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的统一

我用古代一词意指犹太—希腊—希腊化—罗马世界。[31]

在摩西登上了尼波山之时，上帝向其展示了那片应许之地：“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玛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并对他说：“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但在进入这片地之前，摩西却死了（《申命记》34：1以下）。这里讲述的是一出著名的悲剧。摩西，这个以色列民族的拯救者，最后却为一个古老的罪而献身赎罪（至于这个罪形成于何处，却并不清楚）。

“当出卖人从我的塔楼中向我，也就是买受人，指示一片毗邻的土地，并表示他将土地的自由占有让与我，然后我即开始对这片土地的占有，就像我双脚已经越过边界跨入这片土地一般。”（克尔苏斯［Celsus］，D.41.2.18.2）这一段论及了所谓的traditio longa manu［长手交付］，一种完全不具悲剧色彩的移转占有的形式。

但这两个故事仍然有一致之处：从一个高处（尼波山/塔楼）所有权人（上帝/出卖人）向受让人（摩西/买受人）展示了这片土地及其边界：罗马人称之为fines demonstrare［边界展示］；而在《申命记》34：1及以下，边界则按照所有的方位作了描述。因此，按照罗马人的观点，仅通过察看和眼睛的丈量而没有身体上的占有，占有（一般情况下所有权亦同）即已移转于受让人。因为摩西已经察看了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并因此成为其主人，所以摩西或许也达到了他梦想的目的，并得以平静地逝去？[32]

这种对比可能显得非常轻率，但也同样说明道伯深切关注之事如此严肃。梅因（Henry Maine）爵士及其众多追随者主张，法（Recht）是在文明的进程中从宗教之中形成的，或者至少也是按照宗教形成的。道伯则怀疑，正如在产生《圣经》的“小型东方社会”（small Eastern community）里一般，法无论何时何地都理应如此。他开始从《旧约》的故事中推导出法理念和法结构。而这些法理念和法结构早已通过经文的作者、祭司和先知，被“神学化”到几乎无法辨识的地步了。就这样，他发现了摩西故事中的traditio longa manu［长手交付］，约瑟故事中（《创世记》37：31以下）的custodia［看管］概念，利亚和拉结故事中（《创世记》30：14以下）的locatio conductio［租赁］模式。

当大量相似和相同的法结构（彼此相互独立）出现在《旧约》和罗马法中时，对道伯而言随即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所谓“印欧的”（indo-europäisch）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如他所讲授的，Vestigii minatio［追踪脚印］，也就是对盗窃的追踪和随后的“住宅搜查”，应当是“古代印欧体系中特有的一种实践”。[33]道伯回顾了一些欧洲法律，他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法律形式的传播。然后他又从《旧约》之中为这一法律形式增加了一些例子。这最后一个例子也就是拉结的故事，她偷了家中的神像，“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创世记》31：19、34）。这个故事几乎又能逐字逐句地出现在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那儿（Sat.1.6.30）。[34]“这不是在说马克罗比乌斯讲的故事不是罗马人本来就有的故事”，[35]也不是说vestigii minatio［追踪脚印］谈不上一种特殊的印欧法律制度，毋宁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这些材料证明了这种跨文化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也能给予很实用性的解释：“如果有个人曾和我在一起，在其离开之后我丢了一件贵重的物品，而不管我是印欧人抑或是闪米特人，接下来我要做的事自然是追踪这个人。”（同上，页201）

自此之后，使古代文化互相联结便成为道伯全神贯注的事情。其中的一个里程碑便是1949年的论文《拉比式解经法与希腊化修辞术》。[36]塔木德已经从少数几个《圣经》的法规中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法体系。正统犹太学者将这一杰作归因于启示，自由派犹太学者则将其看作“纯粹逻辑”的产物。道伯对两者都不甚满意。以希勒尔（Hillel）拉比（约公元前30年）的著作为例，道伯展示了其中充满了希腊修辞术的形式、论证方式和主题。希勒尔讨论了“成文与不成文规范”、auctoritas versus ratio［权威与理性］这些传统主题，并运用了argumentum a fortiori［当然论证］、argumentum a minori ad maius［举轻以明重］等论证方式。这很容易使熟悉希腊和犹太传统的内行，在托名西塞罗《致赫伦尼》（ad Herennium）的众多作者、盖尤斯的作品中，注意到这些传统在罗马修辞技艺中的延续。因此，道伯得出结论：“哲学探讨在大体上总非常相似，不管这些探讨发生于罗马、耶路撒冷抑或亚历山大。”（同上，页349）

希腊化时期的共同性能很清楚地被认识，同样，《新约》思想和拉比思想之间（因基于相同的希腊基础）的亲缘关系因此也很紧密。1956年道伯出版了《新约和拉比犹太教》一书。这本书基础是1933年至1951年间的大量准备研究。本书致力于《圣经》母题（如童女生子以及众人得饱食）、传统主题（如“先知在本乡无人尊重”）、对偶人物形象（如撒母耳—耶稣或路得—马利亚）以及表面上看起来独立的犹太规范（如“以眼还眼”）的研究，是为了指明《新约》和《旧约》在拉比的解释中所呈现出的历史上、方法上、文化上的密切联系。“马利亚被刻画得与路得相像……马利亚，这个曾于中世纪激发了无数美妙祷文和诗篇的形象设计，其最终的原型在路得书中。”[37]与此相反，《新约》时期的拉比学说则混合了希腊化—基督教的佐料。

乍一看，道伯所有这些以及后来的很多研究[38]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比较，即法、故事、思想结构之间的比较。道伯也确实以这些比较研究实践著称。对犹太、希腊、罗马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同样对法学、宗教、哲学文本进行比较解释——在这方面，道伯毫无疑问堪称本世纪的大师，一位孤独的大师。

但通过这些坚持不懈的比较研究能得到什么？细微的差别得以呈现——“鲁克蕾提亚[39]的故事在古雅典是不可想象的，而吕西斯忒拉塔［Lysistrata］[40]的故事在古罗马同样不可想象”。[41]世界观之间的深刻差别也得以识别，就如对“突然”发生之事所持的各种态度。但在比较中变得更为清楚的则是所考察的文化之间的共同性：

近东杰出而深刻的洞察力开始崛起，他们通过希腊文化进行分析和总结并适应罗马社会现实。几乎无需赘言的是，我认为亚里士多德不是《圣经》经文的学生。[42]

道伯大量的比较研究，更多是按照古代文化之间的碰撞而非其分离进行的：基本的法结构、通过修辞术所塑造的思维模式以及无处不在的故事。一千多年的历史将地中海的人类结合了起来，亦将其文化融合在了一起。古代仿佛就是道伯毕生事业中唯一的伟大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