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政府产生的积极影响

首先，学校供餐计划可作为社会保护安全网，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灾难产生的不良后果。2015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有131个国家将学校供餐计划作为社会保护安全网（世界银行，2015）。2011年Alderman等人对之前的学校供餐计划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时，着重对于其作为社会保护安全网的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显示学校供餐计划可以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同时为贫困家庭提供支持，因此可以胜任当前减贫工作的需求（Alderman,2011）。Abhijeet在2011年对印度的学校供餐计划进行研究时，再次验证了计划推行可作为儿童的保护网，缓解由于营养不良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来自干旱地区的儿童，他们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改善（Abhijeet,2011）。2015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学校供餐计划作为社会保护安全网的角色进行了系统研究，结论显示学校供餐计划确实是一项强大的安全网。供餐计划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与最弱势群体有广泛联系，并且作为大规模的营养干预，对于社区的积极影响是可预期的。家长们知道孩子每天可以在学校享用一顿营养餐食，这种可预测性使得家长可以将家庭资源的一部分用于其他的消费及可提高生产能力的支出。此外，通过提高入学率、降低因疾病造成的缺勤率有助于完成正常的教育周期，可与其他提升教育质量的项目协同会发作用，进而促进人力资本发展。一些国家还将学校供餐作为应对自然或人为危机的平台，在这些国家通常指定社会保障部门作为供餐计划的牵头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2015）。无论天灾人祸，学校供餐计划均可一定程度上缓解灾难带来的影响，并助力灾后重建。世界粮食计划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组织及低收入水平国家学校供餐计划的主要提供者，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学校供餐的历史由来已久。通过提供强化饼干、开展营养健康教育以及资金资助等形式，温暖了灾区民众的内心，重燃他们对生活的希望。

其次，学校供餐有助于农业和社区发展。2017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巴西政府于2009年联合启动实施的一项农校结合项目进行了系统总结，报告指出“在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巴拉圭、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圣卢西亚等国家，通过考虑当地学生的营养状况及饮食习惯，从当地家庭农场购买新鲜的应季食材，为学生制定了健康且符合地方特色的学校供餐食谱”。“整个供餐过程表明，若学校直接从当地农民手中购买高品质的食材对整个社区的发展均有好处：农民可以从中获得就业和创收的机会，学生可以享用到健康新鲜的食材”。报告还提出论断，学校供餐计划通过有效联结地方政府、农民、合作社和当地社区，可促进教育、营养和农业之间的联系，保障学校供餐的动态性和可持续发展（世界粮食计划署，2017）。洪都拉斯政府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合作伙伴的支持下，正在将各种农校合作模式纳入到国家学校供餐计划，该计划通过引进当地小农提供的新鲜食材为130万儿童制作健康餐食。政府有一个明确的愿景，即加强学校供餐与当地农业之间的联系，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儿童营养以及小农和当地社区的利益。洪都拉斯政府投资了130万美元来丰富国家供餐计划的食品篮子并提供新鲜的本地农产品，2016年超过14.25万名学前儿童和小学生因此受益。巴西作为较早开展学校供餐计划的国家之一，一直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实际情况和预期目标的实施模式。作为国家“零饥饿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2009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要求学校供餐计划中的食材采购至少有30%应来自小农或小农组织。这就为农民的收入提供了稳定预期，减少了不确定性及风险因素，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价格的稳定和食材的高质量水平，促进了食物多样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同时巴西学校供餐计划中用于采购小农提供食材的资金预算保持稳定增长，从2011年的7.8%提高到2014年的21.4%（Christiani,2017）。

再次，学校供餐计划有助于建立和维持政治支持。2009年世界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儿童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组织联合发表了反思学校供餐分析报告，意在增进对各国对学校供餐计划的理解（Bundy et al.,2009）。各国政府已清晰地认识到学校供餐计划有多重好处，是帮助最弱势群体的重要工具；作为一个社会安全网，通过提高入学率及减少缺勤率，为家庭提供价值转移；吸引学生进入学校并留在学校，可减少饥饿现象的发生，并一定程度上增强认知能力，从而帮助提高学生成绩。学校供餐计划也有助于构建稳定的食物体系，给当地农民提供一个可预期的食物需求，使农民受益并促进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许多国家正在设计或重新设计学校供餐计划，并将促进公众食品安全意识及经济发展纳入其中。学校供餐计划作为供应链的关键中间环节，有效地衔接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同时为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参与者提供相对应的利益。分析学校供餐计划的资金投入，可以看出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投入水平在4年间提高了12%（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部分国家也通过实施学校供餐计划提升了政府的政治支持。巴西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引进了学校供餐计划，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全国推广，1972年成立国家食品和营养研究所来具体负责学校供餐计划。尽管在70多年间历经了20多位总统和统治者，不断变化计划名称，但是学校供餐计划一直没有中断，至今也仍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崇和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2016）。日本政府历来重视学校供餐，学校午餐是日本人对学校生活的回忆。在日本的教育、文化、体育、科学和技术部甚至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展出了每一代日本民众的学校午餐模型。民众十分支持政府的学校供餐计划，并对政府该项工作给予了好评。

此外，学校供餐计划有助于开展营养教育并阻断营养知识匮乏的代际传递。2003年Perez等人对学校营养教育的经验和挑战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指出随着人一生的成长，一直在进行营养知识的获取和经验积累。在儿童早期，对于饮食习惯的建立主要受家庭影响，进入学校后，受到外界的影响逐渐增多。学龄儿童开始建立自己对于食物的偏好，此时朋友、同伴和社会模式对其产生的影响最大。并且明确指出，在婴儿时期和童年时期培养的饮食习惯和模式将对其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对成年之后慢性病的发作有着潜在影响。此外，青少年时期形成的饮食习惯将延续至成年。因此，青少年时期开展营养教育极为重要，而学校提供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学校供餐为营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提供的营养餐食与课堂或户外教学的内容相一致，对于学生的健康饮食习惯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Perez,2003）。为了研究学校营养教育对于预防儿童超重问题的有效性，Jonas等人进行了一项干预试验，结果验证了学校餐食增加更多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将对预防儿童肥胖具有正面影响（Jonas等人，2011）。2015年Maslow对学校营养教育和饮食环境进行了研究，指出学校是建立和加强学生健康饮食行为的重要场所，可以促进学生成年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Maslow,2015）。对于代际传递的作用，更多的体现在父母接受教育对下一代的影响。Gakidou （Gakidou,2010）的研究验证了在1970—2009年期间世界各地的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大约50%可以归因于他们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高水平的教育和儿童婚姻的减少之间也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显示，在发展中国家，超过60%的童婚新娘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西亚的所有女童都接受过中学教育，那么童婚将会下降64%，从近290万降至略高于100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

最后，学校供餐计划可带来良好的投资回报。一项对来自139个国家的800多份调查的计算显示，平均每多接受一年的教育，个人收入将增加了10%。女性的回报比男性高，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的回报通常高于高收入国家（Montenegro等人，2014）。儿童早期干预也有助于提升个人收入。Gertler等人走访了牙买加一项社会心理刺激计划的受益者，发现在该项目结束后的20年里，他们的收入比发育不良的对照组高25%，足以让他们赶上正常同龄人的收入（Gertler等人，2014）。在国家层面上，额外的教育也对人均GDP和贫困率产生了积极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年报告中指出，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将会对人均GDP产生13%～15%的提升。并且，对于25～34岁年龄人群而言，每增加一年教育将导致该国的贫困率下降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经济模型显示，每1美元的学校供餐投入，就能从改善的卫生、教育和生产力中获得3至10美元的经济回报（世界粮食计划署，2013）。Patrinos等对114个国家的1985—2005年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增加教育水平（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和降低收入不平等（用基尼系数表示）之间有显著相关性，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将引起基尼系数降低1.4%（Patinos等人，2013）。受过教育的人和其后代往往更健康。在一项跨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在非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至少接受小学教育的妇女的死亡率比未接受小学教育的妇女低36%。在非洲，这一比率为14%。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其孩子更有可能上学。对1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母亲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孩子有68%的可能去上学，母亲接受过6年教育的孩子有87.7%的比率去上学，而接受过12年教育的母亲，其孩子去上学的比率可达到95.5%（Majgaard等人，2012）。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研究显示学校供餐计划本身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学校附近社区的生计，特别是从当地采购食物并进行加工，但目前该方面的量化研究较少。为了衡量学校供餐计划的投资回报，波士顿咨询集团与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对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和洪都拉斯三个国家的学校供餐计划的成本-效益进行了分析。作为评估的最初版本，主要包含三方面的效益：营养/健康、教育，以及转移收入（以本地市场价格表示的学校供餐口粮价值）等，但是对于较难量化的效益未包含在建模中，比如给本地农业经济带来的效益等。之后进行的敏感度分析也显示，即便是最坏的情况，学校供餐计划依然具有良好的投资回报。截至目前，该项评估已拓展至14个国家，计算的投资回报率在3～9美元之间，平均回报率为5美元。2015年一项对孟加拉国的学校供餐计划的投资回报率研究报告中指出，参与供餐计划的学生出勤率比没有参加营养干预的学生高出20%～28%，考虑教育的综合影响，该计划对于以后在农村务工的学生的终身收入将提高7%～16%，对于以后在城市务工的学生的终身收入将提高13%～25%；并且这种影响对于女性的作用要大于男性。报告还得出结论，学校供餐计划是一项具有高回报率的经济投资，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减贫工具（Maslow,2015）。2016年出版的学校供餐计划国家案例集中明确指出，今天对学生进行营养干预的投资，将来将节省巨大的疾病防控投入（儿童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组织，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