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中的亚洲及欧洲领土
欧洲在哪结束？亚洲从何开始？这种问题往往要视欧洲的变动与活跃程度而定，很难清楚回答。
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欧洲东边界线的问题又再出现，没有定论，成了欧亚大陆在世纪更迭之际政治上，或许也是文化上的最大挑战。无数文献现在证明“欧洲”是个文化上建构出来的产物。在“欧洲”这个观念与意识的历史中，可以见到一长串完全不同的尝试，分别从外在的边界到内部的共同特质来界定欧洲的“身份”。“亚洲”也是一个欧洲设计出来的概念。在“欧洲”这个概念被接纳前，亦即在19世纪中期之前，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日本海之间，没有任何文化具有一个超越文明的整体观念，一个涵纳所有高级宗教——连基督教也源自“亚洲”——及各种不同人种特质的民族实体。“东方”“东边”（“远东”—“近东”—“中东”）“东印度/东方印度”等，也是随意界定，尤其是基于欧洲判定异国文化行为的归纳划分需求。就连我们今日所习惯的洲际划分模式，亦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惯例，而非源自地表的物理结构。为何乌拉尔山以东及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边在地理上应该完全不同，实在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
那时候起，关于欧洲界线的问题，就有各种令人吃惊的可能答案：文化空间和地图学上的空间，两者不一定吻合。例如，由荷兰人奠立，1806年最终由英国人接收，成为其亚洲舰队中转休息站的南非开普敦，是不是真的位于非洲？一名持怀疑态度者在其1816年的旅行印象中陈述道：“开普敦完全是欧洲风味，让人提不起兴趣，至少对那些从西方来的人来说是这样。”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19年所建的亚洲基地巴达维亚，亦不断有类似评语：虽然有许多有色住民（特别是中国人及马来人），这里仍是一座热带的荷兰城市，华丽雅致，“可和欧洲最重要、最富有和最美丽的地方一较高下，甚至某些方面还略胜一筹”。在殖民主义扩展之处，人们也立下了界碑，确立了欧洲的边界。在这些桥头堡结束之处，亚洲跟着展开。
对海路旅行者而言，洲际的界线很少是种感觉的问题。在告别和抵达之间，只有茫茫大海，因此一离开船，也就踏进了亚洲。不过，对陆路旅行者来说，这件事就困难多了。在政治边界不明之处，就需要其他标记。对有些人来说，“亚洲”在伊斯兰尖塔取代教堂塔楼及听到祈祷报时人的喊声而不是教堂钟声之处开始，或是碰上第一个骆驼商队之处，便表示他们抵达了亚洲。反之，英国外交官詹姆斯·查士丁尼·莫里尔（James Justinian Morier）1812年10月5日从波斯越过了边境的阿拉斯河时，立刻就知道他不在俄国，而是抵达了欧洲。他没见到骆驼和骡子，而是见到了推车和马车。欧洲可是轮子的世界。
从陆路前往亚洲，要经过巴尔干半岛或俄国。自17世纪初开始征服与开垦西伯利亚后，多元民族的沙皇帝国便跨越了欧亚大陆。18世纪时，在埃德蒙·伯克的《人类大地图》中，俄国就已包含了无数的社会文化差异：从圣彼得堡、雷瓦尔（Reval）（塔林）、里加（Riga）及（后来的）明斯克等西化城市社会中的无数社会差异和层级，到西伯利亚的狩猎采集民族。对跨越许多俄国内部文化分界的旅行家来说，亚洲的重要界线在哪里不过是个没什么实际意义的问题。亚洲显然先从政治上的帝国界线开始展开。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这是一个军事上的扩张界线，一边针对伊朗和奥斯曼帝国等伊斯兰强权，一边面对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再来便是抵御不断被击退的高加索山地民族。
1829年8月，冯·洪堡以沙皇政府的贵宾身份，造访了草原边界的防御工事，即抵御中等大小的吉尔吉斯部落的“防线”。他之前见到的是种完全不同的边界：和中国比邻的疆界。圣彼得堡和北京在1693年及1727年签订了达成实际上权力均衡的法律条约，确定了边界及边界交易的形式。自此（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个双方严加防守的疆界，或许是世上最平和及稳固的强权分界所在。西欧旅行家很高兴抵达清朝的领土：“……边界旗帜的这一头是惊人的大片荒地，但另一头，中国人住在村落及畸零地上，开垦了土地。”抵达中国这方最重要的边关市镇双子城——恰克图/买卖城（Kjachta/Maimaicheng），便意味着再度踏入文明之地，那里的街道和屋院“整齐清洁，正如在荷兰小城所见一般”。恰克图虽然位于清帝国的蒙古部分，却并不处在一个持续开发的地区的边缘。对精疲力竭的旅行家来说，直到抵达数百年前搭来抵御亚洲内部“蛮族”的长城时——在横穿戈壁沙漠的最后一段旅途中，一个最受人欢迎的景观——才算回到了文明的“空间”中。1720年11月2日，当由里昂·瓦西列维奇·伊兹梅洛夫（Leon Vassilevič Izmailov）伯爵率领下离开圣彼得堡13个月后的俄国使节团在大约40英里外看见长城时，“我们的一名团员大喊‘陆地！’，仿佛我们一直都在海上”。
代表团成员之一的苏格兰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在他后来详细的旅行叙述中，毫不怀疑长城这边的国家根本不用害怕和西欧相比。中国边境官员的接待已经非比寻常：“我从未碰到过如此殷勤的接待。”对这位相当客观的观察家及大多数18世纪横穿西伯利亚的旅行家来说，抵达中国不只是踏入一个陌生的异国世界，而且是在世界最长的陆路旅行劳顿后，再度回到文明的土地。和俄国与波斯的边界相比，这种差异更加明显。在1804年至1813年第一次俄国伊朗战争（也是伊朗和欧洲基督教强权最早的冲突）后，阿塞拜疆北部的汗国被并入沙俄，这个边界地区便被描写成人烟荒芜的地带。
和旅行家的边界经验不同，地理学者试图将欧亚大陆分成两块。在这些地图学及专业术语后面，有的不只是地理学知识的长足进展。18世纪以降，愈来愈精确的空间描绘工具已足以勾勒出政治的远景。所有近代的帝国强权——从西班牙到清帝国——都运用地图来详细描绘自己统治及占领之地，并规划帝国的未来领土，俄国也不例外。这个王朝的欧亚双面性格，打开了进一步建立想象的机会。
1719年建立自己制图局的彼得大帝，在1721年大北方战役中击败了瑞典后，宣告莫斯科的沙皇国为帝国，或以西欧强权的标准来说，为一殖民王朝。自此，西伯利亚不再是个广袤的垦殖地区，而是帝国之内与欧洲领土相对称的部分，依据帝国意识形态来扮演自己的角色。如此一来，区分王朝为亚洲及欧洲部分的问题，首度成为地理上及政治上的问题。将顿河［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笔下的“塔内斯河”（Tanais）］及和黑海相接的亚速海视为欧亚间界线的古希腊罗马传统，在近代仍具影响力。在法国重要的地理学者纪尧姆·德利尔（Guillaume Delisle）的欧洲地图中，基本上把顿河这条界线而不是更西面的界线当成“莫斯科欧洲”和“莫斯科亚洲”的分界。18世纪30年代，当了13年俄国战俘的瑞典军官菲利普·冯·斯塔伦伯格（Philipp von Strahlenberg）及身为沙皇彼得大帝地理顾问及西化理论家之一的瓦西里·塔提斯切夫（Vasilij N. Tatiščev），则把这条界线向东移至乌拉尔山区。西欧地理学者还要等上一阵子，才采纳这条乌拉尔山界线。1759年，在研究文献之后，伏尔泰得出结论：“欧亚的界线仍然模糊。”但在1771年，18世纪末知名的地理学者及自然科学家彼得·西蒙·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将乌拉尔山边界细腻定义成一条物理生态的界线后，这条界线才在西方文献中获得认可。最后，由于乌拉尔山区南端界线延伸的问题悬而未决，大陆界线遂被约定俗成地划定在沿乌拉河直到里海的这个范围中。
在俄国人的意识中，这个帝国内部的界线划分具有重大的意识形态意义。西伯利亚被“亚洲化”，成了彼得大帝转向西方寻求认同，也就是在国家机构、统治意识形态及精英文化西化下的“欧陆”俄国的殖民储备空间。西伯利亚的亚洲化，结合了现在从西方地理学术语中借用而来的“大鞑靼”概念，并试图在北方领土的文字记述中，唤出一个类似俄国的墨西哥或秘鲁的画面。与此同时，沙皇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欧洲对亚洲的优越性，借以模仿西方殖民强权的帝国意识。对商业的各种深厚期望，似乎暂时得到了满足。
不过，当19世纪初期北亚的暂时繁荣所依赖的皮毛贸易失去重要性时，西伯利亚的声望也跟着下跌。叶卡捷琳娜女皇执政期间皇冠上最为闪耀的珠宝，成了无用和野蛮的饰物。罗曼诺夫王朝下的欧亚姊妹关系，在俄国大众眼中成了王朝兴起的西方和原始停滞、似乎只适合流放囚犯的东方之间的尖锐对比。19世纪20年代中期后，在俄国的价值重整中出现了一种声音——根据个人品位及政治方向的不同，通过对俄国社会进行激进的改革或者保守的创新，将西伯利亚的单纯朴素注入进来。就在1830年波兰十一月起义遭到镇压的同时，英国、法国及德国的自由媒体造出一个沙皇“东方专制”扩张的骇人图像。在18世纪末，就有个别声音提醒要注意俄国这个“西方的天敌”，或至少对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改头换面的专制抱持疑虑的态度。1748年，孟德斯鸠就已察觉到沙皇王朝市民社会的缺陷，并预言在一个农夫“不能自由脱离地主”并歧视贸易的国家中，是无法摆脱专制的。至少对他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沙皇王朝的欧洲部分甚至在彼得改革后，仍是一个东方强权。俄国自我及外人认定为“亚洲”或“半亚洲”文化的这个大题目，在19世纪后半叶又继续得到激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