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进展

拉采尔之后很久，学界才出现构建政治地理学自身体系的独立尝试。世界大战的爆发带来了这方面的转机。历史事件的力量把狭义上政治地理学的具体问题推向前台，填满了那些以往拒绝这门学科的地理学杂志的栏目，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并不总是建立在纯学术的基础上。此后出版的作品在书市上大获成功，这证明无论在地理学界还是在广大受众当中，要求进行一般性理论阐述的呼声日益高涨。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我必须在此稍作介绍。一代地理学泰斗苏潘人生中最后的工作，不仅时间更早，也更重要。为了刻画理解方式上的这次转变，我们也许应该注意这位大师青年时期的作品《自然地理学的基本特征》（Grundzüge der physischen Erdkunde），书中写道：[69]

所谓的政治地理学，即关于当代国家建构的学说，在地理学的科学体系之内没有位置。自李特尔以来，这就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彼时的苏潘，显然还不是数十年辛勤治学，编审宫廷官职人员手册（Hofkalender）统计学部分的苏潘，也不是出版《地球上的人口》（Bevölkerung der Erde）并在其《欧洲殖民地的领土发展》（Ter-ritoriale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Kolonien，1906）中创造了历史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阐述典范的那个苏潘。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在重新修订的第六版《自然地理学》（Physische Geographie，1916）出版后不久，已经病患缠身、无法下床的苏潘，赫然写成《普通政治地理学纲领》[70]（Leitlinien der Allgemeinen politischen Geographie，莱比锡，1918）。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述，这些纲领是他所授各国地理学课程讲义的成果，根植于他的一个信念：为了给地理学中充斥的单调的地貌学方向提供一个对立维度，使其均衡，必须将政治地理学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单凭此处，我们就可以看出，拉采尔的论述并不能使他完全满意。尽管《纲领》一书在内容的宏大丰富上远远不及拉采尔，但却表现出了独特的视角，在材料的安排上也呈现出一种完全独立于拉采尔的方式。其主导动机是各国的形态、大小、区位和结构，而国家本身又被划分为自然、民族和经济三类。他认为行政划分只适用于实践，而与学术无关（见《纲领》第64及以下各页），但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不无偏颇。和拉采尔（第二版）一样，《纲领》也把交通地理学纳入研究范围。我认为，政治地理学不能不考虑交通，经济地理学（Wirtschaftsgeographie）亦然。但作为研究对象，交通地理学过于重要，也过于博大，无法成为某一种地理学的一部分，而是要求在普遍人类地理学（allgemeine Geographie des Menschen）的框架下拥有独立的地位。

苏潘著作中的新动向是“海洋性”[71]（Maritimität）的数字表达（海界和陆界构成的商）和“压力比”（Druckquotient）等。在弥留之际，苏潘意识到自己即将去世（1920年7月），因此在病榻上仍在筹备第二版。1922年，第二版问世，经过了明显的扩充，并适应了世界大战造成的崩溃之后的状况。这些对德意志民族而言具有灾难性和压倒性后果的历史事件，也影响了我们另一位学术前辈帕尔驰的演说。他就“政治地理学的教育价值”做了一场细致而丰富的报告。[72]演说的标题就足以让我们认识到，面对地理学中这个前不久还评价不高的分支，当时人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不久以后，多弗（Karl Dove）就写出了《普通政治地理学》的概述（柏林，1920，Samml.Göschen 1800），该书篇幅简短，选取了原作的启发性思想。自此往后，比较年轻的历史地理学代表人物福格尔（Walther Vogel）特别注重研究国家学。他的《新欧洲》（Das neue Europa，波恩，第二版，1923）第一次用德语[73]在历史的基础上阐述了今天欧洲的国家世界，他的《政治地理学》（莱比锡1922，Nat.u.Geist.634）是一次新的尝试，试图给一种普遍地理国家学（allgemeine geographische Staatenkunde）勾勒出一条基本方针：“建立一个由清晰明了的概念构成的体系，为具体研究提供坚实的支点，指出明确的任务。”书中材料的安排不依赖早先的范例，处处维护地理学的立场。

与之相比，迪克斯（Arthur Dix）的《政治地理学》（慕尼黑1922，第二版正在筹备）篇幅宏大，有着根本不同的特征。与主标题相比，其副标题“世界政治手册”（Weltpolitisches Handbuch）也许更加贴近主旨。作者因其大量著作而闻名，在《地理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在《政治地理学》的第一部分，他多次效仿拉采尔，通过插入统计表格，指明了大方向，其中，经济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而第二部分明显比第一部分更加广博，专门研究当代政治地理学（1914年及和平协议之后的各国状况，符合德国实际利益的运作等）。精简的《政治地理》（Politische Erdkunde，1922）则在狭小的框架下再现了他《政治地理学》的主要思想。

关于近年来这些现象的详细特征，我推荐读者参考齐格尔（Robert Sieger）在《地理学杂志》中的专题学术评论。他的多篇论文曾被多次提起，就其中与我们的研究对象相关的内容而言，这些文章一方面特别关注奥地利问题，[74]另一方面探讨普通政治地理学的相关问题，包括他曾多次辨析的概念“国家、民族和国家性”（“Nation，Volk und Nationalität”）以及“自然边界和政治边界”（“Natürliche und politische Grenze”）。[75]他为政治地理学所作的系统性阐释一简一繁，分别为下一个时代（应用地理学）和更远的将来做了准备。

哈兴格尔（H.Hassinger）对此也将有所探讨，但大约只是在人类地理学框架下较短的一个概述。[76]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齐格尔为即将出版的《政治简明词典》（Politisches Handlexikon，Kochler 1932）撰写的“政治地理学”、“国家学”、“地缘政治学”、“边界理论”（Grenzentheorie）、“自然边界”等词条。

当然，政治学本身仍在地理学家的工作领域之外。然而，正如在某些情况下，地理学家必须考虑和地理学相关的一些学科的重要文献，如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史学等，因此，政治地理学同样不能绕过国家学说，正如它无法回避社会学、统计学和国民经济学。限于这篇概述的框架，我们不能在此具体地深入探讨。但瑞典人契伦的著作，也许可以说是例外。他多次以德文出版的著作如《当代大国》（Die Groβmächte der Gegenwart，1914）、《世界大战的政治问题》（Die politischen Probleme des Weltkrieges，1916）、《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Der Staat als Lebensform，1917）等，具有高度关注地理因素的特点，架起了一座从政治学通向政治地理学的桥梁。迪克斯、苏潘、齐格尔、福格尔等人的论著都清晰地表现出这座桥梁的影响。契伦的术语体系（如地缘政治学等）也逐渐成为地理学文献的一部分，而他本人的地理学转向，则要归功于那位赋予政治地理学生命的天才研究者：拉采尔。

（译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德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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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按]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斯特拉波《地理学》中的篇目。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2）：“最终，由多个村镇构成的完美社会就是国家，这个共同体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目标，因为生活而产生，也为了完美的生活而存在。”VII.4 f.：“关于一个国家所允许的规模的边界，最好的定义是：在可维持自给自足生活、状况一目了然的前提下最大的人口数量……论其特征，每个人都会称赞一个最能自给自足的国家，若要如此，则国家必须能够供给一切产品。”比较Supan，Pol.Geogr.2.A.S.147 A。关于位置，参见上文S.293.A。[译按]中译本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页7及页356；或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Pol.VII，7，见拙著Völkerpsychologie und Völkerkunde（Wien，1922），页25。

[4]Krumbacher，Byz.Lit.，252ff.；Dieterich，Byz.Quellen z.Länder-und Völkerk.I，页34，节选亦见该书II，49-76，101以及下。

[5]Excerpta de legationibus，edd.Boissevain，de Boor etc.，Berlin，1903；Krumbacher，258ff.

[6]译文见Dieterich II，14-20，相关内容，参见Oberhummer，Die Türken und das Osman Reich，页26。

[7]Cic.p.Sest.§1 pro statucivitatis；p.Sulla§63 status rei publicae.

[8][译按]中译本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页3。

[9]Shakespeare，Hamlet I，4，something is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

[10][译按]原文Generalstaaten，荷兰语为Staten-Generaal，该词在历史上亦作“尼德兰七省共和国”（1581—1795）的代名词，因为该机构是共和国主权的所有者，Staten一词今作“国会”解，原为“阶级”之义，故历史上也将尼德兰国会译作三级议会。

[11]H.Rehm，Allgemeine Staatslehre（1907），p.16 f.

[12]Kjellén，Der Staatals Lebensform（Leipzig，1917），p.20，A.

[13][译按]Hermann Conring（1606—1681）被认为是德国法制史学科的开创者。

[14]Rich.Schmidt，Allgemeine Staatslehre I，p.58 f，p.74 f。关于更早时代的情况，参见Friedr.Wilh.Schubert，Handbuch d.allgem.Staatskunde von Europa（7卷，Königsberg 1835—1848，未完成）I 48-76.

[15]文本见Recueil de Voy.et de Mém.IV，Paris 1839，注释见F.M.Schmidt，载Zeitschr.Ges.Erdk.，1885，及Rockhill（带译文），载Hakluyt Soc.，II，4（1900）。A.Batton，Wilh.v.Rubruk，Münster 1921。

[16]最佳修订版见H.Yule，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London 1871，3.A.v.H.Cordier，1903。

[17]Opere Storichedel P.Matteo Ricci，S.J.；Macerata 1911 ff.

[18]History of Japan，London，1726.Histoire du Japon，A la Haye，1729.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von Japan，Lemgo，1777.

[19][译按]原文如此，一般写作Pêro da Covilhã。

[20]Mig.de Castanhoso记载了达伽马英勇的远征和阿比西尼亚的独特状况。这些材料于1898年被里斯本的地理学会再版，英文修订版由R.S.Whiteway发表于哈克路特学会II，10（1902）并附Bermudez的报道，德文见E.Littmann，Die Heldentaten des Dom Christoph da Gama，Berlin，1907，见Pet.Mitt.1908，Lb.N.461/2。阿拉伯人Fakih Schahabed-din记录了当时威胁阿比西尼亚帝国的索马里王侯Moh.Granj的事迹，1898年由A.d'Abbadie、H.Paulitschke、Futuh al Habascha在巴黎出版。参见Kurt Krause，Die Portugiesen in Abessinien，Dresden，1912。耶稣会士的报道今收在Rerum Aetiopicar.script.occident.ined.cur.C.Beccari，卷I-XIV，Rom 1903-1914。

[21][译按]即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西文有时亦称Hernando或Fernando，中译较少用。

[22]Wilh.Meyer，Die Geschichte des Inkareiches von 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Nachr.k.Gesl.d.Wiss.Göttingen，1893，Nr.1。R.Pietschmann，Geschichte des Inkareiches（标题相同，收录了文本和一篇详细的导言）。Abhdl.d.Ges.d.W.Göttingen，N.F.VI，4（1906）。H.Steffen，Anotaciones a la“HistoriaIndica”del 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Santigago de Chile，1912（Anales de la Univ.，卷129）。

[23]A.G.vanBusbeek的“ItineraConstantinopolitanum etAmasianum”首先于1581年在安特卫普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和翻译。此处相关，参见G.Hirschfeld，Ausdem Orient，Berlin，1897。R.Oberhummer和H.Zimmerer，Durch Syrien und Kleinasien页8及以下，A.Viertel，Busbeeks Erlebnisse in der Türkei，Göttingen，1902。当今关于邓施瓦姆的收官之作，当属F.Babinger的Hans Dernschwams Tagebuch usw.，München，1923。Stud.z.Fugger-Geschichte，herausgegeben von J.Strieder，7.Heft。

[24]录于“GestaDei per Francos”，II，Hannover，1611.比较Kunstmann，Abh.Bayer.Ak.d.W.，II.Kl.，VII，3（1855）；Peschel，Gesch.d.Erdkunde，2.A.，S.209f.；ders.，Abhandl.I，S.125ff.以前托为萨努多所制的地图，现在认为系热内瓦人维斯康提（Pietro Vesconte）所作，见Kretschmer，Marino Sanuto，载Zeitschr，Ges.Erdk，1891。

[25]58.Bde.Venedig，1879-1903.

[26]详见Gustav Wolf，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neueren Geschichte，§73-75。

[27][译按]德国地理学家，19至20世纪最重要的地理学家之一，研究重点为以地理和古文字学方法考察希腊及希腊各群岛。

[28][译按]法国史学家，研究重点为中世纪的塞浦路斯。

[29]比较Hantzsch，Sebastian Münster，Leipzig，1898，S.54，67f。

[30][译按]Hermann Adalbert Daniel（1812—1871），德国地理学作家，著有《地理手册》（Handbuch der Geographie）。

[31][译按]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佛兰芒地图学家、地理学家，其《寰宇概观》是世界上第一本地图册。后文的赫曼（Johann Baptist Homann）、苏伊特（Matthäus Seuter）、洛特尔（Tobias Conrad Lotter）均为17世纪德国地图学家。

[32][译按]布劳（Joan Blaeu，1596—1673）、杨森（Jan Jansson，1588—1664）为17世纪荷兰地图学家，后文的施蒂勒（Adolf Stieler，1775—1836）是18世纪德国地图学家。

[33]Gesch.d.Erdk.，2.A.，S.447.

[34]Le“Relazioni Universali”di Giovanni Botero e le Origini della Statistica e dell’Antropogeografia，Torino，1906.

[35]Geographia universalis，1596和1597年分别在威尼斯和科隆出版，是对托勒密著作的扩展。马吉尼的主要贡献并非该书，而是其意大利地图。相关的大型出版物为R.Almagià的L’“Italia”di G.A.Magini，Napoli 1922。

[36]Geografia Universalie，1598年出版于威尼斯。相关信息参见Magnaghi S.130ff。

[37]Pierre Davity（d'Avity），蒙特马丁领主（Sieur de Montmartin），1573—1635，将其作品Les Estats，Empires，Royaumes et Principautez du Monde编码为D.T.V.V.，1614年首先在奥梅尔（Omer）出版，1625年和1628年分别在巴黎、鲁昂出版。达维提去世后，该书以Le Monde为书名，被不同出版商多次扩充，最终由Rocolles扩为六卷，于1660年和1665年分别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拉丁文修订版“Archontologia cosmica-op.J.L.Gothofredi”附Merian的铜版画，于1629和1649年在法兰克福出版，附铜版画的德文版也于1646和1695年在同一地点出版。比较Allg.Enzykl.，I，23，S.228；Schubert I，57；Peschel S.448；Magnaghi S.42，113ff。A.Gilbert，Pierre Davity，His Geography and Its Use by Milton.The Geogr.Review VII，New York，1919，S.322-37。

[38]比较E.Schönfeld，Das geographische Bild Frankreichs in den Werken de Thous.Mitteil.Ges.f.Erdk.Leipzig 1914；S.184ff。法国北部和东部边界。

[39]书籍目录见Allg.Encykl.I，33，S.480f.，亦见G.Frick，Die Elzevirschen Republiken.Hallesche Abhandl.z.neuer.Geschichte 30（1892）。

[40]关于孔灵，见Allgem.Enzykl.I，19，S.107ff.；Bresslaui.d.Allgem.D.Biograph.IV；Magnaghi S.44 ff.，135ff.。其著作共7卷，1730年于布伦瑞克出版，其中《考察》（Examen）在第四卷，篇幅与之差不多宏大的Opus de finibus Imperii Germanici在第一卷。

[41]Abriβder neuesten Staatswissenschaft der europäischen Reiche，Göttingen，1749，7.A.1798.

[42]Göttliche Veränderungen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es.Belrin，1742，5.A.1790.

[43]Literarische Nachweise bei S.Günther，Gesch.d.Erdk.S.229，亦见Meyer的《百科全书》“统计学”条目。

[44]1802年，林克（Rink）根据康德的笔记扩充出版。我使用基希曼（Kirchmann）“哲学丛书”（Phils.Bibl.）第77卷版本。1757年夏，康德首次讲授自然地理学。也许他当时就已阐明了上述观念。“政治地理学”一词在他似乎也是一个接受过来的名称；至于在何处，我目前无法说明。

[45]比较Wisotzki，Zeitströmungen in der Geographie S.201f。

[46]关于毕兴，比较Allgem.Enzykl.I，13，S.385-389。Löwenberg在Allgem.D.Biogr.III中撰写的简短条目，部分内容源于此处。Schubert，Staatsk.v.Eur.I，24f.，66；Peschel S.803ff。

[47]1754—1992年，毕兴本人所撰为欧洲部分（I-V）和亚洲开头部分（XI，1）。后来的出版情况：1802—1807年间Sprengel和Wahl所撰亚洲部分（XI，2-4），1799年Hartmann所撰非洲部分（XII，1），1800—1803年Ebeling的美洲部分（XIII，1-6）。

[48]原版是1811年在巴黎出版的两卷四开本，同时出版的还有Friedrich Friesen参与编辑的Atlas géogr.et phys.de la Nouv.Esp.。内容概览载于Bruhns，Humboldt II，510ff。缩减版后印的一个德语译本（译者不详）见A.v.Humboldt，Gesamm.Werke9/10（Stuttgart，Cotta，o.J.）。原文中地文学的导言见Krümmel，Klass.d.Geogr.I，58-83。关于洪堡在墨西哥的作品，今见E.Wittich等，“Festschr.z.Enthüll.d.v.Kais.Wilh.II.gest.Humboldt-Denkmals”，Mex.1910，亦见Oberhummer Reseña，XVII.Congr.American.Mex.1912，S.329 ff.，Ann.Géogr.XX，S.65ff.

[49]Bruhns，Humboldt III，200-209.

[50]先作为1825年Relation historique的第三卷出版，后于1826年在巴黎独立出版。节选见Krümmel II，27-47。德译文见Therese Huber出版但未获成功的Reise in dieÄquinoktialgegenden，Stuttgart，1815-1832，Teil VI，1，亦见Gesamm.Werke Bd.12，相反，H.Hauff于1859/60年所译的Reise一书，虽然流行，但未载洪堡此文。关于书目，比较Bruhns II，514-518。

[51]“洪堡，你不懂如何写书；你写起来没有完结；但这不是书，而是一幅没有边框的画。”De la Roquette，Corresp.inéd.I，35。《考据性考察》的初版是一部巨大的对开本，没有任何结构、内容概览和索引；Ideler的德文版才附上了索引。

[52]Bruno Schulze，Char.und Entwickl.d.Länderk.K Ritters，Diss.，Halle，1902，S.59，A.1：“排除统计学，绝对是李特尔地理学的一个缺陷。”

[53]这是这位著名教育家名字的正确写法，他是李特尔的老师，见Allg.Enc.I，98，S.299f。他和Jul.Fröbel一起探讨了南美洲各国的状况。

[54]我很惊讶地在Kämtz撰写的、以往非常注重数学的条目“地球”当中，找到了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这个名称，见Allg.Encyl.I，36（1842），S.273。至于该词是否在拉采尔之前就已出现，我并不知道。

[55]类似的态度见Supan，1876，s.u.S.616。

[56]Abrégéde Géographie，共两卷，巴黎，1832，此后多次再版，有多种译文；德文第8版由F.Heiderich编订，共三卷，维也纳，1892—1894。Heiderich的新作Die Erde（维也纳，1923）即基于该版。

[57]第二版（1923）目前不在我手头。

[58]Abh.d.phil.-hist.Kl.d.Sächs.Ges.d.Wiss.XVII，4.

[59]A.Schäffle，Der Staat und sein Boden，Zeitschr.f.d.ges.Staatswiss.1899，S.193-240；L.G.Gumplowicz，Gesch.d.Staatstheorien（Innsbruck 1905）S.530-540，566.

[60]在少数比较深入的分析当中，尤其要突出的是H.Hertzberg Geog.Zeitschr.1898；O.Schlüter，Zeitschr.Ges.f.Erdk.1898；Vidal de la Blache，Ann.Géogr.1898。

[61]Deutsche Lit.-Ztg.1903，Nr.45.

[62]参照第三版第5、6页上的前言，特别是其中写到的，第二版第451页关于菲希特尔山脉（Fichtelgebirge）的一个无法理解的句子。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偏差，也许是上文提到的在第255页“乌拉圭（178700）”之后删去的一句，原在第二版第360页（第一版第325页）：“（中美洲各国的）平均面积不比布伦瑞克公国大多少”（3670平方公里！）。拉采尔在这里想到的是不是西印度群岛各岛屿的平均面积？其他例子见第二版第217页，第一版第529页。

[63]第六版相当于一部新作品，取代了古特（见上文第603页）出版、瓦格纳重新修订的《地理学教科书》。该书第1卷（数理地理学）出版于1894年，第4卷（传记和人类地理学）1900年，即《政治地理学》出版3年之后。

[64]谁若认为这个问题在地理上不重要，也许应该首先考虑以下问题：英国和其下各自治领域之间的联系是否可以脱离君主而存在？君主制的首脑在这里并无实质意义，但恰因为如此，方显出其重要性。发端于希腊人的共和制政府形式，是否可能发生在其他种族（Rasse）或非印度日耳曼（nichtindogermanisch）民族当中？我们需要想到欧洲各民族倾向共和制或君主制政府形式的不同基质（Veranlagung），想到在美国的土地上，君主制不可能扎根，而联邦体制意义重大。

[65]关于行政单位的地理意义，W.Tuckermann的论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文发表于Geog.Ztsch.1923，S.1 ff.，论述了帝国主义的法国通过犯罪和暴力，使莱茵兰地区深受其害。尽管该地区从四分五裂的不同领土中脱胎而出，构成行政单位的历史还不满百年，但我们仍可清楚地认识到：
通过行政管理组织，共同体思想是如何强烈地进入了民众当中，使地理学家不得不估计到这一点。南德意志各邦国的状况也与此类似，比如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巴登。
还需注意的是奥地利的各大皇冠领地（Kronländer），也拥有广泛的自治权和独立的国家意识（蒂罗尔）。

[66]Die Ziele der Geographie des Menschen.München 1906，S.39 f.

[67]Methodische Zeit-und Streitfragen.Geog.Ztsch，1923 S.39 f.

[68]Leipzig 1911，Nat.u.Geist.Nr.353.

[69]Begriff und Inhalt d.geogr.Wissenschaft.Mitt.Geogr.Ges.Wien 1876，S.73。在当时地理学注重单一自然科学方向的观念的影响下，W.Götz曾影射我关于历史地理学任务的报告（1891年地理学家大会，维也纳），解释称“不存在历史地理学”，但他后来（1904）却自己撰写了一部历史地理学著作。

[70][译按]以下简称《纲领》。

[71][译按]指沿海和内陆气候对海洋的依赖性。

[72]Geogr.Abende im Zentralinst.f.Erzieh.u.Unterr.7.Heft.Berlin 1919.

[73]早先在敌国出版的文献，我们大部分无从参考，因此这里不作讨论。

[74]Die geogr.Grundlagen d.öst.-ung.Mon.，见上文第554页，第1部分；Derösterr.Staatsgedanke und das deutsche Volk，Zeitschr.f.Politik IX，1916；Vomheutigen Deutsch-Österreich（1917，Dürerbund 166）；Die geogr.Grundl.d.polit.NeugestaltungÖsterreichs，SchmollersJahrbuch 42（1918）.Derösterr.Staatsgedanke und seine geogr.Grundlagen.Österr.Bücherei Bd.9 Wien 1918。

[75]这两方面的问题合于“Zurpolitisch-geographieschenTerminologie”一文，Zeitschr.Ges.f.Erdk.1917/18.

[76]见肯德（Kende），《地理学百科全书》（Enzykl.d.Erdk.）。