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能够实现宏伟的发展目标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十三五”期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1978—2020年），我们终于要实现在改革开放伊始就提出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长期发展目标，这最后的五年的发展任务确实艰巨而复杂。“十三五”规划中，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目标确定在6.5%—7%。而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当年的增长目标为6.5%—7%。这是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以“区间”的方式规定我国的年度增长目标。这实质上反映了我国宏观调控观念、宏观调控目标与宏观调控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自1978年至2011年，我国以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实现了长达33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的综合实力、人民生活与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高速增长”，并且在这种增长中逐步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这一时期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推动了高增长后又将其保持了30年以上的时间。这就是被世人称道的“中国奇迹”。这证明了我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通过改革开放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决策以及措施是适应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

另外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主要指导思想是要实现“高速增长”，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注意控制过热、控制投资、控制通胀，但增长仍然是第一位的。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21世纪初我国进入新一轮加速经济增长周期后，我国在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长都是超过预期的。我国历次提出的中长期增长“翻番”目标，大多数是十年翻一番，也就是年均增长率在7.2%左右；而在2011年以前的历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最多也就是8%，但在执行中总是被超额完成。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条件约束，包括经济的、社会的、资源和环境的条件约束，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进行了调整，不再只是强调经济增长数量，而且同时关心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经济增长中不能只是依靠增加投入来扩大产出，更要重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作用；国家必须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但更要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后，我们开始对经济增长实行更加精准的调控，不是越高越好，也不能停滞不前。只有在市场化建设、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到达了一定水平后，才有可能提出这样具体的调控目标，这是对我国政府的新的挑战和考验。这种目标的提出是有客观依据的，这就是我国现阶段仍然具备保持较高增长率的潜力，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制定政策并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我们就有可能实现我们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我国近些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开始由原先的10%左右降低到现在的7%左右。有些人担心即使是这样的经济增长率也难以继续保持，这样就会影响我们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这种担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实仍在放缓，现实经济活动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一个清醒和深刻的认识，我们就会看到，在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国仍然保持着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条件。从大多数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在保持了多年10%左右的高增长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之后，随着原有的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的减弱，年均经济增长率会出现一定的回落，但是与此同时，新的比较优势又会被培育出来，因此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仍然可能保持比较长的时期。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虽然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一定的放缓，但是仍然属于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从发展阶段上看，仍然处于由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阶段，具备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条件。关键在于我们能否通过体制创新、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改善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尤其是结构性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我们的增长和发展目标。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高速经济增长的实践看，任何时候都是挑战和机遇并存。在我们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和历史机遇。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提出了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要求的。具体地看，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目前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

一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注重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为我们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能源开发和使用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一直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一直很高，长期保持在0.8—0.9,而在21世纪后的前十年则达到0.9以上。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消费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20%以上。目前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的下跌，事实上降低了我们的发展成本。但是一旦国际市场上能源和资源的价格重新上升，就有可能形成外部输入的通货膨胀，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冲击。由于在能源开发和工业化中我国的环境保护措施没有跟上，我国的环境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在这种情况下，环保产业以及环保型产业实际上就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改善环境，而且能够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二是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将大大提高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市场效率，加强实体经济的活力。我国现阶段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和特大型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20世纪末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继续。单纯的国有制独资或绝对控股的国有企业，在制度上具有国有企业服务社会发展和体现国家总体利益要求的功能，但却难以实现市场竞争性效率最大化目标。并非说实现了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就必然能保证充分实现市场竞争赢利目标，但不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传统国有制企业在所有制上和企业功能定位上难以实现微观盈利的效率目标，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正是在企业所有制上为企业适应市场竞争创造必要的基础。众多的国有企业经改造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后，其企业目标原则上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将以适应市场竞争，获取最大盈利作为首要目标。而企业服务社会、贡献国家的职能只需要通过保留少数企业或以其他方式来实现。经过十多年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对更多的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它们提升市场竞争性盈利最大化能力创造制度基础是完全可行的。

三是通过城镇化进程，实现区域间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发展的均衡将为我们带来新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是通过“一些地区先富起来”来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在部分地区实现零的突破，形成示范效应，问题在于在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格局可能长期延续下去，从而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并影响全国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目前我国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如浙江、江苏和广东等），现代化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这些大都市，其人均GDP及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甚至已经达到了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水平。但以贵州、云南等地区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平均发展水平却仍然在下中等收入的水平或者说刚刚达到上中等水平，很多地区仍然处于下中等收入水平。在同一个地区（省份），大都市与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也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居民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导致人口及生产要素向大城市流动，在大城市人口拥挤、投资条件恶化的同时，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却没有跟上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发达程度较低的地区流动，推动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发挥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是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近两年来，我国高收入地区的增速普遍回落，但重庆等地却由于有了比较好的政策（城乡综合一体化发展），同时又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很好的势头。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而言，经济增长不是太快而是仍然有提高的空间，但问题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不到充分的资源，投入不足。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应该是大量的劳动力向少数发达城市转移，而是应该让欠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在这些地区容纳更多的非农就业。经济增长在区域间的非均衡性，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说明部分地区的现代化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个别地区经济上的超前发展如果不能充分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那么这些地区的整体福利也不可能真正地得到彻底改善；另一方面，这种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事实上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因为在这些地区，无论是在改善需求还是加强供给方面，都有更大的空间。

四是产业结构升级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我国的第三产业在传统上是发展不足的。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强调和追求高增长，仍然是制造业及第二产业在优先发展，相比较于制造业、工业及整个第二产业而言，无论是在传统服务业（批发零售、运输等）上还是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金融、通信等）上的发展，都是滞后的。在高增长下，这种服务业发展不足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无论是从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看（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最后都会转化成为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如机场、铁路、公路、港口、互联网等），还是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专业化分工来看（制造业中将有越来越多的功能由第三产业来承担，如制造业的融资、技术服务、运输、销售等），抑或是从容纳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就业压力来看（第三产业是吸收就业最多的产业，而第二产业则是排斥劳动的，将在不断的产业升级中用机器和技术代替劳动），第三产业都需要而且必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近几年来，在整个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出现了显著的回落，从10%以上回落到6%左右，而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也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了8%左右的增长，这实际上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将会通过一次较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建立新的基础。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上，我国现在已经形成了自身的新的优势，交通运输工具、通信和高科技产品、成套设备等的制造都已经在世界上形成了竞争力，而在另外一方面，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建设需求（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说明我们的第二产业本身实际上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问题是第二产业应该如何调整结构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五是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将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拉动。收入分配的改革调整的是企业、政府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发展趋势看，从2009年开始，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扩大化（微观分配），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之间的收入增长失衡（宏观分配）的矛盾已经有所改善，基尼系数有缩小的趋势。但是这些变化的幅度还不够，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不足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就企业而言，一方面用工成本在增加，另一方面市场扩张相对缓慢、一部分企业甚至还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的利润空间明显压缩，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甚至是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在鼓励企业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要适当减轻企业在税收和公共事业收费方面的负担。企业发展了，国家向企业征收的税收（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就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也就有可能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国家可以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来对此进行调节），劳动者也就有更强的纳税能力，国家从劳动者那里征收的所得税也可以增加。国家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由政府适度承担一些经济发展中的收入风险，增加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各个收入主体的收入就能够得到提升，由此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

2012年，我国在对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择机退出后，经济增长率由上一年的9.5%回落到7.7%，这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第一次回落到8%以下，在此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缓慢的回落过程中,2015年降到了6.9%。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似乎比改革开放后前33年有所减弱，但在实际上，这4年(2012—2015年）却是中国经济苦练内功、解决深刻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增长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的4年。在这4年中，我国的就业在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有明显改善、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越来越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种必要的经济调整实际上已经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机遇和挑战，实现我们的宏伟发展目标。

2003年春天，在国家统计局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领导的共同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中心成立。中心成立之时，正值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繁荣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经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推进加入“世贸”的谈判、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多方面努力，终于使中国经济在2003年下半年完全走出了通货紧缩阴影，开始了新一轮以加速工业化带动的高速经济增长，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在发展中积累了不少矛盾，我们通过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全面应用，跟踪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能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亲眼见证伟大祖国的变化，并通过我们的工作为这种变化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使我们深感自豪。2016年是我们国家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第一年，我们坚信在未来的五年里，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中国还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我们将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中心成立之后，已经连续出版了12部年度报告，分别为《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4———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5———宏观调控下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6———对外开放中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7———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8———经济结构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9———全球衰退下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0———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1———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2———宏观调控与体制创新》《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3———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4———深化经济改革与适度经济增长》和《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与结构升级》。

本期报告的主编为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主编为许宪春（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和蔡志洲（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黄桂田（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助理）、施发启（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处长）、金三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农村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李心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卫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能源与战略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大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和王莎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在此我要感谢历年来对本报告做出贡献的兄弟院校的专家学者们和本校的同事，尤其是蒋萍教授（东北财经大学）、杨灿教授（厦门大学）、潘建伟教授（北京物资学院）和北京大学的李绍荣、李连发、肖治合、冯科、吴萨、李正全、田咚同志，通过大家的共同支持和努力，我们才能不断地把新的成果提供给社会各方。本报告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资助项目”(10JBG002)资助，部分专题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趋势研究” (09AZD013)资助。

在本报告出版之际，我要向历年来支持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的发展以及历年《中国经济增长报告》出版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我首先要感谢国家统计局的历任领导朱之鑫、李德水、谢伏瞻、马建堂局长对中心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国家统计局与北京大学合作能够取得成功的坚实基础。秦龙国际集团的李晓明董事长多年来一直无私地资助中心的发展，还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建立了奖学金、奖教金，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在此对他以及秦龙国际集团的冯博先生表示敬意。我还要感谢历年来关心我们的媒体记者们，特别是朱剑红（人民日报社）、王永志（中国新闻社）、刘铮（新华社）、魏晞（中国新闻社）、方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冯蕾（光明日报社）、定军(21世纪经济报道报社）和商灏（华夏时报社）等同志，从中心成立大会以来就一直关心我们的建设，使我们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扩大。最后，我要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的官永久、黄静同志，中国发展出版社的尚元经、李莉同志，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林君秀、刘京、赵学秀同志，正是你们的辛勤劳动，才使我们的成果能够高质量地呈现在广大读者朋友的面前。本期报告的责任编辑刘京同志以非常专业的精神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刘 伟
2016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