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与发展：空间集聚的起源

为了思考上述问题，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的详细内容。那些更关心广义论述，对专业性细节不太感兴趣的读者可能想略过这一部分。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模型就是我们熟知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模型（Dixit-Stiglitz-Krugman，以下简称DSK模型）。它结合了当代经济的三个重要的现实特征，即劳动力流动、产品种类与企业规模经济。DSK模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它在分析上无解。规模、品种和贸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模型可以通过模拟创建，这就意味着，这些因素的设定必须由作者自创（Fujita and Thisse,2009）。由此引发人们批评新地理经济学只是对世界的一种猜测，虽然这在确定空间行为的基本原因方面是有用的，却不能用来弄清楚它们如何塑造现实世界的发展模式。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批评是它关于跨空间贸易成本的观点。它使用的是“冰山”贸易成本假设，认为一部分商品的价值在运输中“融化”了，它通常为距离的函数。然而，对于许多商品和服务来说，实际的贸易成本可能与此有很大不同，比如距离函数是非线性的，因此会起伏（“全部或者什么都没有”）。另一个技术上的批评是，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重叠的灰色竞争地带，市场的划分不可能界限分明。最后，与之前的第一条批评一致，只有当分析师对不同产品的可替代性做出假设时，模型才能起作用，因为这决定了一个地区可以形成多少集群，以及每个集群彼此距离多远。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风险：模拟结果可能对各城市和地区系统中的工作岗位模式做出不切实际的预测，或者该模型会被轻易窜改以便接近现实，因此有可能导致无法洞察因果层次或序列。

DSK模型对于引起空间集聚的行为有着严格的观点。DSK模型和经典的“廖氏”（Loschian）中心地区模型都描述了作为层级市场的空间经济，而这些商品市场因品种和规模而不同。DSK模型加入了劳动力流动作为动态力量，而国内市场的规模因核心区域的确定则是内生性的。激发这种决定因素的行为是工人对消费者效用的追求。其原因是农业工人通过追随产品多样化和低廉的价格（企业规模经济的结果）获得效用。然后，大量企业随之涌入，产生空间聚集，从而释放更多的规模经济，接着是“滚雪球”般相互强化的过程。就此而言，DSK模型无法解释穆特（Muth,1971）提出的人和工作岗位哪个是“鸡”哪个是“蛋”的问题。就像前一章中探讨的新古典城市经济学的方法一样，一旦工作岗位和人的雪球开始滚动，其余的动态就是可以用工作岗位和人的空间互动形式构建成一个双向因果关系模型。这种互动本身是由复杂的贸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弹性决定，带来大量可能的稳定模式和不稳定状态，其中的不稳定状态可能会因为低贸易成本得到增强（Baldwin and Forslid,1997）。

在这类分析中，与新古典城市经济学对应的是，工作岗位、产业和消费者的地点成为一个永无休止地在边际刀锋权衡的过程。追随这场讨论的专业人员或许会对此感到矛盾，因为规模经济作为理论上的关键动力是起伏的。它们的变化不是边际或递增式的，而是不间断地在不同水平上跳跃。用模型表示，就是假设总体上存在足够的产品种类和规模，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好像”影响某些特定行业或细分市场竞争的规模经济实际上不是剧烈波动的，不会产生任何重要的垄断效应，甚至连局部的影响都不会有。产业经济学家不辞辛苦地向人们说明这种影响是很小的；但是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空间经济学家想从两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行业存在垄断竞争，但是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地理空间中，不存在严重的波动和垄断效应。我在前一章提出的证据表明，反映在实际工资中的城市发展确实是起伏不定的。在目前的研究阶段，这是还没有人能解决的一个专业问题，但它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是第四章关注的核心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深入探讨了贸易产业和本地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积累产生的影响。在劳动力与区域经济学中，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就业“乘数”问题。如前文所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外围模型不仅是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和寻求就业机会的工人的共同作用，也是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与那些在作为中心市场的大城市中提供更廉价和更多样化产品的供应商的共同作用，后者被称为“母市场效应”。核心外围模型认为产品种类往往会聚集在一起；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可以支持更多的产品品种，因为生产同类产品的各生产单位规模都比较大。这个结论的问题是，它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结论相悖，即不同品种的产品可以通过长途运输（交叉运输）彼此进入遥远的对方市场。在常规的大规模制造业中母市场效应不复存在。这些制造品无论处于中间环节还是处于末端，在几乎所有的产品品种层次上其贸易成本（在发达国家）都很低，所以不会同时挤入相同的地点。发展中国家除外，因为那里的初级城市化服务仍然处于稀缺状态。

当代母市场效应的实例不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内，而在末端的零售业，特别是个人和消费者服务。纽约专门从事金融服务，因为它的中间生产商集聚在一起，为高度集中的银行和经纪公司提供服务，但是经纪公司并不集中在纽约，因为其从业人员众多；它们是金融服务的可贸易端，而且有远距离市场。然而，对于零售银行业务来说，纽约跟其他任何地方并无区别。基于这些原因，母市场效应的实证研究仍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Behrens et al.,2004;Redding,2010;cf.Ciccone and Hall,1996;Head and Mayer,2004）。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新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为什么纽约这座城市如此之大。

这并不是说母市场的地理不重要。但是关于母市场发挥的作用，新经济地理学很可能并没有论及。它过于注重制造与销售中规模/品种的相互影响，而没有足够重视当今在发达国家为城市经济提供非贸易活动的多元化服务业。个人服务、建筑以及其他劳动密集型活动的需求结构相对于当代城市经济中可贸易部门产生的收入的弹性很大。这里所说的需求问题是，需求并不能通过本地市场的规模使单位成本下降，而是提供带有成本病（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和服务，其中的成本与在区域经济中获得的收入成正比。这是如今大部分母市场的运行方式。因此，我们需要更新乘数效应模型，因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母市场模型没能解释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