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应州

嘉应州位于粤东北，东北邻福建，西北接江西寻乌，西面连惠州、河源，东南接揭阳、潮州，约东经116度06分，北纬24度33分。《大清一统志》记载：“嘉应直隶州，在广东省治东七百里。”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嘉应就有人类活动。1940年至1946年间，考古学家麦兆良对粤东地区开展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工作，并在五华发现春秋夔纹陶罐。秦始皇时，嘉应属于南海郡。嘉应首次独立建县是在南齐（479年—502年），南齐设程乡县，因纪念本地乡贤程旻而命名。“程旻，邑之义化人。性嗜书，恬于荣达。素以忠信结人，人服其行谊。有不平者不诣官府，辄质成于旻，为之辨是非曲直，咸心服而退。或望其庐，立自刻责者。”（程志远等整理：《程乡县志》，第146页，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93年版。）“后人思其德，名其里曰‘程乡’，因以名县云。”（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乾隆）嘉应州志》，第304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南汉乾和三年（945年）程乡升为敬州。宋开宝四年（971年），因敬州犯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赵敬之讳，改敬州为梅州，是为梅州一名使用之始。明朝李士淳认为，梅州是因梅绢而得名，梅绢是浈水人，汉初从高祖破秦有功，封于粤，即今程乡地，故号其水为梅源，溪曰梅溪。（程志远等整理：《程乡县志》，第3页，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93年版。）《光绪嘉应州志》载，梅州之得名，以其地有梅口镇（松口镇）、梅溪水（即梅江）而得名。梅州古代多梅，沿江两岸有“梅花十里”之说。南宋杨万里有诗咏梅州梅花云：“一行谁栽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此行便是无官事，只为梅花也合来。”今梅州人多持此说。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梅州，复置程乡县，隶属广东潮州府。清雍正十年（1732年）广东总督鄂弥达向朝廷奏报，将惠州府兴宁、长乐二县，潮州府程乡、平远、镇平三县，建置嘉应州，直隶广东布政司，称之为“嘉应五属”，“雍正十一年三月十四日题，本月十六日（军机处）奉旨依议，钦定州名为嘉应”。嘉应州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设置，包括今天梅州市的大部分地区。“本朝雍正十一年，改为嘉应州。辖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直隶广东布政司。”（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乾隆）嘉应州志》，第197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革命党人复改为梅州。

嘉应州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是历史上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地、聚居地和繁衍地。客家人是由北方中原汉族南迁而形成，罗香林《客家源流考》认为，客家先祖自东晋以后开始南迁，远者到达今江西的中部和南部，近者到达颍、淮、汝、汉诸水间。在唐末黄巢起义以后及五代时期再迁入闽、赣二省边的汀、赣二州，于五代、宋初形成民系，宋元之际开始自汀、赣迁入广东。嘉应的客家人，多从福建而来。黄遵宪《己亥杂诗》有诗云：“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今之州人，皆由宁化县之石壁乡迁来，颇有唐、魏俭啬之风，礼俗多存古意，世守乡音不改，故土人别之曰“客人”。）”（《诗草笺注》下，第810页。）

客家有三大文化元素：客家话、围龙屋、客家山歌。作为一个民系，客家最重要的特点是他们的语言，客家话是客家人认同的主要依据，所以有研究者称客家为“方言群体”。（陈志华、李秋香：《梅县三村》，第2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光绪嘉应州志》记载：“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大埔林达泉著《客说》，谓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之乱，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来。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占据，故客家所居，地多硗瘠，其语言多合中原之音韵。（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光绪）嘉应州志》，第121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围龙屋是客家建筑的典型代表，其整体布局是一个大圆型，以太极图为整体造型，天圆地方，依山傍水。围龙屋前半部为半月形池塘，后半部为半月形的房舍建筑，正中为方形的主体建筑。有“三栋二横”一围层，也有“三栋四横”二围层。客家山歌是用客家方言吟唱的民间歌谣，内容广泛，语言朴素生动，歌词善用比兴，韵脚齐整。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如果不熟悉土俗，即不知其妙。黄遵宪谓：“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之意。”（《全集》上，第76页。）又谓客家山歌是自然天成、天籁之音，非人力所能为。

客家民系有许多特色，其中崇文重教、妇女勤劳最为典型。嘉应客家人才济济，由于地处山区，谋生艰辛，宋代开始，客家人就有以读书为业者，到清代更是人才辈出。清代进士徐旭曾在《丰湖杂记》中写道：“客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亦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者。”（谭元亨主编：《客家经典读本》，第51页，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由于读书人多，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也很多，故取得功名的读书人冠于岭南。嘉庆二十年广东学政彭邦畴《重修梅州试院记》有云：“梅州隶粤之东路，自宋以后，代产伟人，稽旧志户口州属则一万五千七百有奇，兴宁则二千一百有奇，长乐则四千六百有奇，平远则二千九百有奇，镇平则二千八百有奇。我朝深仁厚泽，百余年间，休养生息，繁衍未艾，而州之应童子试者不下万余人，合之志乘，所载之数，士得三之一焉，故梅之文学以冠于岭南特闻。”（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光绪）嘉应州志》，第598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客家妇女勤劳，是客家民系又一特色，客家妇女不仅要操持家务，更要从事农业生产，上山采樵。因为要从事强度大的体力劳动，所以客家妇女不缠足。光绪《嘉应州志》卷八中写道：“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缉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挈之于古，盖女工男工皆兼之矣。自海禁大开，民之趋南洋者如鹜。始至，为人雇佣，迟之又久，囊橐稍有余积，始能自为经纪。其近者或三四年、五七年始一归家，其远者或十余年、二十余年始一归家。甚有童年而往、皓首而归者。当其出门之始，或上有衰亲，下有弱子，田园庐墓概责妇人为之经理。或妻为童养媳，未及成婚，迫于饥寒，遽出谋生者，往往有之。然而妇人在家，出则任田园樵苏之役，入则任中馈缝纫之事。古乐府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不啻为吾州之言也。其或番银常来，（俗谓往南洋者为番客，故信曰番信，银曰番银。）则为之立产业，营新居，谋婚嫁，延师课子，莫不井井有条。其或久赋远游，杳无音信，亦多食贫攻苦，以俟其归，不萌他志。凡州人之所以能远游谋生，亲故相因依，近年益倚南洋为外府，而出门不作惘惘之状者，皆赖有妇人为之内助也。向使吾州妇女亦如他处缠足，则寸步难移，诸事倚任婢媪，而男子转多内顾之忧，必不能皆怀远志矣。”（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光绪）嘉应州志》，第151—152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清初嘉应州人黄香铁所著《石窟一征》中说：“村庄男子多逸，妇女则井臼、耕织、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爨无所不为。天下妇女之勤者，莫此若也。盖天下妇女，劳逸尚分贵贱贫富，吾乡即绅士素封之家，主母与婢妾种作劳逸均之。且天下妇人，即勤劳亦或专习一事，吾乡则日用饮食皆出其手，不独田工女工已也。”（黄香铁：《石窟一征》，第161—162页，广东蕉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7年版。）在《己亥杂诗》，黄遵宪有如下描写：“妇女皆勤俭，世家巨室亦无不操井臼、议酒食、亲缝纫者。中人之家，则无役不从，甚至务农业商，持家教子，一切与男子等。盖‘客人’家法，世传如此。五部洲中最为贤劳矣。”（《诗草笺注》下，第815页。）梅县妇女不但不缠足，“头不缠锦，足不裹帛”。（程志远等整理：《程乡县志》，第17页，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93年版。）而且直到明代末期，梅县“男女饮酒混坐，醉则歌唱”，或者“饮酒则男妇同席，醉或歌，互相答和”。（陈志华、李秋香：《梅县三村》，第2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客家地区，女性甚至参加宗族的一切祭祀活动。这些在其他汉族地区是很少见的。

客家地处山区，崇山峻岭居其半。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富，粮食长年不能自给，经济落后，稍有天灾，就会发生饥荒。《程乡县志》记载，嘉应“地瘠民贫，安土食力，惟是山茁溪毛、川鳞、泽羽与。夫竭妇子终岁之勤而得之者，不过谷粟、布缕、鸡犬、果蔬，仅足日用之需而已。时偶不若力一不勤，未免冻馁。土物是爱，在程民，为尤急志物产。”（程志远等整理：《程乡县志》，第14—15页，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93年版。）明末清初，甘薯、花生传入嘉应，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黄遵宪《己亥杂诗》云：“絮棉吹入化春衣，渡海山薯足疗饥。一任转输无内外，物情先见大同时。”加上年轻人下南洋、经商等因素，18世纪以后，嘉应开始逐渐发展起来。黄遵宪有诗云：“海国能医山国贫，万夫荷臿转金轮。最怜一二虬髯客，手举扶余赠别人。（州为山国，土瘠产薄。海道既通，趋南洋谋生者，凡岁以万计，多业采锡，遇窖藏则暴富。近则荷兰之日里，英吉利之北蜡、槟榔屿，法兰西之西贡，皆有赀至百数十万者。总计南洋华商，“客人”居十之三）。”（《诗草笺注》下，第817—818页。）施吉瑞指出：“就客家人的开放意识和冒险精神而言，他们与广东省的其他居民很相像。广东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都一直被北方人称为‘南蛮’，但也正是他们从18世纪开始，在物质和文化方面都渐渐地繁荣兴盛起来。当清王朝的首都北京还徜徉在古典文化的午后余晖之中，中国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方对于革新的态度则显得更为开放和明朗。在黄遵宪出生一个世纪之前，一直相对落后的广东成为了那些志在超越因循守旧的艺术家以及拒绝受制于正统束缚的文人们的活动中心。”（施吉瑞著、孙洛丹译：《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