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甲骨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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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重要的大陆?

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的观点,或许是有意针对泛希腊文明的反土耳其歇斯底里症状。1822年,在他关于君士坦丁堡住民立论充分的社会学概论中,他将希腊人列入“东方国家”中:“从他们的语言和东方语言的近似程度来看,就足以证明他们源自东方。”Hammer-Purgstall,Constantinopolis (1822),第2册,第387页。这位熟知风土人情的重要东方研究者,借此稍稍批评了那种将“今日的”希腊人视为古希腊人直接后裔及“西方”身份载体的企图。哈默同时引述了一种将古希腊视为古东方子文化的传统。这种看法尽管有些争议,但在18世纪的学者中却十分普遍。参阅Bernal,Black Athena,第1册(1987),第161页以下。我认为贝纳尔的思想史论述并无法完全打消有关此书的争议。不过,多数人都一致认为,要在欧亚大陆的大框架下观察欧洲。起先是地理学上的“欧亚”概念,显然1885年起受到苏斯(Eduard Suess)的影响:Parker,Europe,(1960),第288页。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有一次把欧洲说成亚洲的西部半岛,因而激怒了在他那个时代成为主流的欧洲中心论(inklusive Europazentrik)。1829年,在法国地理学家拉比(Lapie)处即已发现类似的说法:Parker,Europe,(1960),第288页。然而,这种看法在17世纪及18世纪,并且直到亚历山大·冯·洪堡把欧亚关系(气候上的)比为布列塔尼和法国其余地区的关系的说法之际Humboldt,Ansichten (1987),第81页。,都是理所当然的例如Bruzen de la Martinière,Dictionnaire (1768),第1册,第457页;Prichard,Researches (1836-1847),第3册,第1~3页,第5册,第602页。

好战的亚洲民族——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及土耳其人——对历史的影响,特别是对地中海地区的影响,构成了近代早期通史写作中一个不断备受讨论的中心主题。关与此点,参见第8章。19世纪时,关于欧洲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和亚洲处于不断互动下的看法,才暂时退居幕后——直至现代才被史学家重新发现。例如Subrahmanyam,Connected Histories (1997)。此外,还包括了亚洲是所有文明发源地这个不断重复出现的普通概念。17世纪后期的作家认为,亚洲在古代世界的三大洲中,是气候上最适宜且富饶的地区,是宗教、艺术、法律、城市生活及君主国家政体的起源地。例如Blome,Description (1670),第1页及下页;Zedler,Universal-Lexicon (1732-1750),第2册(1732),第1844栏。亚洲也是世界救赎历史上一个特许的地区:伊甸园人类诞生的所在,耶稣基督现身人世的舞台。虽然,在18世纪末,对伊甸园所在位置不再那么确定,但亚洲的声望依然承受住了启蒙时代的质疑,毫无损伤。一如以往,研究这块大陆,特别是近东地区,仍普受推荐,因为那是“所有人类的故土”,所有文化由此散播出去Diez,Denkwürdigkeiten (1811-1815),第1册,第v页;Adelung,Mithridates (1806-1817),第1册,第3页,有类似看法。,“所有仍持续正面发展的宗教中最合乎理性者的发源之地”Paulus,Sammlung (1792-1803),第1册(“Plan”)。。从物质上来看,欧洲“最珍贵的果树”和葡萄都要归功于这个世界之地。Büsching,Asien (1787),第12页。1793年,哥廷根的历史学家阿诺德·赫尔曼·路德维希·赫伦在他的《论古代世界重要民族之政治、交通与贸易》(Ideen über die Politik,den Verkehr und den Handel der vornehmsten Völker der alten Welt)一书中,再次总结了近代早期对亚洲的看法,并做出以下结论:

在古代世界三大洲中,只有亚洲能牢牢抓住人类哲学历史研究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只观察单一民族,并试着透过他们的眼光,掌握我们人类的整体。Heeren,“Ideen…”,出自Historische Werke (1821-1826),第10册,第47页。

赫伦写下这些话,是在欧洲人相信自己的文明优于其他文明之处主要在于科学领域的时代。他慎重地继续说道:

就连科学知识史,不管西方如何努力充实这种知识,并转化成自己的财富,最后还是会带我们回到东方,如同我们不仅在东方找到自己的故乡,也可发现所有其他扩展成为世界主要宗教的宗教。Heeren,“Ideen…”,出自Historische Werke (1821-1826),第10册,第48页。

尽管赫伦只对古代亚洲感兴趣,但是他还是建议要研习现代的亚洲。面对一个只在古老文献及建筑古迹中可以捕捉到、被爱德华·萨义德有充分理由认定为西方“东方主义”标志的没落的古代亚洲Said,Orientalism (1978),第79页。,近代亚洲在赫伦及他那位懂得将古代研究和当代奥斯曼帝国评论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代人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眼中,依然有一定价值。

整个18世纪,古代亚洲的声望维持下来,但在1800年左右,现代亚洲的评价显然比1700年来得负面。对经济关系的评价便可显示出这一点。约翰·奥格尔比(John Ogilby)在其可观的纲要作品《亚洲》中有理由表示今日的大帝国与贸易强权都位于亚洲;就连美洲新近发现的金矿,也无法和亚洲的宝藏抗衡。Ogilby,Asia (1673),前言。1754年,温德姆·毕奥(Wyndham Beawes)那本也翔实记载欧洲以外地区的商人手册,依据最新的旅人报道,勾勒出一幅经济繁荣的亚洲图像。亚洲人并未消极地把自己的宝藏献给欧洲的掠夺者和殖民者,而是积极模塑自己的经济生活,一开始便只留给欧洲商人和商社一小杯羹——这个看法已被今天的研究证实。Beawes,Lex Mercatoria Rediviva (1754),特别是第1册,第627页以下。1800年左右,亚洲这个整体在多数观察家眼中,却只是个经济落后、需要欧洲助一臂之力的地区。当赫伦在一个时代结束之际,再度宣称亚洲这个最重要大陆的威严时,1771年,拥有广大读者的英国作家古斯瑞已有了完全不同并在后来不断得到重复的类似看法:

亚洲接着引起我们的注意。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亚洲是世界最知名的地区,但一和欧洲相比,却几乎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让我们有所受教。在亚洲,由于十分忠于古代习俗,并有强大的专制强权,居民的创造力遂遭扼杀,无法产生欧洲国家所特有的多样风俗与特色。Guthrie,Grammar (1771),第1册,第viii页;第2册,第188页以下,有类似看法。

当时把欧洲和亚洲拿来比较,并非新鲜事。亚洲在世界史中占有特殊地位的观点,正是和欧洲对比之后得出的结果。一名类似古斯瑞的作家有新的看法,认为欧洲和亚洲是在进行一场发展竞争,而亚洲输了。有些人有理由对此兴高采烈:“长期以来,亚洲在世界上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但现在只能让人缅怀追忆。”1796年,一本法国的世界知识书籍如此说道。Grasset de Saint-Sauveur,Encyclopédie (1796),第3册,第4页。1791年,像东方旅行家和革命政治家沃尔尼(Volney)这样心思缜密的思想家,便注意到东方国家中令人绝望的不自由及落后状态:“整个亚洲埋在深沉的黑暗中。”Volney,Ruinen (1977),第95页。但这是亚洲的特质吗?沃尔尼不愿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做出粗糙的划分。他同样也指控当时仍保有农奴制度的欧洲国家并未高明到哪儿去的压抑状态。Volney,Ruinen (1977),第95、239页。亚洲早已不是最重要的大陆,但对沃尔尼来说,依然还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