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镜像阶段（miroir）和阉割焦虑（castration）：假定能指中缺席的主体

在主体发展的过程中，无意识理论重组了主体的发展进程。意指活动围绕意指过程的命名时段使其得以形成，具体表现在两个层次：镜像阶段和“发现”阉割焦虑。

镜像阶段，产生了“空间直觉”（intuition spatiale），这种直觉处于意指功能的中心——即在符号和句子之中。从这点来看，为了俘获镜像中的统一图像，婴儿需要和图像保持分离状态。（我们已讨论的）符号态的能动性使得婴儿的身体处在活跃的状态下。然而，在再现中，能动性非但未使婴儿身体统一，反而促使其分裂。在拉康看来，人类由于早产而导致的生理上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允许所有固有假定的存在，而其首先允许的是对分离的、异质的、开裂的自身图像的假定。图像的诱捕（captation）和图像中驱力的投入，形成了原初的自恋，同时将对象的构建从符号态的子宫间中分离出来。更重要的是，拉康认为镜像是“对象世界”的“原型”。对图像化自我的假定引向了对对象的假定，而对对象的假定同样是独立和可意指的。

这两种分离（即与自身镜像和与对象的分离）为符号的产生做好了准备。符号可以被视为一种声音，从活跃的身体（或从符号态的子宫间）投射到面对的意象或者对象上，而这类意象或者对象也同时与周围的连续性相分离。事实上，婴儿的第一个独语词的发声处在镜像阶段（6月到18个月之间）。这种假定形成分界，在其基础之上，意指被确立为一种数字体系（système digital），并且具有双重分节，将一些离散的元素结合起来。语言习得，可以被视为假定—分离—认同和符号态的子宫间的能动性之间的激烈的、戏剧性的对质/对抗。与母亲身体的分离，来/去的游戏，肛门驱力和口唇驱力，这些元素作为一种永久的否定摧毁了主体的意象和被分离的对象，它们因此促使符号系统分节。这种分节随后成为语言系统的必要构成，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合为一个能指。

阉割焦虑结束了将主体假定为可意指主体的分离过程，也就是说，它分离了之前总是相互面对的镜像（所指）和符号过程（能指）。母亲扮演着婴儿任何需求的接收者角色，占据着他者的位置。母亲“充盈”的身体，作为婴儿需求的容器和保证，占据了婴儿所有自恋的，以至想象的效果和满足感。母亲，换句话说，就是菲勒斯（phallus）。阉割焦虑的发现，使得主体不再依赖于母亲的身体，而这种对于缺失（manque）的感知，使得菲勒斯的功能成为象征的功能，即象征态的功能。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结果的关键时刻——主体，在象征态中找到认同，与和母亲的羁绊相分离，限制了通过生殖器获得的享乐，将符号态的“能动性”转移到象征态的规范上。此时，命名时段的形成就终止了，从而在能指和所指间假定一个断裂（béance），这个断裂向每一个欲望和每一种行为打开，直到超越它们的享乐。

在此我们不打算具体阐释拉康的论证，而是强调菲勒斯将所指的结果总结为能指的产物：菲勒斯自身即是能指。菲勒斯并不是通过言说来给定的，而是指向自身之外的一种使得阐释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对于阐释而言，自我是在所指中假定的，因为能指中缺乏主体的功能。有限的假设（即意指）系统只有在存在着主体并且这个主体处于欲求阶段时（manqueàêtre）才能运作。主体不存在于意义中，这便是意义存在的原因。准确地说，镜中的自我和驱力的能动性的断裂，母亲和对母亲的需要的断裂，确立了拉康的所谓“他者”的位置，也就是“能指”的位置。这个主体被“总是更为纯粹的能指”所隐藏，而主体的欲求使得他者可以扮演把握意义可能性的角色。因为镜像阶段和阉割焦虑中的母与子已经分离，所以这个他者不再是母亲。这个他者将自身放置在能指的位置上，拉康称其为“大他者”（Autre）。

这是否意味着，这样的理论工作将符号态的能动性超自然化了呢？符号态能否被视为先验的能指呢？我们认为符号态的能动性的转移，是通过能指和所指的断裂，将能动性从自体享乐和母性的封闭空间（clôture）中移除，从而生产意指。同理，意指本身是作为意指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呈现的，但并不作为基础，而是作为边界，并处于“前意识的符号活动之下”。最终，能指和所指的转移，以及语言的形成都归功于社会领域，它们由社会领域所引导，也被社会法则所规范。婴儿主体对母亲的依赖被割断，最终转移到与他者的象征关系中。“大他者”的形成使得主体与他者的交流成为可能。在这个层面上，能指和所指的断裂与社会制裁具有相同的功能：它们都扮演了第一次社会秩序审查的角色（première censure d'ordre social）。

我们将命名时段（包括意向的假定，阉割焦虑，以及对符号态能动性的假定）视为大他者和意义的前提条件，即语言假定的前提条件。命名时段，是符号态和象征态两种异质领域的门槛。象征态中包含着一部分符号态，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断裂又标志着二者的分离。象征态这一术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其特性——它是一种分裂的统一体，由断裂产生，没有断裂，就没有符号态。这一特性与象征态的语源学十分契合——古希腊语中的象征态一词是指认知的符号，指一个“对象”被分裂成两部分，但是这两部分就像眼皮一样，又将分裂的两边联结起来。因此，“象征”是一种联合，将两个（要么是敌对的，要么是假设敌对的）对立面联系在一起。同时象征是各种交换，也包括敌意的交换。

不仅象征态与划分为能指和所指的命题之间的统一性是分离和异质的，甚至这一划分本身也是分界出现的结果，这种分界将一种异质的功能放置在能指的位置上。这种异质的功能是本能的符号态，它先于含义、意义，是运动的、无形的、也是有序的。我们已经尝试在儿童精神分析（前俄狄浦斯阶段）和驱力的理论中呈现这种模态。在言说主体中，幻想在能指的领域表述着驱力；幻想打破能指，将欲望的转喻转移到享乐层面。其中欲望占据着“大他者”的位置，而“大他者”剥夺了对象，同时转向自体享乐的身体。语言是一种防御性的建构，这一论点透露出隐藏在死亡驱力之下的含混性。如果语言在自恋的、镜像的、想象的包围之中化为象征态，并能够通过将身体放置在能指的位置（在这里，身体可以通过假定来自我指称）来保护身体免受驱力的侵袭，幻想会提醒我们存在着驱力的异质性；如果语言，服务于死亡驱力，同时存放着自恋，驱力则可能被语言所引导，幻想就会再次提醒我们驱力的异质性一直存在。所有的诗学活动对意指链和意指结构的“歪曲”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即它们屈服于拉康所谓的“第一次象征化的剩余物”的攻击。也就是说，命名时段不能通过将驱力与能指和所指相连来保留这些驱力。因此，任何对社会审查的干扰、对能指和所指断裂的干扰的最重要的作用是，证明了死亡驱力的汇集，而能指、镜像、他者和母亲都不能满足这一驱力。在艺术的实践中，符号态作为象征态的前提条件，也可以破坏象征态，我们由此可以假定一些符号态的功能。

精神分析师认为梅兰妮·克莱因所讨论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是“难以从分析角度思索的”（analytiquement impensables），但并不是不可操作的。进一步说，主体与能指关系的建立和语言习得只有在性早期阶段才能完成。这一阶段在回溯（rétroaction）俄狄浦斯情结的行为中（这种回溯本身导致了生殖器最初的成熟）得以构建。因此，我们所假定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的特征只有在完善的、后性别期的语言运用中才能出现，这就使得菲勒斯的处置（imposition）成为前提并具有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阉割焦虑必须对主体进行充分的假定，从而确保驱力对命名时段的侵犯不会导致幻想或者精神错乱，而是引出“二级命名时段”（thétique au second degré），即在语言的意指装置内恢复符号态的子宫间功能特征。这正是艺术实践和诗性语言所展示的过程。

依循逻辑和时间顺序，自菲勒斯的假定及强调这一假定的阉割焦虑开始，或者说，自俄狄浦斯情结出现之后，尤其是在青春期俄狄浦斯情结的反馈作用开始对生殖器施以控制后，符号态的子宫间并不能被视为命名时段的失败，而恰是命名时段的前提条件。我们判定某人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是通过其与命名时段的关系来确定的。这就能解释精神分析师在对待精神病患者时，为什么只能将符号态的能动性想象为一种语言的干扰和/或对能指秩序的干扰。相反地，对于命名时段的否定以及尝试着将符号态的能动性从命名时段中独立出来（比如认为没有命名时段符号态也能运作，或者不能意识到命名时段的作用），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对精神分析的抵制。有人因此认为，我们可以在诗歌中找到拒绝命名时段的具体例证，这类似于直接对基因密码的转录：就如同实践在没有命名时段的情况下仍是可能的，以及如同文本的存在一样，不需要完成，不需要结构化，也不需要某种符号态的能动性整合。实际上，这种最终完成构成了一种需要语言论断的合成体。符号态粉碎了这一最终完成，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新的装置，对于我们而言，这正是文本作为一种意指实践，区别于精神病患者话语的“不知不觉陷入无意义”的本质所在。这种差异是不能被抹杀的，除非我们将自身置于“不朽的”历史之外，置于某种超越性之中。这种超越性便成为融合历史不朽片段（blocs monumentaux）的反动势力之一。

对于主体而言，命名时段不是一种对符号态的子宫间的压抑，而是主体正在承受或者经历的位置，因而只有主体可以质疑命名时段，从而表述一种新的格局。阉割焦虑必定是一个问题、一次创伤和一种戏剧性，以至于符号态可以通过它引起的象征态的假定完成回归。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象征态中符号态的否定性，需要通过俄狄浦斯阶段的完成来上升到具有某种社会历史功能的意指实践活动（而并不仅仅是自我意识分析的话语和精神分析活动的产物）。同时，俄狄浦斯阶段的完成和它带来的生殖力并不能压抑符号态，因为这样的压抑会建立元语言和“纯粹的能指”（signifiant pur）。没有“纯粹的能指”可以影响符号态的（黑格尔意义上的）否定性而不留下任何提示。任何相信这个观点的人，只需要质疑他对某一首诗歌、某一幅绘画、某段音乐的迷恋或厌倦就够了。作为一种可跨越的分界，命名时段与想象界的阉割焦虑完全不同，为了回归到母性特征的子宫间必须规避阉割焦虑。它与阉割阶段的一劳永逸也有所不同，因为后者保持了有序的能指，同时在他者（Autre）的范围内，将能指假定为神圣和不可改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