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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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假设?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城市系统的新变化。重要区域创新集团(即新经济体中的赢家城市和地区)的出现,根本无法用家庭和工人的自发迁移决策、他们主观意识中很高的舒适性或任何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改变等予以解释。生产地理驱动着今天城市地理的演变,这一点与过去相同。

以由10个县构成的旧金山大都市区和由5个县构成的洛杉矶地区为例。两者总体上都属于高工资高收入的大都市区,过去的几十年里,房价增长率比人口增长率高。而两地的人均收入在1945年到1970年之间趋于相同,后来出现分化,导致今天两地的人均收入相差了1/3。1970年洛杉矶城区五县的人均收入是旧金山大都市区十县的94%,但是到200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6%。新古典城市经济学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建筑企业的均衡位置不同,认为旧金山的住房扩张比洛杉矶少,从而限制了人口增长和工资上涨。大多数实证指标表明,旧金山整体生活质量的舒适性只是略“高”于洛杉矶,所以根据模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人实际上应该愿意接受旧金山较低的名义收入。舒适性的工具变量往往使用相关的生活质量指标,其中包括美世咨询(Mercer)、《读者文摘》和《经济学人》常用的指标。所有这些指标都显示旧金山湾区的生活质量排名远高于洛杉矶地区。建筑商的均衡是造成收入分化的强大力量。但自1970年以来,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增长都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住房单元数量和面积也同比例增长。这个模型以及大量的随附文献都假定是管制决定了住房基数(housingbase)的扩张率,因此也决定了劳动力的扩张率(Glaeser and Gyourko,2005)。但另一个模型(Van Nieuwerburgh and Weill,2009)将住房价格的不同归因于生产率的不同,这反映在大都市区之间的工资差异上。然而,虽然这两个地区在过去30年的监管严格程度相近,住房扩张率几乎相同,但是旧金山大都市区的长期平均房价比洛杉矶要高。此外,旧金山湾区几乎所有类别的货币(名义)工资都更高,也就是说即使对教育、种族、性别以及产业等有所控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表明不存在为舒适性而妥协的证据。住房扩张受到既有监管制度的严格限制,这构成整体区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十分可信。大多数高度限制住房扩张的情况都在社区或中心城市层面,而不是地区层面。人口或收入增长率的重大变化不太可能是住房供给变化导致的,房屋建设是区域增长的“蛋”而不是“鸡”。

再看一下这个模型对住房供给的作用方面的一个更极端的推断。再次以1980年以后的旧金山和洛杉矶为例。在此期间,旧金山成长为世界信息通信技术经济的中心,而洛杉矶在它以前的航空航天高科技基地损失巨大。对此能做何解释呢?根据这个模型,导致这一观象的原因应该是两个城市在建筑商均衡中的位置不同,旧金山限制住房建设,限制人口增长,因此选择一个具有更高技能的移民群体,转而吸引信息技术产业;洛杉矶具有更灵活的廉价住房供给,吸引低技能的人,从而吸引追随低技能人群的产业,如低工资的轻工制造业。旧金山的确获得了更高技能的移民群,但似乎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将劳动力、技能和专业化的重负分摊到住房的价格上。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与低房价地区相比,住房成本高的地区,穷人会更大程度上挤入更小和更密集的住房中。住房不可能成为人、工作岗位和产业等一系列复杂替代品的基本动力。

如果不是这些生活方式的舒适性和生活成本因素,那么如何才能解释高工资行业主要在纽约、旧金山和伦敦等地发展的原因呢?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认为,这可能是由于高技能人才与其他高技能人才互动的偏好导致(Glaeser,2007)。在这个“人与工作岗位”的观点中,偏好导致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进而相关产业,即工作岗位会跟随人而来。根据这个解释,1980年后金融业在纽约或伦敦发展如此之快的原因是:工人对这两个城市的偏好吸引了金融企业。即使我们承认这些城市的工人在大规模区域劳动力储备之内通过各种互动提高了生产率,它对“鸡”和“蛋”的问题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只有在相关产业的人员储备早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这种大规模的互动。以20世纪70年代硅谷微电子等新兴产业为例,在这些产业出现之前人才储备根本就不存在。新兴的信息技术产业及其劳动力通过新技能与新产业同时产生而共同演化发展。这样的储备一旦建立,可能对生产率和专业化产生许多递归影响,但它必须与模型中省略的其他动因一起出现。因此,将三个要素市场(建筑商、企业和家庭)的互动构建成同步和无方向或无起点的模型,就无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对因果关系的解释。城市和地区发展是时间序列和因果层次的结果。

在这个建模的策略中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选择做出“空间无差异假设”回避了历史或序列。根据这一假设,只要能不受限制地通过利用工人的技能和工资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企业会选择去任何一个地方。但要使这种做法可行,只有假设其生产系统可以随意拆分到不同地方,并根据每个地方可获得的要素来测量该系统每一部分的要素比例(企业是“腻子”)。在这个世界上,一家企业会搜索所有对它来说可用的位置,选择它可以进行交易的地方,例如,某个劳动力更多而资本和运输成本更低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后面两章会看到,在最重要最前沿的经济部门中,即那些能够驱动经济发展的产业中,不可能存在空间无差异。关于这个假说有另外一个稍微现实一些的观点,认为不同的企业或产业有不同的资本、劳动力和交通的组合,会有自己的地点分类,分类依据是那些地方要素市场对资本、劳动力和运输的供需全部达到均衡。但在一个拥有无限数量的企业、产业和需求结构的世界里,这需要真正幸运的巧合才行。

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用其他假设取代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各地方的均衡情况不同,甚至在高度关联的经济中也是如此,所以就会有工资、价格和收入的空间不均衡。全经济范围内的一般空间均衡并不存在,但经济学家所谓的“多重均衡”则会存在。“多重均衡”反映出某些地方最前沿的经济活动的位置,以及其他类型的活动在其他地方的分布情况。反过来,它们又开启了不同的地方发展过程,表现为工资、收入和房价的区际差异。这些发展进程会持续影响个体技能和财富的积累,持续影响各地财政和投资能力及其人际网络的社会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