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泰伦提乌斯

早在我刚刚成为一名精神科住院医师并初次接触到团体心理治疗这项工作方式时，我就为它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所折服。仅仅是建立并启动一个新团体就已经称得上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首先要找到一群适于共同工作的个体，其次人数要合适，此外还要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时间和地点，这简直令人望而生畏。伴随着团体非指导性特质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退行会激发我们最原始的情感，这一点无论对组员还是治疗师来说都十分令人不安。尽管新组员们常常难以用言语明确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本能的反应会令他们明白，自己所同意参与的是一项从长远来说大有裨益，但在开始实际操作时会有些令人困惑和感到吃力的活动。也难怪他们无法承认，自己对那些“得到预期收获”而提前离组的前组员怀有某种莫名其妙的嫉妒，相反地，他们对这种分离表现出惋惜、难过或想要分析原因的态度。就仅仅最基本的说话，有时候也会显得很艰难，因为组员们会发现，每当他们评价其他成员时，其实都是在展示自己的某个部分。他们会逐渐认识到，拒绝沟通在一个心理动力学取向的治疗团体中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身为小组的一员，你无法始终取悦所有人，自己的本性也终将无处可躲。组员们也许会尝试着保护或掩饰自己，然而各种形式的引介随时随地都在进行。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一个新组员在第一次参加集会时迟到了5分钟，并因此被友善地询问：“你为什么迟到了呢？”他含糊其辞，之后在整个小组活动期间都保持沉默。在小组活动快结束时，我询问他第一次参加聚会的感受。他回答说，自己在被接待的方式上感受到了冒犯。当我进一步询问这话的含义时，他说：“我认为大家在我刚进组时，第一个问题就问‘你能跟我们建立关系吗’是很不友好的。”

一旦小组成员的位置得以确立，信任和凝聚力初现，组员们就会开始展现他们各有特色的防御：叛逆与挑衅、质疑与服从、伪装或把自己当作一个协同治疗师。这些防御对其他人来说是麻烦的来源，但是施展防御者因此而觉得舒服了许多。一般来说，敲诈、威胁和恐吓会使小组成员无法敞开心扉。反过来，在这样的时刻，小组会依赖于治疗师的能力和意愿来指出这些特别的动力，并为此承担责任和后果。组员们会主动扮演或被指定成为各种角色，如女主人、历史学家、愤世嫉俗者、道德主义者、警察、调解者、失败者、明星、试探者、思考者等。

当治疗小组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时（尽管不是所有的小组都能做到这一点），它就会展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特质。那些组员提供给彼此的共情、理解和令人动容的诚恳是我们在其他场所难以收获的。当深深了解彼此的组员间产生的那些奇妙的共鸣时，甚至连治疗师都会感到难以抑制的嫉妒，因为他们的职责注定自己只能观察而不能参与其中，难以享受这种亲密无间的感觉。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在团体成员指出治疗师的错误之后，治疗师能够接纳、承认并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那么整个小组就能做好准备，提升自己宽恕的能力。

当终于达到了预定目标，各位组员也觉得可以终止小组活动的时候，大家就会意识到，对很多人来说，表达感激之情要比刚入组时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失望更加困难。他们还会意识到，对于有些人来说，听见并接受尊敬和赞赏也绝非易事，尽管那些荣誉都是他们通过多年的小组活动所应得的。

如果以上这段简要的心理动力学团体治疗体验看起来还不算太难，试试再加上以下这些挑战：多重移情与反移情、新老组员的加入与离开、有时候组员必须面对的小组运转的失控、过早暴露的羞耻感、违反小组协议、竞争以及为每个组员的主体性留出空间。

多年以来，我一直通过研究和写作团体心理治疗中的一些话题来保持自己对于组织领导团体心理治疗小组的理性和热情，这些话题通常比较困难，但为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治疗师们必须对之进行处理。借用泰伦提乌斯的一句名言：“我是人，所以一切与人类相关的话题对我而言都不陌生。”我想那些对我而言很有挑战性的话题，其他团体心理治疗师也必定遇到过。无心插柳柳成荫，本书回顾了这些年来我完成的许多基于这些困难话题的文章：敌意、团体与个体治疗混合并行、金钱、困境、困难患者、沉默、缺席以及组员与治疗师各自的勇气和羞耻。

正如美国前国会议员奥尼尔所说的那样，“所有的政治都起于基层”，一切心理治疗的理论研究与实际操作也应该（至少是部分地）带有自传性质。很多临床治疗师，无论是新人还是富有经验的专家，把教科书当作至明真理来拜读，并在实践中谨遵教诲。就像那些团体治疗领域的前辈明确指出的，现有的理论和实践操作是以下多个方面综合作用得来的：经典理论与案例，来自老师、督导和导师们的影响，现实社会历史背景，我们自己的个人体验以及从患者那里学到的东西。

本书还着重阐述了理论结合实践中非常必要的一点：个人经历对于心理治疗文献的贡献，以及我们从这些个人经历和体验中学到的教训。有时候，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会无形地影响人们对理论的发展和贡献。举个例子来说，要想完全理解温尼科特的成就与局限性，人们必须首先了解他朴素严厉的父亲、他那性压抑的维多利亚式的母亲、他持续了24年的无性婚姻以及他为了说服梅兰妮·克莱因所做出的种种勇敢的努力——在他看来，对婴儿精神状态的研究必然要结合他所得到的现实的母爱进行（Rodman, 2003）。由此可见，温尼科特笔下无性的“环境化的母亲”（environmental mother）和在他的研究推断中极少露面的父亲形象都是有根可循的。也许因为他始终独立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所以他能够真正重视人们由过去生活经历所发展形成的特质，这一点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几乎是被完全忽略了的。当然，也可能正是由于他这种有别于当时学术传统的观念，他始终没有被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接受。

在创作时还未曾发觉，现在我回首看来，本专题论文集所收录文章的选题和内容多是反映了我的个人经历与成长。我将在不同文章间的过渡段落中详细阐述这些经历，并分析它们是如何，有时甚至是不知不觉地，影响我的研究选题的。

除了第1章“羞耻”，本书所收集的论文是按照它们的创作时间依次呈现的。由于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初衷是展示咨询师的成长发展历程，那么按照它们的成文先后顺序来排列各章节是一个更符合逻辑的选择，把一篇在职业发展后期写作的论文作为这个文集的第一篇似乎有些矛盾。当然，如果我能够对于为什么要选择“羞耻”作为第一章节的主题提供一个明确的解释，整本书的逻辑性就会更强一些。事实上，尽管我一直都深刻明白（在潜意识层面上）羞耻在我的个人生活和我来访者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一种重要角色，但一直到近期我才有能力直面并在书中谈及这个话题。

尽管团体心理治疗是一种很有效的治疗方式，在实际应用中它却不是那么流行，尤其是对私人诊所来说，维持运转一个成功的团体治疗常常是很困难的。本书将依次分析和阐述给团体心理治疗活动带来生机和挑战的那些困难主题。从经验主义的视角出发，这些论文记录了我在工作中对于这些困难主题的实践体验，同时也阐释了相关的引人入胜的理论知识，富有治疗性价值。来自实践的经验是源于但高于理论知识的。我始终坚信，临床医师的最高行为准则应该是理解个体和团体患者的需求，而不是某种特定的理论。与此同时，一名合格的临床医师应该熟悉所有的理论知识，并有能力在需要的情况下运用它们。尽管如此，本书的理论导向仍为心理动力学。

正文的每个章节都将由一段综述统领，本书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1．前文已经提到过的，由个人实践经历升华所得的重要经验，它是治疗师个人治疗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

2．对我们在受训过程中学到的重要原则的僵化应用将会影响治疗效果。

3．治疗师常会因过于关注患者和我们自身有问题的部分，而忽略了对患者和我们自己的力量与成功的认可。这种倾向是需要被警惕并时时修正的。

尽管没有一一详述，但一系列关于自我、他人和现实的“真相”贯穿于全书。本书第1章的论文发表于1989年，就将涉及其中部分内容。例如，当治疗师有意愿并有能力为小组充当抵抗负面感受的避雷针时，会鼓励组员之间更为诚实地互动。在受到突如其来的攻击时，治疗师依然有能力保持共情（与受虐性地屈服于毫无理由的侮辱完全相反）就体现了这个观点。

还有许多核心价值是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浮现出来的。作为一名临床医师，我的治疗取向就从提供恰到好处的挫折演变成尽量提供一种最优的回应。其他基本理念还包括：真相使人自由；年龄的增长并不一定能带来智慧，但是通过努力可以获得智慧；在人际关系中没有绝对客观的事实；自我反省能令人振作，也会使人痛苦；人们通常已经做到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好了；大部分时候，一个寻求帮助的人会靠近具有能力且愿意尊重他、理解他的人；在绝大部分治疗中，患者已经竭尽全力了；最后，作为治疗师，努力去理解、陪伴他人的决心比真正洞察他人、正确与否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