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一）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详细、最深刻、最全面的证明和运用，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主要理论指南（洪远朋，2009）⁽¹⁸⁾。恩格斯在评价《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地位时曾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第一次在这里得到了证明。”可见，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资本论》处于核心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一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源头（胡钧，2011）⁽¹⁹⁾。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首先，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其理论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之源（葛扬，2016）⁽²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学说，它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以及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最终趋势，阐释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化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运动规律。从分析对象上来看，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经济对象是商品经济，或者说就是一种市场经济，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提供了直接导向，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提升总结为系统性的经济学说，而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对象就是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对象上的指引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导向。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理论解释和政策指导，以市场经济为分析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有效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融合，并为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理论逻辑上出发，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生产出发，到资本的生产过程，再到资本流通过程，最后到资本生产和流通中，回到了整个资本生产的总过程中，并在其中包括分配、交换和消费问题，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经典论断，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基本框架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和理论核心。特别是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点分析了生产关系，提出了生产关系要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论断，而进一步揭示生产关系规律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刘灿，2016）⁽²¹⁾。

其次，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之处在于其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对辩证法的应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了从个别到一般的科学抽象，并坚持运用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种东西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加以思考了。”⁽²²⁾毛泽东也曾在《矛盾论》中指出：“关于共性与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然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从共性到个性的演变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出发，结合科学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提升总结出来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系统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指引下，结合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提炼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拓展意义的理论学说。而这个从一般到个别、从共性到个性的逻辑演变和理论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过程。因此，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逻辑准则。

最后，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价值观导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不同之处体现在其价值取向上。价值取向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经济理论的核心与归宿（于金富，2009）⁽²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就具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西方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人”为主体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了以“真正共同体”为目标的“个人—集体”主义价值。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强调的：“代替那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人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自由人联合体就是以个人为主体、一切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共同体。这一价值取向虽然也强调了个人作为经济主体的重要性，但更加突出了社会共同体对个人价值实现和自由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价值取向，它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主要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价值取向对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纲领性意义，它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实现个人与社会统一、和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其价值导向必然保持一致。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取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导向。

（二）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重要理论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最早在俄国得到了实践。虽然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巨大挫折，但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建设“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大量探索，并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实践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

（1）列宁“新经济政策”与俄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形成

马克思晚年在探讨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时，曾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比较薄弱的国家率先实现（即“一国胜利论”），这一理论和假想最终在俄国实现，并在苏联时期达到顶峰。俄国通过十月革命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在“战时共产主义”后，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突日益严重，列宁发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经济的过度集中使得生产活动被严重束缚，他在苏共十大上指出：“这是一种错误，这一错误的产生一方面是迫不得已，另一方面我们做的超过了理论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²⁴⁾。随着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反思，俄国开始了“新经济政策”，提高了经济运行中的市场化倾向，俄国开始了“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鞠立新，1992）。正是由于俄国经济政策由高度集中的战时计划体制向新经济政策下的市场化转变，在新经济政策推行时期，俄国第一次尝试了在共产主义政权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探索。而中国特色主义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发展好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张宇，2016）。可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实践参考，其推行过程中显现出的一系列问题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经验启示。

伴随着俄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转变，俄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逐渐形成。在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存在，指出政治经济学只存在于商品拜物教的地方，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直接透明的，并没有自发作用的规律，因此不需要研究，特别是布哈林指出：“理论政治经济学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而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结束也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的告终”⁽²⁵⁾。1929年，列宁发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的评论，在文章中指出了布哈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政权国家存在商品生产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要与俄国经济改革的实践相联系。从此开始，俄国经济学家结束了20世纪初以来的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存在的质疑，开始集中研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发展经济，解决经济问题，逐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

（2）《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列宁在明确指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存在的理论错误后，虽然这一认识得到了大量扭转，但在部分学者中仍然存在混淆计划与共产主义的观点，比如在《苏维埃经济理论基础》一书中有“计划……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生产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加托夫斯基在文章中指出：“苏维埃经济理论是关于过渡时期生产关系的学说”，这也就从侧面否认了广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存在。为了明确这一问题，联（共）布中央在1936年年底公布了“改造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决议，并在1937年开始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学者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明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苏联经济学家存在不同看法，特别是以雅罗申柯为代表的质疑派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关系，而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化的理论”。雅罗申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受到了斯大林的严肃批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包含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大方面，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只有这两方面同时成立，才能够满足马克思主义。但是雅罗申柯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生产关系，而将生产力的组织形式等同于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失去了直接研究对象。

斯大林对雅罗申柯的批评明确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捍卫了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为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明确了研究对象后，苏联经济学家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中的规律和问题展开大量研究。比如以帕什科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同样存在客观规律，并通过学者们的研究，最终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过程，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经济的价值规律等，从而推动了整个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完善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体系框架和价值指导，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3）原东欧国家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尝试与理论启示

与苏联的高度计划不同，原东欧国家多次在社会主义中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相关制度，并进行了大量的将社会主义与市场制度相结合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和理论启示。以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在他193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他借助新古典方法，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劳动和消费市场纳入社会主义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从理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兰格认为，米塞斯断言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其根据是对物价的性质混淆不清，通过区分“狭义价格”和“广义价格”，兰格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均衡的基础，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兰格的这一理论是第一次专门研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随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对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认为兰格提出的中央计划委员会在制订生产计划时，无论是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还是各种产品的信息，都是以分散的形式存在的，无法进行统一汇总。也就是说，中央计划下一般均衡所要求的条件，即各项数据是给定的，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已知的，根本无法实现。

虽然以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发展的可能，但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化使得其他国家并没有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空间。但在斯大林逝世后，面临“苏联模式”给东欧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尝试实行市场社会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南斯拉夫在企业管理和资源配置中逐步将权力下放，让工人、企业主在商品生产中的决定权增加，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原料供应和生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将市场作为主要的资源配置的伟大尝试，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具有开创性意义（Neuberger and Duffy，1976）。随后，匈牙利也开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引入市场机制。波兰在兰格、布鲁斯等的主张下，开始将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与分散管理相结合，进行分权式改革。虽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市场机制的偏差等问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些尝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与东欧国家的早期尝试密不可分，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三）西方经济学的学术成果是重要理论借鉴

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存在一定区别，但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但是，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外，以西方经济学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产生了大量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1）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工具取向”

通过百年的理论演变，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体的西方经济学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着主流地位。西方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与其研究范式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研究工具的不断更新具有直接关系。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价值取向的同时，不断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理念的同时，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逻辑严密性和研究过程的科学规范性。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来看，通过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将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相结合，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范式，是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于金富，2008）⁽²⁶⁾。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判断的基础上，研究范式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为研究方法、思想观点等不同，形成了“八大流派”（薛宇峰，2009）⁽²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中，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借鉴对于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流派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见，以西方经济学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工具取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完整、研究范式不断更新，有助于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指导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2）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对象

除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外，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近些年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中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其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密不可分，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提供了理论借鉴。从《资本论》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其实就是一种制度分析，其经济理论的本质也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是较早地将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并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研究统一纳入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分析范式内（于金富，2008）。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必然充分吸收了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和制度体系的研究，特别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制度还需不断完善，制度变革仍处在较为活跃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制度变革的关注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其将政治和国家意识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背景，充分考虑了政治制度和国家意识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然会继承这一理论传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逐渐演变出新政治经济学，将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经济个人的研究拓展到国家社会中，并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同时充分考虑了国家政治制度、民族意识等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宋胜洲，2005）⁽²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其理论体系必然要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属性，在对经济运行的分析过程中纳入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独特性，这是中国特色社色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与其他经济理论的本质差异。但是，传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指导性，这一点在苏联早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也普遍存在。在这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它将政治制度和国家意识引入经济理论，但又避免了完全的意识形态化，借助于新古典的分析方法和现代经济学研究工具，在完善经济理论的同时又体现出理论体系对现实问题强大的解释力。因此，新政治经济学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提升理论体系科学性和解释力方面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是重要理论元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对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分析和总结（洪银兴，2016）。也就是说，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撑，这一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元素，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1）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²⁹⁾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时，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并开始研究这一重要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并深入研究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独到见解，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指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也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³⁰⁾，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优点进行了肯定，也明确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这种对待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遗产（吴易风，2013）⁽³¹⁾。

总的来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研究对象上。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都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³²⁾。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提供了指导，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关注生产关系，更要关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构建起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学说（洪银兴，2016）。第二，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都是哲学家，有辩证法的武器。”⁽³³⁾因此，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世界观上，毛泽东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他坚持辩证法，认为必须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需要坚持辩证法，要遵循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以及最一般的抽象产生的路径，不能把一般的经济关系与个别的经济现象混为一谈（蔡继明，2016）。第三，在研究纲领上。毛泽东强调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领问题，他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³⁴⁾。这一论述表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主，以生产关系调整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作为研究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就在于揭示生产关系规律（刘灿，2016），从当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出发，研究生产关系如何调整，以便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第四，在生产关系的具体方面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方面。毛泽东针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的内涵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论述。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就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这些理论思想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源泉。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探索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使得其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界线（王立胜、郭冠清，2016），无法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体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了大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经验支撑和理论元素。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都体现出理论上的中国特色，即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面临实行改革开放、推进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困境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商品经济逐步达成共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伟大理论创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其次，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出发，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学说。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在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保护生产力（洪银兴，2016）。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