两个政策统一到一个方向上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呢？就是前面讨论过的，新常态下的新失衡，双重风险并存，它要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方向上刚好是相反的。要遏制经济下行，总体上来说，就要扩张，但是一扩张，就可能激发通胀。要遏制通货膨胀，总体上来说，就要紧缩，但是一紧缩，就会加剧经济衰退。当面对这两个风险治理的时候，它要求的政策是相反的，这就增加了政策的难度。我们现在既不敢双紧，也不敢双松。若是财政、货币政策统一在一个方向“双紧”，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但是会激化经济下行的矛盾。若是“双松”，财政和货币同时扩张，它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会加剧通胀。于是就搞了一个松紧搭配的组合，带来的问题可能是政策效果之间相互抵消，相互矛盾，从而降低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在双重风险并存的失衡状态下，控制风险就成为优先任务，宁愿损失一部分政策的有效性，也要确保政策风险的可控性。如果我们采取“双松”或者“双紧”的政策，就意味着在双重风险并存的情况下，我们为了治理一重风险，而置另一重风险不顾，宁愿加剧一重风险，来确保另一重风险的治理，这样风险太大。所以我们既不采取双松，也不采取双紧，而且采取了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这样的组合，可能使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的伤害，但是它能保证宏观调控的风险得以有效的控制，体现“稳中求进”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为什么要确保6.5%—7%的经济增长速度？

松紧搭配的格局不能改变的话，现在能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松紧的力度。既可以朝“松”的方向倾斜，也可以朝“紧”的方向倾斜。松紧力度的调整，它的根据与核心指标是经济增长速度。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来控制财政、货币政策。

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怎么调？根据是什么?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段话，共两句：第一句，“要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第二句，“还要联系国民经济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国家就是依据这两点来确定经济增长速度合理的区间。

第一句话，“增长速度的确认，要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什么？就是下限，最低速度。国民经济至少需要增长多少，下限因素很多，核心因素是就业目标。经济增长速度和失业率之间有一个稳定关联，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失业率相对越高。所以，在确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最低增长速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考虑这个国家就业目标的基本要求。

美国的失业率的红灯线锁定在6%，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锁定在7%，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水平以下，政府就要干预，就要去刺激经济，扩大就业岗位。中国能承受的失业率到底有多大？这个很难说，因为中国二元结构比较复杂。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是4.5%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5%这个数值看起来很低，但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就不低了。和欧美的失业率相比，我们有两个比较大的差别: 一是我们的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比较高。美国、欧盟的失业率，无论是6%也好,7%也罢，涵盖的面非常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就业稳定而且占的比重很低。美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约2.3%，欧盟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在5%左右，因此，非农产业的失业率涵盖面已经非常广，涵盖了98%和95%以上的劳动者。而我们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农村还有32%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但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向城市转移，进入城镇的就业市场，找不到工作其实就是失业，但没有纳入“登记失业率”。二是在统计上，一些地方的数据还不能反映真实的失业情况。要求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5%以内，如果超出了这个界限，一些地方政府会采取一些手段让数字不再上升。考虑到这个情况，一般公布出来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要比真实的情况低2个点左右，如果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5%，实际上的失业率在6.5%的水平。要保证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5%以下，根据中国目前的技术和经济结构水平，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6.5%，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所谓下限。

“增长速度的确认，要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可能”是什么，就是国民经济能承受的速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速度越高，一般通货膨胀率越高。所以，在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上限的时候，一般要考虑在一定时期，社会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今后这几年，如果经济增长平均在6.5%的水平，到2020年，就能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所以,6.5%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就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还是就当前的就业目标的要求，或是当前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的要求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三五”规划纲要等，就短期增长来说也大多要求有6.5%左右的增长率。因此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从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上看，就必须围绕着6.5%来实施。如果实际增长率低于6.5%的话，“松紧搭配”就要朝着“松”的方向去倾斜，要出台更多的刺激手段。如果高于6.5%太多，通胀压力加大，“松紧搭配”就要朝着“紧”的方向来倾斜。因此，国家又确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7.0%。这种安排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就具体经济手段而言，主要的还是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政策）和货币政策。

就财政支出来说，我国目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2%左右，欧盟马约的警戒线是3%，所以，继续扩大财政支出的空间还是有的，继续举债的能力还是有的。从财政收入来说，就是减税，尤其是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特别是围绕降低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无论营改增、对第三产业的鼓励政策也好，还是属于地区性的优惠政策、特殊性的保障也好，减税的空间也还是有的，关键是能不能下得了决心。而且中国政府手里还有一笔国有经济资产。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加在一起，差不多有50多万亿元的资产，还有大概120多万亿元的国有金融资产,60多万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几项加在一起，国有的财政可动用的资产有230多万亿元，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所以，运用财政的手段还是比较丰富的。

在货币政策方面，通常使用的手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数量政策，二是价格政策。数量政策主要是调节信贷量，价格政策主要是调节利率。从信贷量来说，主要是对存款准备金控制，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在世界上是高的，降准空间还是有的。再一个就是价格政策，对贷款的价格也就是利率进行调节，我们的利率现在还比较高，而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实现零利率了。所以降息的空间也是有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在运用货币政策的时候，降准和降息一定要同步，不能割裂开来，我们过去做的时候往往是单向来，单向来的效果不是很好。因为中国的货币市场化程度逐渐在深入，数量和价格之间的内在联系越来越密切。如果将它们割裂开，这个政策就很成问题了。降准不降息，降息不降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今后一定要联系起来运用。

三、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在于反腐

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失衡，表面上看起来是总量失衡以及速度快和慢的问题，但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失衡。松紧搭配的政策能够短期平抑波动，为解决问题赢得时间，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解决背后的原因，还要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一系列的结构失衡。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靠创新，所以我们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 这五大理念。其核心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结构的改变，没有结构的改变就不可能有发展方式的转换。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二者相比，更重要的是要制度创新。制度重于技术，制度又推动技术。制度创新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经济制度，二是政治制度。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0年的历史中，只有15个国家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剩下的都没有跨过去？而且不断地出现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腐败。这些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开始滋生腐败，出现权钱交易、寻租等，而高度腐败的国家经济发展必然出现停滞。

首先，权力要关进制度的笼子。

腐败背后是制度出了问题，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市场化发展和完善的问题，我们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20年，我们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在经济体制上，要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不完备，就意味着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越是稀缺的资源配置，市场越不起作用，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一旦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生扭曲，市场就不能起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政府不能起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大量的政府越位替代了市场。企业要获得机会和资源，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而是要去找政府谈判，劝说政府官员将机会批准给自己。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大量的权力，同时这个权力也缺少约束。市场化进程如果迟缓，政治体制改革肯定滞后，政治改革要解决的是两大问题：民主、法治。民主解决的是授权，法治解决的是约束。民主共和，监督约束。习总书记最近讲得最多的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1]，关键就在这里。

其次，保护私权，规范公权，这是达到法治社会的标志。

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有法律，但未必有法治，这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一句名言。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法制首先得有良法，法的贯彻成本低，公平公正。其次是大家都得拥护它，得有法治精神，守法自觉，这才叫法治社会。要达到法治社会，核心问题是私权（包括企业和个人的权利）一定要保护，公权一定要规范。这个社会是不是法治社会，重要的不是给老百姓定了多少法，而是给当官的定了多少法，对公权到底有什么法律约束，这才是真正的法治，也是真正的困难所在。

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则民主和法治无法进步。经济制度改革滞后，则造成政府和市场关系扭曲，市场失灵。企业要获得机会，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而是去找政府官员审批。但因为政治制度改革落后，政府权力的背后既没有民主的监督，也没有法治的约束。这在经济学上叫寻租，即权钱交易。一旦腐败严重了，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是既无正义，又无效率。钱权交易，哪里来的公正？资源配置不是按市场竞争的效率而是由寻租配置的。在市场竞争当中，应该是谁的效率高就给谁资源，而权钱交易中，是按照寻租的力度配置资源的，谁行贿的力度大就把资源给谁，资源配置有什么效率可言？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正是因为高度腐败，既破坏了公正，又瓦解了效率，所以经济发展才会出现长期徘徊，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反之，但凡穿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不能说没有腐败，因为腐败是和人性的弱点相联系的，但是他们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都特别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这种制度建设的代表。我们国家很有幸，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改革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是2020年的法治目标。如果这些目标就像钉钉子一样，就像中国共产党的“三严三实”一样，“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下去，我们确实有希望。

[1] 参见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