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京剧的形成与名称由来

京剧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由高朗亭率领第一个徽班“三庆班”入京开始。由于四大徽班的先后进京，拉开了京剧形成的序幕。其实早在徽班进京之前，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魏长生率领的秦腔班子自四川入京，曾风靡一时，使那时京城以京腔（弋阳腔）繁盛的局面改观。但是，由于清朝廷以魏的表演有伤风化，一度被禁止演出而受到压抑，徽班入京后以诸腔并奏和丰富的剧目优势取而代之。由于徽调的崛起，致使大量的京腔、秦腔演员加入徽班，于是，其腔调也就渐渐被融合进徽调之中，形成了以徽秦两调为主的合流局面。可以说那时徽班演唱的腔调，虽未能以二黄调独当一面，但事实上已经以二黄调的名义，兼唱其他的腔调。因此，现在论及京剧的产生，均以在徽调（二黄调）基础上，兼收并蓄了昆腔、梆子腔、吹腔、罗罗、拨子以及其他的一些民间小调而逐步形成的。然而，那时徽秦合流的二黄调，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京剧腔调，只能说是京剧腔调的胚胎。之后经过乾隆后期、嘉庆、道光年代的衍变发展，到了道光中期湖北楚调的进京，促成了徽汉的合流，进一步强化了以后京剧中二黄与西皮两调的结合，成为京剧腔调胚胎发育的关键时期。当然，这只是从京城方面京剧形成的大致过程而言的，实际上在湖北及南方地区，这些腔调的种种合流早已进行了。尤其是那时作为“花部”中心的扬州，各种腔调争相斗艳，交融激烈，后来南派京剧的形成与其有密切的关系。二黄与西皮结合后，就被称为“皮黄戏”。当今京剧腔调以皮黄为主，实是由它的基因所决定的。这种皮黄戏经过咸丰，至同治、光绪年间而达到了极盛。那时名家辈出，剧目纷繁，已开始具有坐上我国戏曲剧种头把交椅之势。京皮黄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飞速发展，除了外部的政治、历史、社会等原因外，从腔调发展的内部来看，首先，从清初至道光，各种戏曲的所演剧目，都是以旦角为主的，包括最早进京的秦腔演员魏长生；第一个进京的徽班台柱高朗亭等，均是以演旦角戏而闻名。但是，那时旦角的演唱又是以男唱女腔的，这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声乐发声的角度来说，均是不尽合理的，至少这种现象制约了人物及腔调的进一步发展。到了道光后期，京师梨园的风气为之一变，变为以生角戏为主。一旦打破了陈旧的枷锁，回归于男声之本色，也就迅速地促进了腔调的发展。实际上这种变化，也是由腔调内在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声腔音乐发展到一定时期与一定程度之必然。当以生腔为主后，马上就出现了程长庚的徽派、余三胜的汉派、张二奎的京派这三种新型的腔调。这三位演员在皮黄戏过渡到京剧的发展过程中，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后又有汪桂芬、孙菊仙、谭鑫培三鼎甲，从而一举确立了生腔在京剧中的地位。可以说皮黄戏过渡到京剧，就是由生腔取得的巨大成就所带动的。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其他行当腔调的发展。如旦角方面的有余紫云、时小福、常子和、陈德霖、王瑶卿等；净方面的有钱宝峰、何桂仙、黄润甫、金秀山、穆凤山等；小生方面的有徐小香、王楞仙、程继先等；老旦方面的有郝兰田、熊连喜、谢宝云、龚云甫等。其次，要确立一个剧种，必须在腔调上形成一定的规范。尢其是京剧的前身，它是由二黄与西皮腔调以及其他的一些腔调综合起来的。虽然不能说这些腔调是杂乱无章的凑合，但是，在开始融合时不免可能有种种拼合的现象，甚至于各唱各的腔调。然而，一旦形成一个剧种的腔调体系，它必然就有所取舍，有所规范与约束。那就是以一定的语音规范以及固定的伴奏乐器，把各种腔调统一起来。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诞生于19世纪初的著名老生演员余三胜。余氏原为汉调演员，道光中期入京，开始是搭徽班演老生，后来成为京皮黄演员。在余进京之前，徽皮黄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但是，那时的徽调唱腔还处于非常简单的阶段。由于那时京城内各种声腔的争相斗艳，互相吸收，致使徽班所唱的腔调种类繁多。但就各腔调本身来说，较简单且种类纷杂。而余以唱汉调的身份加入徽班演出后，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在念白上，他以自己的汉调语音为基础，吸收了京音、徽音的语言因素，创造了一种既能使京城观众听得懂，又非常富于音乐性的语言声调。这样，不但使其在京城的演唱扎下根来，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而且更主要地是由此而产生出一种新颖的戏剧用语，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湖广音”的戏剧用语。湖广音的戏剧用语把我国千百年来汉语的声调等特点，加以充分的展示并把它推向极致。可以说后来我国几乎所有的戏曲、曲艺中均被广泛地吸收运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余还进一步把这种语音用于演唱，使腔调的唱词（字）四声分明且对比加大，曲调也就更为阴阳顿挫、悦耳动听了。后来一代宗师谭鑫培就是遵循其路子，并把它发扬光大，创造出一种细腻婉转的新腔，成为近代京剧老生唱腔的最主要流派。

除了演唱和念白方面外，统一伴奏乐器对京皮黄过渡到京剧，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京剧形成之前，由于京皮黄中的腔调原来就比较芜杂，其伴奏乐器也不统一，其中主要是吹、拉主奏乐器之别。大概自明代重用吹奏乐器笛以来，特别是笛成为昆曲的主奏乐器后，南方的戏曲及民间音乐大多以笛为主。徽调中的主要腔调二黄以及吹腔等，都是以笛为主伴奏的。而在北方则以新兴的各种拉弦乐器为主（这和北方方言四声调值差大，拉弦乐器善于模仿人声有关）。然而，伴奏乐器的音色与演奏特点，常常成为剧种腔调特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要把西皮和二黄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剧种中的两种富于对比的腔调，统一它们的伴奏乐器就成为很重要的一环。由于拉弦乐器涉及到对空弦音的利用率问题，因而又和唱腔的具体调式运用有密切的关系。例如，西皮和二黄腔调在同一把胡琴上，就相差一个调（大二度）。这样，西皮用定弦，二黄用定弦，曲调旋律的用音与常用音列也就不同，听起来风格就有所区别。这些以前反映在笛上，从未有在拉弦乐器上那样强烈。可见，以胡琴代替笛不仅具有统一各腔调的调性功能，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使不同腔调的调式风格更突出，更富于特点。当然，统一伴奏乐器相对地比糅合各腔调本身要滞后一些。大约到了同治、光绪年间，皮黄腔开始真正脱胎为京剧时，各皮黄班中才出现了以胡琴替代笛，成为伴奏的主奏乐器。

京皮黄经过从腔调到伴奏等一系列的改革之后，它的实质内容和形式都起了很大的变化。此时，再用西皮（秦）与二黄（徽）等带有地方色彩的腔调来命名剧种，就显得不太合适了。而且它又极盛于京城，客观上必然需要另外加以命名。但是，通常剧种的确切名称由来比它的实体形成总要晚些。据查，“京戏”名称的由来，实创自上海。由于上海自近代开埠以来，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城市之一。至光绪、宣统年间，北京的皮黄班接踵到上海演出，开始时被称为“京调”，以示和上海本地流行的徽班皮黄调相区别。至民国以后，上海的梨园全部为京班所掌握，于是正式称京城的皮黄戏为“京戏”。而对于“戏剧”一词，南方人喜称“戏”，北方人喜称“剧”。在上海，1872年6月4日（清同治十一年）《申报》上的《戏园杂谈》一文中已提到“京班”一词：“洋泾浜戏园林立，其最著名者为丹桂茶园、金桂轩，皆京班也。”1876年2月7日《申报》上首次出现“京剧”一词（可能是北方人所写）：“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始能成班，俗呼为台柱子。”可见，京剧名称的出现，是一种地域概念。自我国戏曲形成后，较多的是以声腔来命名剧种的，如历史上的“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其中有的包括地域概念，如弋阳腔、昆山腔等；有的不包括或另加地域名，如柳子腔、高腔、西秦腔、皮黄腔等。大概自京剧后，就较多改用地域概念来命名剧种了，如以后的川剧、粤剧、沪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