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陪衬者
盖伊·克林奇是个好人——或者可以说是个不错的人。他什么都不缺，又什么都缺。他非常有钱，身体倍儿棒，帅气，高大，还有一个不时冒出新奇想法的大脑；但他了无生机。他完全敞开。他拥有霍普·克林奇这样的妻子，聪明、能干（他们家的房子是件杰作）、典型的美国人（富有）；他还有一个精力无比充沛的孩子……但他清晨醒来之际，却没有——没有生机。有的只是了无生机。
盖伊十五年婚姻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在霍普怀孕期间，那是相对较不久远的一段时日。她欣然把自己的智商减去一半，所以盖伊一度发现自己是在跟一个同等智商的人相处。突然之间，谈话的内容涉及房屋改善、婴儿名字、婴儿房改造、女孩的红色、男孩的蓝色——温柔的物质主义，一切皆是有的放矢。家里一向就没完全缺过建筑工人，现在更是人满为患，他们高声大语，骂着粗话，晃着步子。盖伊和霍普遵循荷尔蒙作息。窗帘荷尔蒙，地毯荷尔蒙。她已经过了恶心阶段，很想吃土豆泥。然后便是筑巢荷尔蒙：突然想缝缝补补、穿针引线。波托贝洛路上的手推车小商贩（没准基思·泰伦特就在其间）一见到她的身影，便招呼她去他们的小摊，严肃而又老练地说：“过来，亲爱的，我有你要的东西。”霍普会把潮湿的纸板箱翻个底朝天——天鹅绒碎布啦、缎子布条啦等等。怀孕第八个月，当家中开始重新摆放家具，而霍普像个女王似的坐在电视面前缝缝补补（有时还会嘀咕说：“我在做什么呢？”）的时候，盖伊会思忖，抓耳挠头，自言自语（他所指并非婴儿），它快来了……已经在路上了。
哦，他原本多想要个女儿啊！在那个阴暗的、人影稀疏的私人诊所（那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最昂贵的诊所，霍普不相信任何一种消费加起来不足四位数的医疗护理：她喜欢成卷的缴费单，每一张纸巾和每一片吐司都丝毫不拉地记上；她没工夫去搭理地下室的廉价商品部和国民保健的疯狂热潮），盖伊一会儿踱来踱去，一会儿打个盹，一会儿焦躁不安，那些有头衔的专家在晚宴过后或者在去打高尔夫球的路上冲进来瞧上一眼。是个女孩，是个女孩，就是个普通的小女孩——玛丽、安娜、简。“是个女孩，”他仿佛听见自己在电话中说（对谁说的，他也不清楚）。“五磅十二盎司。是的，是个女孩。六磅差一点。”他想全程陪伴妻子，但是霍普却把他拒在产房之外——由于某种严肃而又无法辩驳的理由，性自尊。
三十六个小时之后，凌晨四点，婴儿降临人间。他重近一英石
。盖伊被允许到霍普的病房短暂探视。现在回想起来，他仿佛看到了一幅画面，母子二人面带洋洋得意的表情擦去脸上的汗水，似乎刚从某种有趣而又弱智的游戏中回过神来：比萨大战吧，从表情上看。另有两位专家在场。一位正盯着霍普两腿之间的部位，说道：“是的，呃，很难说从什么地方会出来什么。”另一位正在难以置信地丈量婴儿的脑袋。哦，这个小男孩从各方面来说都完美极了。他块儿头可真大啊。
盖伊·克林奇什么都有。事实上他什么都有两份。两辆车、两套房、两个不相上下的保姆、两套真丝羊绒晚礼服、两副网球拍，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但他只有一个孩子和一个女人。马默杜克出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寻找全新的灵感，他重读了《利己主义者》以及沃尔海姆对英格雷斯和慈父的评论。育婴指南让他做好了改变的准备，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如此。但是没有什么能让他或任何人做好迎接马默杜克的准备呐……享誉世界的儿科医生对他的过度活动症惊叹不已，像东方三圣膜拜耶稣那样对他的腹绞痛能力顶礼膜拜。每半个小时，他就哄哄唧唧地吮干他妈妈剧痛的乳房；他常常会在半夜时分打个小盹；其余时间全都用来尖叫。只有父母、施刑者和大屠杀守卫者能忍受得了人类这么多痛苦的声音吧。待到情况有所好转，情况确实好转了，尽管只是暂时的（因为已经患有轻度哮喘的马默杜克，不久又要患湿疹），霍普大部分时间仍然躺在床上，有时有马默杜克，有时没有，但从来都没有盖伊。他整夜和衣躺在两间客房中的某一间，随时准备迎接灾难。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为什么突然变成了一部十分有趣、格调极高的恐怖片（一部以摄政时期为背景的恐怖片，或许）。他的日常室内活动也变成了蹑手蹑脚。每当霍普呼喊他的名字——“盖伊？”——他答道：“什么事？”下面就再没回音了，因为他的名字即意味着“过来”。他出现了，做完必要的差事，又消失了。现在，霍普要求他做的事情，第一次如同第二次，第二次如同第九次。盖伊把婴儿抱入怀中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在保姆、夜班护士或者其他一些高薪雇来的马默杜克的仰慕者怀疑的目光下），他难为情地说：“你好啊，小兔崽子。”马默杜克会停下来，琢磨该使什么招；盖伊那怯怯的、问询的表情不知怎的总是惹得他去抓他的眼睛，或是一阵呕吐，或是疯狂用指甲去挖，或者至少来个大喷嚏。盖伊怀疑霍普给婴儿留指甲是为了攻击他，他为此大为惊愕。他的脸上自然是伤痕累累；有时候他看上去就像个意志坚决但又缺乏本事的强奸犯。他感觉自己很多余。会面，约会，都还没有发生。
所以他每样东西都有两份，除了嘴唇、乳房、亲密之墙、交叉的双臂、交叉的双腿。但事实并非真的如此。本来应该走得更近的，却渐行渐远了。因此，生机活力会随时光顾他。他是完全敞开的。
孩子出生以后，盖伊和霍普在医生的建议下离开过两次：是他们的医生，而非马默杜克的医生。他们把他托付给五个保姆，外加一支耗资更大的医疗小队。把他丢在家中，感觉怪怪的；出租车在向希思罗机场方向驶去之时，盖伊完全跟霍普一样担惊受怕。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加上每半个小时一个电话，恐惧才逐渐变淡。内耳做了调整，专门接收婴儿的恸哭声。若是你侧耳细听，每个声音都好像婴儿在啼哭。
第一次，威尼斯，二月，雾霭，冰冷而浑浊的水——还奇迹般的没有车。盖伊此生从未感觉距离太阳这么近过；就像是生活在云层中，高高的云海里。但是好几个早晨都是阴沉沉的，心情和天气皆然（潮湿，失败），那痛苦不堪、没有游客光顾的犹太区仿佛是这种情绪的最好表达；或者说，桥下面细微的波浪（苍白的浪花像是静止了一般，只有更阴暗的背景才间或凸显它的存在）也是阴霾最好的明证——或者说，当你迷失在中国套盒和美女堆里，本可以把自己比作莎翁笔下的恋人时，忽然附近办公室的窗口传来令人扫兴的喷嚏声，然后是贪婪地对着手帕擤鼻涕的声音，而后重又响起打字机或者加法器沉闷的噼里啪啦声。
第五日，太阳再次以不可阻挡之势钻将出来。他们臂挽臂沿着扎泰海滨长廊走向那家咖啡馆，他们已经习惯了上午十点左右去那里吃点心了。光线开始施展它在水上的魔力，太阳照得每个人都睁不开眼睛。盖伊抬头仰望：对他来说，这天空预示着某种启示，威尼斯式的启示。他开口道：
“我方才有个非常愉快的想法。你得把它写成诗句。”他清清嗓子，“就像这样：
太阳，太阳……涂鸦的太阳：
云彩是它掌心的裸体丘比特！”
他们继续前行。霍普的椭圆形脸蛋看上去很是坚决。她下巴上的口水表明她已经对烤芝士火腿三明治垂涎三尺了，很快她就能吃到了；另外还有留言簿、小爱美仕向导、奶油咖啡呢。“可怕的双关语，我想，”盖伊喃喃自语，“哦，上帝啊。”一群游客拥了过来。他们挤过人群之际，手臂被撞开，霍普走在前面，盖伊连忙赶上。
“这些游客，”他说。
“不要抱怨。那很傻。你以为你是什么？”
“是，但是——”
“是，但是没什么。”
盖伊欲言又止。他朝向大海，沮丧地伸长脖子。霍普忍耐地闭上眼睛等着。
“等等，霍普，”他说，“请你看一下。如果我移动头部，太阳在水上也随之移动。在水上，我的眼睛跟太阳可是同等重要的。”
“……知道了。”
“但是那意味着——对这里的每个人来说，水上的太阳都是不同的。没有任何两个人看到的是同一个太阳。”
“我想吃三明治。”
她继续前行。盖伊流连忘返，攥住自己的双手，说道：“但是那样就没有希望了。你不觉得吗？……没有多少希望了。”
夜里他在宾馆也喃喃说着同样的话，甚至回到伦敦后，在睡梦中，在被马默杜克一巴掌拍醒前的几秒钟，他还在嘀咕。“但是那样就没有希望了……彻底没希望了。”
在他们离开期间神采奕奕、健健康康的马默杜克，却在他们回来后的几个钟头内戏剧性地病倒了。他不偏不倚地染上了那年早春所能孵化出来的每一种病毒。腮腺炎痊愈后，又患上灾难性的百日咳（他的最后一次百日咳）。流感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医生们现在主动来问诊，不收诊费，纯粹出于职业好奇。在这个节骨眼上，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奥利弗勋爵还询问自己能否就此写篇论文呢），马默杜克的健康状况却大大好转了。事实上，他像是蜕掉了病体，仿佛那是一张死皮或者没用的附属物：从被发烧缠身的旧马默杜克身上跳出一个肌肉结实的小神童，明亮的眼睛，粉红的舌头，（事实证明）还绝对恶毒。变化是在突然之间发生的。有一天盖伊和霍普出去了，任由这个一贯胃肠病缠身的梦魇在厨房地板上流口水；午饭归来后，他们发现马默杜克双手插在口袋里，在起居室里晃悠，几个保姆在旁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还从未爬过呢。然而，他似乎已经搞明白了，在健健康康的状态下反而能制造更多麻烦、得到更多乐趣。他的第一步行动便是废除午夜小憩。克林奇夫妇雇来更多帮手或者说他们试图这么做。一个病怏怏的婴儿是一回事，一个身体健壮、一肚子坏水的学步孩子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到目前为止，盖伊和霍普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同孩子的关系大都是辅助医疗的关系。马默杜克重生后，那就变成了，呃——你不会说是辅助军事的关系。你会说是军事关系。他们唯一能请到的、可以待下来超过一两个小时的帮手就是疯人院的男护士了。那些时日，他们家有一支壮汉组成的类似特别武器及战术小组，以及一些全身布满伤疤的保姆和互惠工。盖伊估算，现在九个月大的马默杜克已经花掉他2500英镑了，为此他惊愕不已，但也没有怨言。他们再次出游了。
这一次，他们乘坐头等舱飞到马德里，在丽兹停留三晚，而后雇辆车，向南进发。那辆车似乎功率足够强大，足够豪华；无疑贵得令人咋舌。（霍普猛烈抨击车险。盖伊则细细研究那份金边文件：几乎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会把你空运出来的。）然而，当他们一天晚上开着车、开着车穿越接近半岛最南端的稀疏丛林时，一个巨大的震颤或者创伤仿佛一下子就把发动机拆得四分五裂了——进气歧管坏了？连杆大头坏了？总之，那辆车显然已经成为历史。约莫在夜半时分，盖伊再也推不动它了。他们看到一些灯光：不是很多，不是很亮。
克林奇夫妇在一家简陋的乡村旅馆找到了落脚点。看着那只有电线连着的灯泡、潮湿的盥洗室、乱七八糟的床铺，霍普在女主人还没走出房间之前就大哭起来。整个夜晚，盖伊躺在服了安眠药的妻子身旁，侧耳细听。五点左右，过了大概马默杜克打个盹的时间，周末酒吧的喧闹、自动电唱机和打击乐器制造的声响筋疲力尽地让位于庭院之中的嘈杂声了——这里咯咯咯，那里吼吼吼，这里吱吱吱，那里哞哞哞，到处都是猪哼哼。最糟糕的或者说离得最近的，是一只傻不啦叽的报晓鸡，他在邻居的女低音的伴奏下，用男高音鸣着震耳欲聋的起床号。“喔—喔—喔”，盖伊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婉转语之一。七点钟，经过一阵尤其让人难以忍受的男高音独奏（那只报晓鸡最后仿佛宣布了某个超级报晓鸡即将登场一般），霍普忽地坐起，流畅地骂着难听的三字经，服下安定，戴上眼罩，复又蜷身趴下，脸贴膝盖。盖伊无力地笑了笑。曾经有段时间，他能在沉睡的妻子身上读到爱意；即便是在毯子的轮廓上，他也曾经能读到爱意……
他走出房间，来至院中。那只公鸡，那只可笑的报晓鸡，立在鸡笼里——没错，就在他们枕边几英寸——以一种不容挑战的傲慢瞪着他。盖伊回瞪过去，慢慢摇了摇头。母鸡们在泥土和垃圾中侍奉着，一声不响，毫无疑问是他的后盾。至于那两头猪嘛，即便以这个院子为标准，也算是蠢货了。一只深色的半大阿尔萨斯牧羊犬在旧油桶里打着盹。感觉有人靠近，那狗噌地蹿将起来，因猛然惊醒，扑倒在地，沙子灌进它长长的鬃毛里，它朝他走了过来，本能地表示友好。是只母狗，他想：还被拴上了。他过去抚摸它时，他们搅在一处，搅在一处，仿佛正是因为那狗的友善：上蹿下跳、打圈转来转去的友善。
东西两边分布着新兴的富人住的彩色房子，但这个地方因为风吹，一直很穷。风吸干了它的血液，榨干了它的油水。如同那只公鸡，风也只是尽到自己的本分罢了，哪管什么缘由呢。热空气上升了，冷空气又将之填满了：因此，不知怎的，这个砂纸般的沙滩总是被撕扯、被拖曳、被疯狂地扯来扯去。盖伊身穿网球短裤，走下门廊，路过那辆汽车（那车避开他的目光），来至破败不堪的海滨道上。一辆摩托车，一头套在大车上的痛苦不堪的驴——除此别无他物。天空也是空荡荡的，被吹得干干净净，一种非洲般的彻头彻尾的蔚蓝。沙滩上的风就像工业清洁剂一样狂扫他的小腿肚；盖伊爬上一堆硬硬的湿沙，面向波澜壮阔的大海，陷入了沉思。大海对他并不友好。既没感觉有活力，也没感觉没活力，既没感觉距离生命更近，也没感觉距离死亡更近，只感觉到自己三十五岁，盖伊向前挺进，双腿跨过跟阴囊一般高度的围栏时，眼睛几乎眨都没眨一下；倒是海水好像退缩了，在人的触碰之下退缩了。他顺着斜坡往下冲，深呼吸，往前跃，像游泳者一样投入大海的怀抱……二十分钟过后，当他大步流星沿着沙滩往上走的时候，风把它能卷起的每样东西都往他身上掷去，沙子也带着疯狂的喜悦搜寻他的眼睛、他的牙齿、他那无毛的胸膛。离开海滨道一百码的地方，盖伊停了下来，想象着自己对它投降（可能过会我就走了），在冰冷的、如同大号铅弹般的气流下，他双膝跪倒，侧身蜷在一处。
他在苏醒的乡村旅馆排队买咖啡。那家的几个女儿正在拖地；两个男人在黑黑的房间里端肆无忌惮地搭讪着。盖伊站得直挺挺的，赤着脚板，皮肤和头发均密密匝匝地沾满了沙子。一个感兴趣的女人，只消半睁一只眼，没准就已经发现盖伊·克林奇体形优美、古典，最重要是健康；但是他的英俊之中含有一些没有意义或者没有必要的成分，仿佛长在他身上就是浪费了。盖伊知道这一点。身材矮胖、穿着垫肩服的安东尼奥斜靠在门边柱子上，一只手随意放在滚圆的肚子上——沾沾自喜地想着自己血红的腰带，还有垂到裆部的流苏——压根没有注意到盖伊，压根就没有。那几个女儿也只关注安东尼奥，吊儿郎当、嗜酒如命、鞭打驴子的安东尼奥和他的深红色霸王包……盖伊在砰砰响个不停的门廊上，喝下绝好的咖啡，吃了涂有橄榄油的面包。然后端个托盘进去给霍普，她扯下眼罩，仍闭目躺着。
“你做过什么事了？”
“我一直在游泳，”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很多愉快的回忆。”
“这里的小安东尼奥显然擅长使用扳钳。”
“哦，是吗？汽车废了，盖伊。”
几分钟以前，在砰砰直响的门廊上，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听到不远处有节奏的呜咽声，盖伊将手举至太阳穴，仿佛是为了留住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似的（他没有沉溺其中；他没有沉溺于黄色的念头）。那个念头是这样的：霍普伸开双腿，一丝不挂，被一个如狼似虎的安东尼奥粗鲁对待……盖伊然后拿着他的最后一片面包来至院中，给那只狗。（再次不可思议地看了一眼那只公鸡，那只愚蠢的报晓鸡）。那狗正在有节奏地呜咽着，但好像没什么胃口。脏兮兮的、一脸温柔相的母狗就只是想玩，想嬉耍，想交朋友，只是不停地绊在拴绳上。那根脏脏的长绳——长达六英尺——让盖伊很是伤心，西班牙式的残忍或漠不关心也从没让他如此伤心过。在这个院中，在被风吹得空空如也的沙滩边，唯一不用钱买而又阔绰的东西就是空间与距离——这只狗却一点也享用不到。所以它除了可怜，还是可怜，双倍的可怜，三倍的可怜，呈指数倍递增的可怜。我找到它了，盖伊想（尽管这话不会说出口，暂时不会）。它是……我找到它了，它是……它是——
“那么？”
“我们为何不在这儿待几天呢？待几天？这海很不错，一旦你下去的话，”他说，“直到我们把车修好。这很有趣。”
霍普正要对着烤面包的第一部分咬下去，在上面留下她惊人的咬痕。她停了下来。“我受不了。你不会是要糊弄我吧，盖伊？听着，我们要离开这里。我们已经离开了。”
于是那天就变成了给航空公司、领事馆和租车人员打电话，不得不忍受噩梦般糟糕的信号和蹩脚的西班牙语，当天晚上，在阿尔赫西拉斯的直升飞机场，霍普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第一次给盖伊笑脸看。事实上几乎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在吃饭、喝酒和游泳之间）海岸再往下的一个六星级酒店指挥塔，那里充斥着富有的德国老人，他们过度的嬉闹和缺乏魅力的外表（盖伊不得不承认）让他很是强烈地想起了马默杜克。
那以后一切都相当容易了：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有目标，但并不困难。盖伊·克林奇审视自己的生活，看看可不可以从哪个角度引进新事物。他的生活，他发现，已经缝合了，密不透风。它是封闭的。霍普隐隐感觉他开始想要把它打开，心中暗暗不快。盖伊有份工作。他为家族企业工作。那意味着他要坐在齐普赛街的一个小巧雅致的套房里，密切留意克林奇家族财富的九头蛇如何繁衍生息。（那也像马默杜克：它接下来会走到哪一步呢？）渐渐地，盖伊不再去了，就只在街上晃悠。
恐惧是他的向导。跟新月地区其他所有的房子一样，盖伊家的房子也是远离路边，房子非常好，非常漂亮、非常大；但是恐惧却把他带到了拥挤不堪的街道上，那里的商店和公寓就像围观熊坑的人群一般挤在一处，什么角子机游戏厅啦、糟糕的廉价小饭馆啦、买粥排成的长队啦、军人招待所啦，生活就在手推车上、乒乓球桌上和破败不堪的移动房里上演——伏都教和饥饿，骇人的长发和亡命之徒，波托贝洛路上的基思和凯丝之流。当然，盖伊以前来过这里，来寻一只草鸡或一袋尼加拉瓜咖啡豆。但现在他是在寻找那个东西本身。
电视与飞镖，指示牌上写道。还有弹球。盖伊初次进入黑十字时，是个推开令他心生恐怖的黑暗之门的男人……他挨过来了。他活过来了。那地方在朝北的光线照耀下，破败不堪，没什么危险：一群在潮湿的弹球桌旁玩着弹球的花花公子和拉斯塔法里派成员、白镴器般病恹恹的白人（看上去像是战争镜头）、嘎吱作响的角子机、冒着烟的馅饼加热机。盖伊用他唯有的一种嗓音要杯喝的；他没弄乱头发，也没改变口音；腋下也没夹着一份翻至比赛页的小报。他端着一杯中等甜度的白葡萄酒来至弹球桌旁，那里有个老戈特利布和《一千零一夜》中的艺术画（妖妇、魔鬼、英雄、少女）——老虎的眼睛。老虎的眼睛……一个羸弱的爱尔兰小伙子站在几英寸开外的地方，一个劲地在盖伊耳边喃喃说着“谁是老板，谁是老板”，好像要直到他觉得说够了为止。无论盖伊何时抬头，都有一个可怕的酒吧常客愤愤地盯着他，就好比你在斑马线上停下来给一位老人让路，他缓缓走过，但怀疑并没有减少分毫：那儿没有原谅，丝毫也没有。一个浑身是汗的黑人女子不停地在指控什么，最终被一张5英镑的钞票堵住了嘴。盖伊待了半个小时就走了。他带走了太多的恐惧，以至于每次归来恐惧都必然减少一分。不过夜里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基思是核心人物：基思和他在酒吧的魅力。基思是酒吧的头头。要更多酒品饮料时，是他嗓门最高、嚷得最欢；骂角子机是他骂得最猛；飞镖是他玩得最好——他是黑十字的飞镖推动力量……现在，基思显然得对盖伊做点什么，盖伊太异类了，太没酒吧魅力了，不能撒手不管。基思不得不拦住他，不得不对他友好，不得不痛打他。杀了他。于是有一天他把飞镖装入袋中，走到吧台（酒吧常客一直在想，这一刻何时会到来呢），倚在弹球桌上，竖眉瞪眼，咬牙切齿：给盖伊买了杯喝的。裤子后面的口袋，卷起来的10英镑钞票。基思具有多面性。整个酒吧回荡着无声的掌声。
干杯，基思！自此以后，盖伊有了归属感。他近乎大摇大摆地晃进那个地方，直呼酒吧男招待的大名：戈德或彭果。自此以后，他不用非得再给黑姑娘买饮料了，也不用非得再从黑汉子那里买毒品了。什么海洛因、可卡因、羟基安定、双氢可待因，他一向是拒绝的，只买少量大麻敷衍他们。他常把这些大麻和药草带回家，扔进废物处理箱里；他没把它扔进排水沟，害怕被哪个小孩或者狗狗捡了去，这种谨慎是多余的，因为那大麻不是大麻，药草也只是普通的草儿罢了……现在盖伊可以坐在温暖酒吧的一个潮湿的角落，观察四周了。的确，这里的生活快得不可思议，人可以在短短一周之内长大、变老。就像二十世纪的地球，神奇地突然衰老。这里，在黑十字，时间如同一列地铁，司机笨重地趴在操纵杆上，呼啸闪过一站又一站。盖伊总以为他在寻找的东西是生命。然而，他要找的一定是死亡——或者死亡的意识。死亡的坦率。我找到它了，他想。它是顶呱呱的，它是严肃的，它是美丽的，它是可爱的；它完全配得上你能想得到的任何溢美之词。
因此，当妮古拉·西克斯在一个雷声轰鸣的雨天走进黑十字，站在吧台边，掀起面纱的那一刻——盖伊就已经准备好了。他完全敞开了。
“臭婊子，”基思弄掉第三支飞镖时骂了起来。
作为一支飞镖，一个由塑料和钨制成的小飞弹，它在重力的作用下，直冲地心。阻挡它前进的是基思的左脚，那脚只有廉价跑鞋严重磨损的鞋面庇护：你能看见带着状如小靶心的血迹。不过那天黑十字还有另外一名射手或曰飞镖手；或许这个面带微笑的丘比特就潜伏在弹球桌的艺术品中，藏在辛巴德和塞壬之间，藏在妖精和魔鬼之间。老虎的眼睛！看到她的绿眼睛和厚嘴巴时，盖伊紧紧抓住老虎机的两侧，像是要寻求安慰或者支撑。弹球弹到了槽里。而后是一片寂静。
她清清嗓子，向酒吧男招待戈弗雷打听什么，戈弗雷狐疑地歪着头。
正当她要转身离开，基思进来了，或者可以说，他一瘸一拐地进来了，带着不靠谱的微笑向吧台走来。盖伊好奇地看着。基思说道：
“绝不会。他们这里不卖法国烟，亲爱的。绝不会。这里？绝不会。卡莱尔！”
一个黑男孩应声出现，气喘吁吁，得意洋洋，仿佛已经跑完腿了。基思给出指示，一张破烂不堪的五英镑钞票，而后转过身来，同时在心中估算什么。死亡在黑十字并不新鲜，它是家常便饭，一便士可以打发十个；但是特意定制丧服、帽子、面纱就两说了？基思开动脑袋瓜子，似乎想找个合适的言语。最后他说：“失去亲人了，是吗？戈德，给她一杯白兰地。她可以借酒消愁。不是特亲的人吧，我猜？”
“不，不是特亲的人。”
“你叫什么，甜心？”
她告诉了他。基思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sex！”
“S-i-x。事实上是Six。”
“Seeks！放轻松点，妮基。我们这里什么名字都有。嘿，小子。盖伊……”
盖伊现在步入她的气场。他强烈证实了她嘴唇上方有一缕黑黑的茸毛。你有时会见到这种女人，在戏院、音乐厅的吧台，在某些饭店里，在飞机上。在黑十字你可见不到哦。她看上去还像随时可能晕倒的样子。“你好吗？”他说着，对那只黑手套伸出一只手去（他用余光瞥见基思正在慢慢地点头）。“盖伊·克林奇。”他本来希望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却只感到某种滑滑、软软的东西，一种潮湿的感觉，或许其他人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吧。小卡莱尔从酒吧门口直闯进来。
“你必须让我付钱，”她说着脱掉一只手套。她那只现在撕扯香烟包装纸的手的五个指头全被咬破了。
“我请客，”基思说。
“我想，”盖伊说，“我想，你这是去守灵吧。”
“不是家里人吧？”基思问。
“只是我过去为她做过事的女人。”
“年轻吗？”
“不不。”
“不管怎么说。你做得不赖，”基思接着说，“表达敬意。尽管只是个老女人。这事我们都会遇到。”
他们继续聊着。盖伊突然感觉极度自责，买了更多饮品。基思探过身去，咕哝着，用拿着杯子的手要去给妮古拉点第二根烟。但这一招很快就结束了或者说流于破产，她放下面纱，说道：
“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太好了。再见。”
盖伊看着她离开，基思亦然：她轻移细步，摆动蛮腰，毫不扭捏：紧身黑裙下面露出完美的曲线，凹凸有致。
“太美了，”盖伊说。
“耶，她就可以，”基思说着，用手背擦了擦嘴（因为他也要离开）。
“你不会是——”
基思威胁地转过身来。他的视线落在那只手上，盖伊的那只轻轻拉着他前臂的手（那是他们初次的身体接触）。现在那只手松开，放下。
“得了，基思，”盖伊无力地笑着说，“她刚参加完葬礼。”
基思上下打量他一番。“生活还要继续，不是吗？”他带着一贯的欢快说道。他拉直防风大衣，男子汉似的吸了吸鼻子。“对此魂牵梦绕，”他说，像是对着外边的街道说似的。“为之祈求。为之祈祷。”
基思拖着步子穿过黑黑的门。盖伊犹豫了片刻，酒吧里的片刻，然后跟在后头。
那天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在兰斯登克雷森特，距离与马默杜克的十二小时之约只剩几分钟了，盖伊坐在第二个起居室的第二张沙发上，一反常规地喝着第二杯酒，想了又想：在这种养尊处优、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我如何能对世事感知一二？我想像蹦床运动员那样感受在重力作用下落回大地的感觉。重重地接触大地——只是接触大地。上帝把我们赤条条地抛入人间，拿走了我们的衣服和房子。
我看着他们离开。
基思跟在妮古拉后面走出黑十字。盖伊跟在基思后面。
我真希望当时跟在了盖伊后面啊，但那时尚早，是在我真正介入之前。
一个大有希望的写作模式正在形成。我可以两天完成一章，甚至包括所有我必须得做的实地调查。现在，每隔两天，我都做更多实地调查，皱眉蹙额、心满意足地记在笔记本里。我写作。我是个作家……或许为了衬托出马克·阿斯普雷庞大的文集吧，我把我以前发表的两部著作也摆在这儿的书桌上了。《一位听者的回忆录》。《在葡萄架上》。作者是萨姆森·杨。是我。对，是你。一位备受珍视的文体学家，在我的祖国美国。我的回忆录，我的报刊文章，都以写真、写实而被称颂。我不是那种喜欢杜撰、喜欢美化现实的冲动型作家。我也能美化，也能杜撰一些。但是完全杜撰，譬如说，一个人的生活细节，远非我能力所及。
为什么呢？我想那也许跟我在本质上是个好人有一定关系吧。总之，现在事实正在以不可救药的方式发展，而且没有人会知晓。
我对前三章如此纠结，所以我能做的也就是没把他们快递或者甚至是传真给霍尼格·乌尔特拉森的哈特小姐。我还可以另寻别家。多家出版社时不时地询问我的第一部小说的进展情况。出版社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我的一部小说。我亦如此。我在变老，以一种独特的速度变老。当然，哈特小姐一直是最坚持的。也许我会打电话给她吧。我需要鼓励。我需要鞭策。我需要钱。
今早基思来过。我想他一定是来劝我打劫的，因为这里到处都是随手可以打走的小玩意。
他想使用录像机。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录像机；没准在什么地方还有几十个呢。但是这一部，他说，有点特别。接着，他拿出一盘塑料盒装的录像带。封面上是个男人赤裸的身体，其下的三分之一被两缕金黄色浓发遮掩住了。标签上写着189.99英镑。
录像带名为《当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嘴发疯之时》。事实证明那名字很准确——甚至是恰如其分。我陪基思坐了一会，观看五个中年男人围坐桌边，不知讲的是丹麦语、瑞典语，还是挪威语，没有字幕，你时不时能听懂个把词。放射疗法。残疾人卫生间。“遥控器在哪里？”基思沉着脸问道。他需要用快进键和画面搜索键。我们找到了遥控器，但它似乎坏掉了。基思不得不从头至尾看个遍：那是部关于医院管理的教学短片，我想。我溜回书房。待我回来时，那五个家伙还在聊。一些演职员名单过后，片子结束了。基思看了看地板，骂道：“杂种。”
为了取悦他（兼有其他目的），我请基思教我飞镖。他收的学费可不低呢。
我也需要用快进键。但我必须任由事情按照她的速度发展。第四章我可以凑合写写基思的性忏悔（邪恶，琐碎，没完没了），在这个阶段还是至为纯洁的。
拉盖伊·克林奇入伙，培养他、发展他不费吹灰之力。收那笔钱是种耻辱。而且也注定很容易。
知道基思会在别处（忙着行骗，骗一位老寡妇——那也是很好的写作素材），我去黑十字晃悠，希望盖伊会出现。我生平第一次注意到吧台后面有个可笑的告示：“他妈的不准说脏话”。这种斥责能有何用？在这种地方斥责能有何用？我要了一份橙汁。其中一个黑汉子——他称自己为莎士比亚——注视着我，说不清是出于喜欢还是蔑视。莎士比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黑十字兄弟中混得最差的。那家伙的外套、塑料鞋、从来都不洗的骇人长发。他是当地的萨满教僧人：负有某种宗教使命。他的头发看起来就像炸开的洋葱。“你是在努力戒酒吗，老兄？”他慢条斯理地问我。事实上我不得不让他重复了大概五遍才明白他的意思。他那树脂般的脸上没有显出一丝不耐烦。“我不喝酒，”我告诉他。他很是不解。当然，禁酒虽在美国很普遍，在这里却从来都是一时的潮流而已。“说实话，”我说，“我是犹太人。”找抽呢，对着满满一吧台的黑人说那样的话。试想想在芝加哥或匹兹堡说那样的话吧。试想想在底特律说那样的话吧。“我们不喝酒，不怎么喝酒。”渐渐地，好像被钟表操纵了一般，莎士比亚的眼中充满了喜悦——在我看来，那双眼睛至少跟我的一样炽热和血腥。那是我境遇的一个令人尴尬之处：尽管它鼓励或者说强迫我过安静的生活，养成良好的习惯，但是过去沉重的一年却让我看起来像是暴帝卡里古拉。经我亲手处理的葡萄园、女奴和一切事情，所有那些千奇百怪的惩罚方式和干净利索的折磨……“全都写在眼睛里，老兄，”莎士比亚说，“全都写在眼睛里。”
他进来了——盖伊——一头浓密的金发，披一件长款雨衣。我见他要了一杯酒水，在弹球桌边坐下。我惊叹于他的透明，他那闪烁不定、畏首畏尾的透明，不禁洋洋得意。然后我悄悄挨近，把硬币放在玻璃上（这是弹球规矩），说道：“我们玩个双人游戏吧。”他的脸上先是一贯的惊恐，而后是坦率，再后是喜悦。我的弹球知识让他对我刮目相看。不管怎么说，我们实际上是一伙的，都沐浴在基思的恩泽之下。况且，他绝望透顶，正如那时候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一样。在一个现代都市，如果你无所事事（如果你没有破产，如果你在街头闲逛），你很难找到跟你一道无所事事的人。我们一同溜达出去，在波托贝洛路逛了一阵，然后——你难道不喜欢英国人吗——他邀我去他家喝茶。
一走进他那硕大无比的宅邸，我就看到了更多的出入大道。我还看到了滩头堡和桥头堡呢。他那个恐惧的妻子霍普，我很快就让她改变看法了；我可能刚开始看上去就像是盖伊从酒吧带回来的一坨屎吧（粘在他的鞋底上），但是聊了几句媒体和曼哈顿的人际关系网，很快就把她搞定了。我还见到了她的小妹妹莉齐布，把她打量了一个遍，看看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不过现在的这个互惠工没准能更快满足我的需要呢：她长得像只鸭子，不是很年轻，表情呆滞，很有利用价值。至于女仆奥希利亚多拉，我丝毫也没有浪费时间，当即就雇她到公寓来帮忙……
我有点讨厌说出来，然而马克·阿斯普雷却是个中关键。当我不小心透露我与这位伟人的关系之后，所有人都难掩激动。霍普和莉齐布都看过他那本风靡西伦敦的最新畅销书，《高脚杯》，即便是现在，阿斯普雷还带着它去了百老汇呢。我傻乎乎地问莉齐布喜不喜欢那本书，她说：“我哭了，真的。真的，我哭了两次。”盖伊不晓得阿斯普雷的书中所写何物，但是他惊讶地说，似乎是自言自语：“做一名那样的作家。就只坐在那里，做你要做的事情。”我强压着提起自己那两本书的冲动（那两本没有一本找到英国出版商的。我为此很是受伤。是的，那依然让我心痛。那依然有种微妙的灼烧感）。
所以蹩脚的作家往往能够惺惺相惜。我们两个单独待在厨房之时，盖伊问我做过什么，我告诉了他，特别强调了我与各样文学期刊的联系，还说自己是霍尼格·乌尔特拉森的小说顾问，这可纯属杜撰。我会杜撰，我会说谎。我怎么可能不会杜撰呢？盖伊问：“是真的吗？可真有趣。”我似乎对他传递了一种压力波；事实上，当他说“我写了几个故事……”的时候，我正在桌子下面用拇指和食指对搓呢。“没开玩笑吧。”“几个故事。实际上是旅游笔记的扩充。”“我当然很乐意看看，盖伊。”“那算不上什么好东西，什么也算不上。”“让我来评判吧。”“那有相当程度的自传性质，我恐怕。”“哦，”我说。“没事。别担心那一点。”
“前两天，”我继续道，“基思跟踪那个女孩了吗？”
“是的，他跟踪了，”盖伊立刻答道。说立刻，是因为妮古拉已经出现在他思绪之中了。因为爱是以光速行进的。“什么也没发生。他只是跟她说说话。”
我说：“基思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了什么？”
“他说了什么并不重要。基思是个说谎大王，盖伊……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我看了一眼那个孩子。天哪。
我就像个吸血鬼。我不能踏入那个门槛，除非受到邀请。不过一旦进去，我就赖着不走了。
无论何时，我想回来就回来。
现在，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对称关系。书中的三个人物都给了我一些他们写过的东西。基思的宣传册，妮古拉的日记，盖伊的小说。各有不同的动机：自我吹嘘，自我审视，自我表达。一个是免费送我，一个是扔掉被我捡了来，一个是哄骗到手的。
纪实性的证据。那是我在写的东西吗？一部纪实小说？至于艺术天赋，至于对人生的想象性安排，妮古拉是赢家。她比我们几个写得都好。
我必须进入他们的寓所。在这件事上，基思会比较棘手，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或许，或许有可能，他是为自己所住的地方感到羞耻。他会坚持自己的原则——基思，他的坚韧，他的傻礼仪，他的作案准则，他那疯狂而涕泪涟涟的品牌忠诚。基思自然会很棘手。
对于被谋杀者，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那会是一个真实的举动，而我必须知道真相。盖伊尚可值得信赖；我可以原谅他如梦似幻似的过高估计和他选择性的视而不见。但基思是个说谎大王，他跟我说的一切，我都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实。我必须知道真相。除了真相，我没有时间去过问别的。
我必须进入他们的寓所。我必须进入他们的大脑。我必须再往下深入——哦，再往下深入。
我们都知道那些艳阳高照、暴风骤雨的日子，它们让我们感觉到生活在一个星球上是什么样子。但是近来的动荡可以把这种感觉再往前推进一步。它让我们感觉到生活在一个太阳系、生活在一个银河系会是什么样子。它让我们感觉到——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都快吐了——生活在一个宇宙会是什么样子。
尤其是风。它呼哧呼哧掠过这个城市，呼哧呼哧掠过这个岛屿，仿佛是为了更猛烈的暴力做准备似的。过去的一周，风已经杀死了十九个人、摧毁了三千三百万棵树。
现在，近暮时分，在我的窗外，树木摇晃着脑袋，就像很久前的夜生活里频闪闪光灯之下跳着迪斯科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