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词
我要将本书献给我非常珍视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祖父，他已经离世40多年。另一个是古里·梅尔策，他也在我写作本书的几个月之前去世了。
致我的祖父
毫无疑问，我的祖父亚伯拉罕·明茨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恳请故去的双亲原谅我这样说，不过我相信你们也会同意的。）他是一位极其优秀的企业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就在波兰成为了企业家，并在那里和自己的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包括他的7个孩子。他在6岁时失去双亲，很小就开始独自谋生。他创办了一家铸造厂、一家面粉厂、一家商业银行、一家机械配件公司和一家餐具厂……对了，他还是一位发明家。在波兰克罗斯诺的一家博物馆里，你可以看到一台水泵——那就是我的祖父发明和制造的，这一举措开创了同类水泵的先河。
此后，我的祖父来到以色列。他天性本就不屈不挠，战乱和变故让他更加坚强。他失去了妻子和6个儿女（幸运的是，我的父亲活了下来），也失去了孙女和外孙女（战争结束后，他试图寻找她们，并借此解救出了17个孩子）。他失去了很多朋友，也失去了家产和地位，甚至失去了一条腿。然而，他从未崩溃过，仅仅是改变了心态。他的企业家精神不再是“向钱看”，因为钱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价值，他更注重灵魂。而且，他真的非常享受生活，从来没有因失去的人或物抱怨或绝望过。
当祖父刚移民到以色列时，垃圾桶都是木质的，气味相当难闻。于是，他找到之前在波兰教过的一个学生，用他车间里的设备制作出了“钢青蛙”——这种垃圾桶目前在以色列还随处可见。虽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趣闻轶事，不过献词还是不要过长为好。因此，我不再赘述他的这种首创精神，而是会在书中提到更多，目前则着重讲述他对我的影响。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和祖父睡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住在拉马特甘市的一所两室一厅的小公寓里，客厅在晚上变成我父母的卧室，我姐姐和当时家里的许多客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我则睡在祖父的房间里。他睡在房间一边的床上，我睡在另一边的床垫上。为什么睡床垫呢？因为我喜欢，这样可以在白天把床垫拉到阳台上。我不介意睡床垫，也不介意和祖父共用一个房间。这就是我们曾经过过的日子。
我出生时，祖父已经70岁了。在那些年里，祖父认为值得让我为生活做好准备。虽然他从未与我提起这件事，我们也并没有真正敞开心扉交谈过，但是在学校放假期间，我总要完成他为我布置的任务。例如，从正在拆除的房屋卸下崭新的百叶窗，然后装在我们的房子里，替换掉已经腐烂的木制百叶窗；又例如，砍掉让房客感到碍事的树。他总是让我有事可做。
今天，当我回忆往事时，可以看到他的许多点滴细节影响了我的决定和生活。本书（以及我生命中）的很多知识和经验都来自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是在家里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他当时就坐在沙发上，没有感到任何痛苦。祖父去世的那天是周五，就好像是他计划好了一样——父亲正好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让我们可以在安息日之前将他的遗体搬走。我们从周日开始了为期7日的服丧期。第2个周日，也就是服丧期过后，我离家前往以色列国防军的征兵中心，开始服兵役。几年后我才意识到，祖父离开的时间与我离家的时间衔接得正好，既不是一周之后，也不是一天以前，甚至如此之巧——刚好只有我在家，我是唯一冲向他并感受到他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的人。
致古里·梅尔策
古里·梅尔策是以色列电子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中流砥柱式人物。不过，因为他讨厌宣传和记者，而且大部分成就是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取得的，所以很难找到关于他的信息。维基百科上没有关于他的词条，用谷歌搜索也几乎找不到任何内容。
古里是Koor集团的首席科学家。当时，Koor集团旗下有众多工业公司，这令它成为行业的佼佼者，而不是金融家手中的棋子。古里创立了Telrad，任Tadiran的首席执行官，还是Bezeq的董事长，等等。总体而言，他是充满智慧的人、杰出的管理者。他意志坚定，以价值为驱动力。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
我遇到古里时，他刚被任命为Tadiran的首席执行官，这是当时以色列最大的一家电子公司。1990年，Tadiran的状况很糟糕，古里的任务就是把公司从财务危机中解救出来。当时，我住在纽约长岛，兼职为Tadiran在美国的旗舰项目提供支持，该项目是由我的公司（Moran Systems，后来演变为M-Systems）设计的。古里亲自来到纽约，连一个助手也没有带，来看我们如何推进项目并从美国军方获得更多支持。我们就这样相遇了。我从古里那里学到，即使身居首席执行官这样的高位，有时候也必须放下身段，深入最微小的细节。
1991年底，我回到以色列，并带领M-Systems取得后来的成就。1993年，M-Systems着手准备在纳斯达克上市，并最终募集了400万美元。在此之前，我偶然遇到了古里。
“你好吗？”他热情地问道。
我回答了他。
“你为什么不来Tadiran告诉我们你在做什么呢？我们原本会为你投资的。”
这着实令我受宠若惊。
1994年，M-Systems差一点就卖掉一家子公司。实际上，这家名为EUROM的子公司开发出了第一款用于录制和播放声音的芯片——最终演化成为MP3播放器。只不过，我们那时尚未意识到这个领域的广阔前景。在那个时候，M-Systems的年销售额高达300万美元，而我们投资了约50万美元的EUROM还没有任何产出。正在此时，一家美国公司（ISD，即Information Storage Devices，如今早已不复存在）愿意收购EUROM，甚至开出了1000万美元的天价。然而……EUROM的员工（更准确地说，是其首席执行官）拒绝被收购。
这位首席执行官是我聘请来的，人很不错。在管理该团队之前，他是另一家公司的工程部负责人。我们的合同规定，他拥有该公司3% 的股权。（制定合同时没有任何律师参与，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合同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请律师。）他来找我说：“我不想卖，员工们也不想卖。我们想让EUROM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一番交谈之后我明白了，如果给他15% 的股权，他就可以说服员工同意这笔交易。换句话说，这是敲诈，也可以说是误解（取决于个人观点）。我找古里咨询，他看到我很高兴。他告诉我，我面对的两难抉择与他和Tadiran工会的冲突非常相似。
他给我的信息强烈而明确：“不要屈服。永远不要。但是要继续与这位首席执行官及员工谈判。”
我问：“如果他们仍然不同意，该怎么办？”
古里回答：“没什么。你必须表现出决心。不要屈服。”
我问：“如果他们还是不同意呢？”
古里说：“好吧，最后你应该投降……”
我最终算是投降了，但那家美国公司可能感觉到EUROM有些不对劲，于是取消了报价（不过我认为即使我立即投降收购也不会成功）。
1997年，古里开始担任M-Systems的顾问，每季度会来公司一两次。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重要教训是：一旦有了计划，就应该去执行，不管计划到底是什么。有一次，他发现我们又一次没有达到销售预期。“然而，”我和合伙人阿里耶·马吉说，“我们对新产品有一个非常棒的想法。”古里震惊地看着我们，他沉默了3分钟后说道：“伙计们，你们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吗？你们太自作聪明了！”
我们吸取了这次教训。
2006年，在宣布将M-Systems卖给闪迪公司之后，我的董事会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将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的角色区分开来。结果在收购正式完成之前，我发现急需一位董事长，而任期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谁会愿意在两个月内承担责任如此重大的工作呢？我打电话给古里。他来了，并且尽全力帮忙。他并不是因为我们当时急需帮助才来，而是因为我请他帮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祖父和古里，我希望你们已经在天堂见过面了，而且都为我感到骄傲，哪怕只有一点也好……
愿上帝保佑你们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